《桃花扇》坚持真实原则。《桃花扇》演的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始末，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孔尚任在创作中采取了真实的原则，全剧以清流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弘光小王朝兴旺的历史面目，基本上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只是迫于环境，不能直接展现清兵进攻的内容，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孔尚任对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刻画，虽然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加了点虚幻之笔，但总的来说，作者的褒贬、爱憎是颇有分寸的，表现出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桃花扇》中人物形象众多，且大都人各一面，性格不一，即使是同一类人也不雷同。这显示孔尚任对历史的尊重，如实写出人物的基本面貌。《桃花扇》中塑造了几个社会下层人物形象，最突出的是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在剧中是最高尚的人。他们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人格，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出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这是有现实的依据的，反映着晚明社会中部分妓女的风雅化以至附庸政治的现象。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其中也包含着他对尊贵者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愤激情绪。这在当时许多旨在存史、寄托兴亡之悲的稗史所不具备的。尽管孔尚任对人物褒贬还是使用传统的道德术语，如“忠臣孝子”之类，但其褒贬标准却扩大了“忠”的内涵，由以朝廷、皇帝为本变为以国家为根本。剧中把国家放在人伦之最上，以国家为君、臣、民赖以立身的根本。其意义也就超越了明清一代的兴亡之悲。
从艺术构思方面看，孔尚任在力求遵照历史真实的原则下，非常合适地选择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连带显示南明小朝廷的兴亡之迹。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结合，本是明末南京清流文人的一件风流韵事，作者以此事作为戏剧的开端，既表现出复社文人的作风和争门户的意气，又使全剧从一开始便将儿女之情与兴亡之迹紧紧结合在一起。南明小朝廷灭亡之后，侯、李二人重聚，双双入道，表现的是二人儿女之情的幻灭，而促使二人割断花月情肠的是国家的灭亡。可以说，《桃花扇》艺术地再现了南明小朝廷的兴亡始末。
总之，《桃花扇》在清代传奇中是一部思想和艺术达到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

通过江南才子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以及他们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描写明朝灭亡给国人带来的冲击和苦难，抒发作者历史兴亡的感叹，控诉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表达作者对故国的怀念。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

《桃花扇》虽为一出传奇剧本，但是立足于真实的历史史实之上，再加以艺术手法，将弘光朝的兴衰更替在舞台上一一唱出，其中散发的兴亡之感引起当时许多人的共鸣。虽是以艺术手笔，经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假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爱情故事带出一朝政治大事，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南明这段短暂历史的真实面貌。
正所谓：“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对于写作《桃花扇》的目的，孔尚任在《小引》中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桃花扇》以崇祯末年及弘光年间的事迹为主要内容，在整部传奇中，作者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在《小引》中，孔尚任非常明确的提出作《桃花扇》这一出传奇是以“局外指点”，即站在兴朝的角度看整个明王朝究竟隳败消歇于何处，从而惩创今日之人心，起到教化之作用，并最终达到“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的功用。
总的来说，《桃花扇》的意义在于它以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南明王朝的治乱兴亡。明代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矛盾性的朝代。从明朝的建立到它的衰落灭亡，各种历史事件层出不穷。而《桃花扇》通过讲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始末，将这段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都描绘得非常生动细致，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和人性的复杂。
因此，《桃花扇》演绎弘光小朝廷的败亡意义超越了明代，它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治乱兴亡的道理。同时也警醒人们要认真对待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为什么说《桃花扇》演绎弘光小朝廷的败亡,意义超越了明清易代的兴亡之悲? 第三讲 清前中期小说 第一节

【答案】：《桃花扇》剧本的艺术特点如下：一、结构：纵观全剧结构，一根主线贯穿前后，戏剧冲突十分尖锐，但又细针密线，出与出之间有机地串连在一起，浑然一体，使剧情得到了合乎规律的发展，从而加强了舞台的艺术效果。二、对比：在布局结构上作者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使剧情的发展更加引人入胜。三、叙事：《桃花扇》能够“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因为其文本内部蕴含着一套固定的叙事语法。四、人物形象：在《桃花扇》紧凑的结构中，作者塑造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妓女艺人的不下二三十个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有主有次，有褒有贬，但在孔尚任笔下，其性格却各不相同。

《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十余年的长期酝酿，在掌握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实人实事”而创作的一部反映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传奇。

《桃花扇》的思想意义在于：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第一个以戏剧的形式，展现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作品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和腐败，揭露上层统治集团及其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刻画了马士英、阮大铖一伙迫害清议派和无辜百姓的凶残面目，鞭笞了他们在国家危急时刻的投降主义本质。在表现正面人物时，孔尚任描写了史可法抗击清兵的决心，表现了他在“江山易主”以后沉江殉国的英雄气概。作者赞扬了李香君关心国家命运、反抗邪恶势力的可贵气节，肯定了民间艺人柳敬亭、苏昆生为挽救国家危局不惜奔波以及他们和其他歌妓、艺人、书商等下层人民反对权奸、关心国事、不做顺民的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强烈对比中，人们看出了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这一幕江山沦亡、“舆图换稿”的历史悲剧，激发当代人的故国情感，唤醒了潜在的民族意识。

作品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即作者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全剧的主题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这就说明作者所说的兴亡不仅是南明王朝的短促命运，同时还企图指出明朝三百年基业为什么会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

首先，从《桃花扇》所展现的故事情节里，我们看到了明代三百年基业覆亡的原因。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清兵乘机入关的时候，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勾结四镇迎立福王。他们忘记了中原未复，大敌当前，买妾的买妾，选优的选优，完全是一派腐化堕落的现象。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想到上下一心，团结对敌，反而假公济私，自相残杀，最后甚至调黄、刘三镇的兵去截防左良玉，致清兵得以乘虚南下，成立刚刚一年的南明王朝就跟着覆亡。马士英、阮大铖对于调黄、刘三镇截防左兵的后果不是没有想到的。由于他们“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认定了向北兵投降比向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让步好，就悍然采取了这一着。作品中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描绘，鲜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确是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它使我们从一连串舞台艺术形象里清楚地看到当时南明统治集团里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势力怎样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一步步把国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样由政治上的把持权位、排挤异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敌人的道路。

其次，作品还通过侯方域的活动表现当时统治阶级里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著名的复社文人领袖之一，在继承东林党人的事业，反对阉党余孽的斗争中，表现他政治上进步的一面。然而正当国家内外危机深重的时候，他却沉醉在歌楼酒馆之中，这就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动摇态度，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南明危亡的历史任务。“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作者在侯方域第一出上场时唱的〈恋芳春〉里就语含讽刺。后来又写他沉迷声色，几乎为阮大铖所收买，到最后更通过张道士的当头棒喝，指明他的迷误：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入道》出下场诗）作者正是以兴亡之恨批判儿女之情。

最后，作者还为我们描绘另外两类人的精神面貌。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古轮台〉然而在那样腐朽的南明王朝里，史可法是完全孤立的。他名为阁部、统帅，实际只有三千残兵，一座孤城。结果也只有留下一个悲壮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另一类是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物。李香君原是秦淮歌妓，她的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使她对统治阶级里的黑暗势力保持警惕，当她知道阮大铖出资收买侯方域的阴谋活动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了侯方域的动摇：“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并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侯方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是多么坚贞的性格。如果说却奁以前，她还只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那么从却奁开始她已被卷入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成为矛盾尖端的人物。尖锐的斗争锻炼了她，促使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她坚决拒绝再嫁，不管是利诱，还是威胁，她毫不动摇，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在斗争中她性格的光辉一面又有所发展，终至“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并进一步认识了马、阮统治集团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的本质，以及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在《骂筵》一出里，她更冒着生命的危险痛骂马士英、阮大铖：“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五供养〉“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腥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玉交枝〉

这些描绘使李香君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柳敬亭、苏昆生原来都是阮大铖的门客，当他们看到了复社文人的《留都防乱揭》，知道阮大铖是魏阉的党羽，就拂衣而去。后来左良玉不顾大局，要领兵东下，柳敬亭就不辞辛苦去劝阻。阮大铖逮捕复社文人下狱，苏昆生又主动去向左良玉求救。到明亡之后，他们宁愿归隐渔樵，不愿做清朝的顺民，他们的坚强性格和阮大铖之流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柳敬亭，他的豪爽、侠义性格和一个民间艺人所具有的幽默、诙谐相结合，表现了高度乐观主义精神。然而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们只能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将领和复社文人身上。当复社文人失败了，爱国将领牺牲了，他们的希望也跟着落空，结果就入道的入道，归隐的归隐，一个个走向消极避世的道路。

从《桃花扇》里这一系列的描绘看，它确是通过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儿女之情，表现了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恨，使读者或观众痛恨权奸的误国，叛将的投降，惋惜复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层人民的反权奸斗争和爱国将领的宁死不屈。作者在作品里从爱国思想出发所表现的爱憎也基本是分明的。

然而决定于作者的封建正统观念，他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剧中骂起义军是流贼，还把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当作像史可法一样的爱国将士来歌颂。左良玉哭祭崇祯时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就是骂那班文臣武将镇压农民起义无能。同时作者虽然怀着对明朝兴亡的遗恨，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思想，但由于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统治的严酷，作者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就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不仅称赞清兵“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闲话》)，还讴歌康熙圣朝的祥瑞；不仅回避了清兵血洗扬州的惨剧，在结局里还掩盖了侯方域的变节，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文学史上原有不少传奇通过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现，却使这类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它把侯、李的离合之情与南明的兴亡之感结合得更紧密。与它同时的《长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纱记》、《秣陵春》等算是结合得较好的。然而《长生殿》是通过兴亡之感来突出李杨的爱情，而不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样，《长生殿》在下本里就有部分情节离开了现实形势来颂扬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而《桃花扇》写侯、李的爱情是始终紧密结合明清之际的历史形势展开的。由于侯方域本身是参加过复社文人反阉党的斗争和史可法幕府的人物，通过他的一连串舞台活动就有可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南朝王朝内部的各种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通过她，又正好从侧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

传奇《媚座》出总批说：“上半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艺术构思。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里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锺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原书有《考据》一篇，列举传奇中许多重要历史事实所根据的文献资料。这种忠于客观史实的精神，在明清传奇中，除《清忠谱》外，是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然而作者又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这就说明作者不仅忠于历史事实，同时是通过精心的艺术创造，如排场的起伏转折，情节的前后照应，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为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较好的结合。《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两方面，从作品的凡例、批语看，它是作者创造性地总结明清传奇作家创作经验的成果。

此外如人物的描绘、语言的运用，也有它独到的地方。如《侦戏》中〈双劝酒〉：“前局尽翻，旧人皆散，飘零鬓斑，牢骚歌懒，又遭时流欺谩，怎能得高卧加餐。”以独唱抒发阮大铖的牢骚，表现了他一副可怜相。“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一段白，似乎也不无反悔之意。但接着悄语：“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啊!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终于露出其奸邪、阴险的豺狼本相。这样唱词和宾白的配合，惟妙惟肖地刻划了阮大铖的形象。《余韵》中〈哀江南〉套曲更是传诵的名篇：“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离亭宴带歇指煞〉

然而，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这实际是许多文人传奇戏在语言上的共同特征。

《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长期准备酝酿而完成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早在1684年以前隐居石门山时期，即已勾画出剧本的轮廓。此后广泛搜集史料，经历十余年，三易书稿于1699年6月最后完成。

《桃花扇》是一部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的历史剧。剧本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恋爱故事为线索，表现了权奸（以阮大铖、马士英为代表）和清流（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等为代表）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反映了明末动乱的社会面貌。

剧本反映的内容很复杂，但作者的创作意图却是十分明确的，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见“试一出”《先声》）他是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来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从而总结明朝亡国的历史经验。因此，全剧虽然以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人的爱情作为线索，但概括进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跟《长生殿》一样，它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戏，而是一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历史剧。

《桃花扇》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以在野的复社文人侯方域、陈定生、吴次尾等与在朝的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斗争为主线，同时穿插了下层市民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跟权奸的斗争，又组织进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既包括忠和奸的斗争，也包括权奸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这些矛盾斗争的内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全剧以对马士英、阮大铖等为代表的权奸们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心内容。剧作者怀着强烈的愤慨，比较集中地揭露了包括弘光帝在内的南明王朝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政治极端黑暗腐败：文官忙于“迎驾”、“选优”；武将则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借国家危险之机，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卖官鬻爵，骄奢淫佚，祸国殃民。作者将南明的覆亡，归结到这些权奸们的罪恶上。他在《桃花扇小识》中说：“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庵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尽管这样的认识和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所反映的晚明社会的历史面貌，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仍然应该肯定，剧本对权奸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反映了这一时期历史真实的某些侧面的。剧本对权奸形象的真实生动的刻画，概括了历史上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共同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但《桃花扇》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塑造了一批与昏君和权奸对立的有思想、有气节、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正面人物形象。

李香君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罕见的一个光辉夺目的妇女形象。作者将这个身处社会下层，受凌辱、被歧视的秦淮歌妓，描写成一个聪明、美丽、正直、刚强，明大义、有气节的人物。她对侯方域执著坚贞的爱情，表现了在政治上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正义感。她对爱情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选择的基础之上的。对权奸马士英和阮大铖共同的仇恨和斗争，是她和侯方域爱情的共同基础。爱情与政治斗争的紧密结合，是《桃花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比之《西厢记》中的崔张和《牡丹亭》中的杜柳，在爱情关系的思想内涵上，都大大地提高和丰富了。

《却奁》一出，集中地刻画了李香君的形象，将她的思想、眼光、气节、性格都写得十分突出，光彩照人。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拉拢复社文人，权奸阮大铖通过杨龙友，给侯李二人的结合送来妆奁。杨龙友并未讲明是阮大铖所送，而李香君却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有鬼，提出怀疑，表现了她不仅有思想，而且头脑冷静，警惕性很高。在知道了妆奁是阮大铖所送，目的是要纳交侯方域借以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以后，杨龙友为阮大铖开脱求情。这时，侯方域表现得软弱动摇，李香君却愤怒地斥责侯公子“狥私废公”，并拔簪脱衣，唱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几句唱白，将这个下层女子的眼光、思想、胸怀、气节，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侯方域也禁不住赞美道：“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作者写她卸去浓妆，却更加突出她灵魂的内在美。

以后，剧本又分别以几出戏进一步集中地写李香君的气节和对侯方域爱情的坚贞。十七出《拒媒》，写她蔑视豪门权贵，忠于爱情的崇高品德。她唱道：“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二十二出《守楼》，写她对依仗权势、强娶逼婚的田仰的庄严抗争。先是坚持说理，“堂堂之论，谁能置辩”（《守楼》一出评语）；继而顽强反抗，不惜毁容溅血。“一把诗扇，倒像一把防身的利剑。”表现了她心高志大，刚烈不屈。二十四出《骂筵》，写她面对权奸，无所畏惧，痛快淋漓地斥骂他们的罪行，一吐胸中之气。她将自己比作击鼓骂曹的“女弥衡”。令人敬佩的是，她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冤苦和不幸而泄私愤，而是从国家民族的兴亡存废出发感到痛心疾首，表现出她开阔的胸襟和眼光。李香君的形象在这里升华到一种更加崇高的境界。作者将一个在旧时代被人歧视的歌女写得如此坚强不屈，勇敢无畏，大义凛然，闪耀出夺目的光辉，是孔尚任的一个杰出的贡献。爱情描写突破了传统的郎才女貌、温情脉脉的俗套，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内容，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剧本还生动地表现了说书的柳敬亭、唱曲的苏昆生等下层艺人的崇高品质，赞扬了他们高洁的人品，洒脱的胸襟，勇敢、机智、诙谐的性格，以及强烈的正义感和乐于助人的侠义心肠。对民族英雄史可法也作了热情的歌颂。通过《誓师》、《沉江》等出，着意渲染和表现他的气节和民族爱国感情，写得十分悲壮。

复社文人侯方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象，作者对他的态度鲜明而又很有分寸。一方面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他跟庵党的斗争，他的正义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另一方面又善意地批评了他软弱、动摇和沉溺于个人爱情等弱点。作者在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艺术加工，集中概括了当时复社文人的某些典型特征。

《桃花扇》中所表现的鲜明的民族意识，是剧本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剧本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甚至是有意回避明末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但对当时在汉族人民中普遍存在的民族意识和抗清要求，还是有所反映的。剧本通过对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崇敬和哀悼，对降清人物刘良佐、刘泽清以及阮大铖、马士英的揭露和讽刺，对之明故国的追怀念惜，抒发了作者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

总之，《桃花扇》是一部是非观念明确、爱憎感情鲜明，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的优秀历史剧。它通过侯李之间的离合之情，批判权奸误国，哀悼明朝灭亡，总结王朝兴废的历史经验，热情地歌颂了敢于跟权奸作斗争的高尚气节和爱国感情。

《桃花扇》也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局限。这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权奸误国”在明朝灭亡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李自成起义称为“流贼”，表现了作者地主阶级的偏见，因而不可能对促使明王朝衰亡的阶级斗争作出正确的反映。剧末正面人物修真学道，遁迹山林，虽然表现了不愿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值得肯定的态度，但毕竟是一种充满虚无主义情绪的消极反抗。民族意识跟封建的愚忠观念联系在一起，也包含着某种狭隘性和落后性。

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代表作.孔尚任米出仕之前,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到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成桃花的故事,就想写一部反映南明灭亡的传奇剧本,因"见闻本广,有乖信史",未敢贸然动笔.康熙二十五年(1681),他奉命随工部传郎孙在丰督修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代生活了三年,结识了一批明朝遗老,凭吊了不少南明历史遗迹,搜集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料,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在经过十几年酝酿和准备之后,终于以三易其稿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这是一部"借高台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它以复社名士侯朝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作者是非分用,爱憎强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腐败,奸佞专权和将领骄悍,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对矢志报国而无力挽狂澜的史可法则寄予深切同情和大力称颂.作品着重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事,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满腔热忱地赞扬他们心系国家安危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桃花扇》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剧本刚脱稿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北京演出者,岁无虚日,故臣遗老"啼嘘而散".它是继《长生殿》后又一部古典戏曲的杰作.
本书以康熙戊子刻本为底本,以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为参校本,择善而从.因为是为普通读者提供的读本,故而未出校勘记.

《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代表作.孔尚任米出仕之前,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到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成桃花的故事,就想写一部反映南明灭亡的传奇剧本,因"见闻本广,有乖信史",未敢贸然动笔.康熙二十五年(1681),他奉命随工部传郎孙在丰督修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代生活了三年,结识了一批明朝遗老,凭吊了不少南明历史遗迹,搜集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料,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在经过十几年酝酿和准备之后,终于以三易其稿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这是一部"借高台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它以复社名士侯朝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作者是非分用,爱憎强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腐败,奸佞专权和将领骄悍,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对矢志报国而无力挽狂澜的史可法则寄予深切同情和大力称颂.作品着重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事,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满腔热忱地赞扬他们心系国家安危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桃花扇》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剧本刚脱稿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北京演出者,岁无虚日,故臣遗老"啼嘘而散".它是继《长生殿》后又一部古典戏曲的杰作.

《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代表作.孔尚任米出仕之前,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到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成桃花的故事,就想写一部反映南明灭亡的传奇剧本,因"见闻本广,有乖信史",未敢贸然动笔.康熙二十五年(1681),他奉命随工部传郎孙在丰督修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代生活了三年,结识了一批明朝遗老,凭吊了不少南明历史遗迹,搜集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料,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在经过十几年酝酿和准备之后,终于以三易其稿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这是一部"借高台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它以复社名士侯朝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作者是非分用,爱憎强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腐败,奸佞专权和将领骄悍,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对矢志报国而无力挽狂澜的史可法则寄予深切同情和大力称颂.作品着重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事,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满腔热忱地赞扬他们心系国家安危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桃花扇》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剧本刚脱稿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北京演出者,岁无虚日,故臣遗老"啼嘘而散".它是继《长生殿》后又一部古典戏曲的杰作.
本书以康熙戊子刻本为底本,以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为参校本,择善而从.因为是为普通读者提供的读本,故而未出校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