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让儿童文学界重新认识了王勇英，丰饶茂盛的乡村图景、独特深厚的客家文化、细腻深切的记忆，带给读者一个新鲜的世界，也让我们对王勇英的创作充满期待，期待她从这深厚的生活里开掘出一条新路。王勇英不负众望，从“弄泥的童年风景”到《巫师的传人》《青碟》，再到新作《禾花》，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实而广阔的文学道路，使得“大车”成为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儿童文学地理坐标，它不仅仅是一处新鲜的、田园牧歌式的“风景”，还是正在演绎、日渐开阔与丰富的人间活剧。

《禾花》在王勇英关于“大车”的系列作品中，是一个新的题材。一个哑巴、一个瞎婆、一个跛脚、一个疯子、两个孩子所构成的家庭，穷困和疾病的“基因”顽固地代代传递。虽然禾花和弟弟谷米都是健康的孩子，却要时时顶着“总有一天要疯”的谶语，生活在无边无际的困窘与恐惧之中，被孤立，被嘲笑，无论如何努力，甚至刻意讨好，小小的姐弟俩也泅渡不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紧张。他们惟一的力量，就是残缺不全的亲情，尤其是奶奶豆婆，她强大的生命力、乐观的生活态度、倔强的精神成为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却又始终没有坍塌的支柱，是体力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极度的困厄中，豆婆以超人的坚韧、苦干、乐观和智慧，让这个家活了下来，使这个在外人眼里已经不能称其为“家”的家庭，也有着自己的欢喜。姐弟俩和豆婆一起给新生的小鸭子剪毛的温馨与欢乐，谷米坐在墙头荡着脚丫的宁静，一点小小的收成带来的喜悦，都是这个家微弱的光亮，是他们继续抗争下去的希望。

王勇英着力要探索和传达的，是弱者身上的生命强力。只有身处乡村，才能理解禾花奶奶对于家族延续的信仰。困顿如此，她还要为跛脚的儿子娶亲，短暂的幸福最终葬送了这对天生不幸的新人。新媳妇三停的悲剧如此惨烈，她的生命那么短暂，但是却像阳光一样照耀了这个家庭，带来了馨香的气息。哪怕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也无法接纳一个天生病残的孩子，三停决绝地走出家门的背影，她的哥哥站在村头送她离去的目光，悲凉而无奈。当普通人慨叹生活的艰难时，对豆婆一家来说，活着就是最高法则，是要拼尽全力去争夺的权利。这样一个家庭，坚定地走向田地去劳作的场景，在暴雨中晾起一绳绳红萝卜的场景，是豆婆与老天的一场“豪赌”，她赌自己的意志、耐力，那是绝望中的人惟一跳动的精神之火，她知道，如果大雨浇灭了这点精神的火光，这个家庭就陷入了永远的黑暗。

禾花在豆婆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延续着豆婆身上那股“神秘的力量”，成为这个家庭新的支撑。禾花是豆婆这棵老树上绽出的新芽，她向着豆婆的坚强和能干生长，向着土地和粮食的朴素生长，但是，她的内心又跳动着这个时代的少女特有的渴望，那么卑微那么鲜活。她努力去讨好小伙伴，以改变自己被孤立、被排斥的处境，对同龄人亲密关系的看重是这个年纪的少女所特有的心思；她和婶婶三停的“秘密”，包含着一个少女对另一个少女的理解，在这个家里，这份理解只能是禾花给予；父亲瘫痪痴呆之后，她希望“一辈里必然出一个阿唱”的诅咒落到自己身上，提前训练弟弟的生存能力，一个少女来准备“后事”的决然与无力感，交织着绝望与希望。这部小说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呈现，对人物精神力量的挖掘，它展示出人们在苦难中强大的“自救”力量。

但是，作者也意识到，要斩断禾花一家的“魔咒”，单靠自救的力量是不够的。小说的开头，就有一束光照耀进来——文安校长专门来禾花家动员她上学，而且是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禾花和谷米自懂事以来，家里一直没有来过客人，甚至陌生人。刚才老师的到来，终于让他们品尝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欢喜。”但是，作者并没有让禾花走进学校。这束光亮明明灭灭，一直到小说的最后。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两家被上天厌弃的人家，他们的不幸一代代地承续，以外人无法理解的卑微与坚韧，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些家庭没有一点抵抗风险的能力，靠家庭内部的自我奋斗已经难以突围。改变命运的外力来自哪里？如果是传奇小说，那就是偶然的好运。但在直面现实的作品中，作家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支撑。王勇英选择了“扶贫”，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贫困地区而言，这是合乎现实的矛盾解决办法。但是，作家并没有因此就让这个家庭安然无忧。小小年纪就历经磨难的禾花，在这个家稍微得到喘息的时候，她的选择是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从实现的需要而言，教育是中国农民人生突围的最佳选择，从个人的成长而言，教育也是一个乡村的孩子体会人生、开阔精神的最佳途径。

这部新作很好地处理了“变”与“不变”的关系。它既是大车故事的延伸，在人物关系、地理空间上保持了一致性，是对王勇英“大车文学”的继续丰富。同时，在时间上，它又体现出了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塑造新的人物，讲述新的故事，展现出乡村生活新的横切面——相对于以往那些独特的大车故事，禾花一家的生活，看似极端，却是中国乡村长久以来一种普遍的存在。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两个远近“闻名”的家庭，几乎每个乡村孩子的童年，都有这样一个“阿唱”的存在，他们走到哪里，孩子们就聚拢到哪里，起哄、耍笑、捉弄。这些疯婆疯汉是孩子们取笑的对象，也是玩伴，又略微带着一点惧怕……现在想来，各式各样的疯癫，有遗传的因素，有后天的悲剧，但是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他们的家庭如何承受这种生活，少有人关注。王勇英选择一个极端的家庭、极端的弱者，不回避矛盾，不刻意美化或者丑化人性，显示出她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乡村现实的关怀。

小说的背景定位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眼下的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延续性，它不是在忧伤中追怀永远逝去的生活，而是直面现实、直面乡村苦难的诘问与思考。小说所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正在打开的世界。小说最后，那个从镇上飘来的气球，是降临到禾花生活中的惊喜，它有随意性，也有必然性。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表达，它有着孩子才能感受的渴望与惊喜，却又带着模糊的暗示：禾花一直坚信好运是气球带来的，这不是偶然的胡乱联系，而是对开放的世界、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正在惠及这个家庭的隐喻性表达。这种开放性，给予禾花一家生活的希冀，给王勇英笔下的故乡“大车”带来生机与活力，也给王勇英的创作带来一种广阔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