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读史能够明智，看一件事物需要了解它形成发展演绎的整个过程，方能对其现状理解的更为透彻。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一定与古代中国思想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制度的改良与革命，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促成两个文明碰撞所致的一次次的思潮，也无一不见证了中国人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由传统的向现代的更为开放的观念转变。还记得高中那会儿上中国近现代史课，学到西方人一次次侵略我们的国土，一次次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心中难免很悲凉。总有个挥之不去的困惑萦绕在脑海里。为什么中华文明曾经在唐朝时候如此强大，综合国力在当时属世界前列；而到了明清，国家却一步步走向没落，政府的集权暴政和愚昧无知随着文字狱的兴起、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到达了极致。而与此同时，西方为什么能够促成社会的工业革命，科技振兴。等待中国的，却只有西方列强的欺辱践踏百般蹂躏。

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 是子学时代，第二篇 为经学时代。从孔子到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到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子学时代主要介绍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经学时代则记述了从汉代到晚清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陈寅恪评此书，赞为“取材谨严，持
论精确”。《中国哲学史》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许
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
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
；等等)，均发前人所未发，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关于《中国哲学简史》的读书笔记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浮浅。入世和处世是对立的， 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她们的综合。而中国哲学的背景：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直到今日，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在全体人口中占到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致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为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轻商。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里，商人自不免受到轻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种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人出身于“耕读世家”往往引以为傲。读书人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他们一般出自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办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
儒家的人生观、哲学观是崇尚礼乐、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维护现实既定的宗法秩序，儒家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追逐功利的；并且其哲学观具体说来就是正名、仁义、忠恕、知命。墨家的人生观、哲学观则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墨子质疑周代早期的传统典制、礼仪、音乐、文学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力求使之简化，而且找他看来更为实用；并且其哲学观主要便是批判传统典制和对它加以粉饰的孔子与儒家以及对游侠道德的辩护，具体说来就是兼爱、天志、明鬼。道家的人生观、哲学观是师法自然，更多的强调人与“自然”的一致，以追求理想中的“无我”境界，道家的思想主张则是倾向于出世的、超然物外的。阴阳家的人生观、哲学观是讲宇宙论的一派，由于它把宇宙的原理归结为阴阳两个主要原则：阴是代表女性的原则，阳是代表男性的原则，两者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心目中所见的宇宙一切现象。他们试图以自然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它代表了一种科学探索的倾向，它总是和实际打交道。名家的人生观、哲学观是分辨名实，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现实是像对的，名是绝对的。名家的哲学解析名实，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在中国哲学里对“形象之内”和“形象之外”是加以区别的：形象之内是“实”，是指一类形象和属性。人们经验中的任何对象或可能成为经验对象的东西都有形象和属性，都是在现实世界之中。反过来，也可以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形象与属性都是经验的对象，或可能成为经验的对象。法家的人生观、哲学观是不赞成当时一些儒生强调政府要以德治过，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一个成文法典的基础上。他们为君王公侯出谋划策，告诉统治者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他们鼓吹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需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套方略，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仅仅有条。他们为自己鼓吹的统治方略提出理论根据。
关于社会，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能够走上轨道、井然有序，首要的是“正名”；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换句话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含有一定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每个人在社会里，各有责任和义务，任何人有其名，就应当完成其责任和义务，这便是孔子主张的“正名”的意义。由孔子之“正名”理论出发，在当今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尤其需要完成的责任和义务；其中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外要拓展中国队国际市场及形象等，对内要关注民生，而近年在政府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在今次关注和慰问南方多个省市自治区受到风雪影响的百姓，都体现了领导人对民生的关注；他们肩负起了与自己名声下相称的责任与义务，因而可以说符合了“正名”。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义者宜也，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它某些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它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得多。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由他应循的义务，那时他应该做的，但是这些义务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论语》里孔子“仁”这个词时有时不是仅只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行，这便是“仁人”一词的含义。在这种场合下，“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还有灵位一方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行动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后来又的儒家把忠恕之道称作为“挈距之道”，意思是说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忠”和“恕”的做人原则也就是“仁”的原则。因此，一个人按“忠”、“恕”行事为人也就是“仁的实践。这种实践引导人去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就包含了“义”这种为人的品质。因此“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仁义忠恕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在现今中国由于种种问题使得人性趋于麻木，正确品德、道德观、价值观正变得扭曲，因而政府提出新儒家思想以及“八荣八耻”来规范和重塑正确品德和道德观，希望人们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知道怎样由人及己，懂得所不当做的方面；而“感动中国”这一节目能使人感动的重要原因则在于被提名参选的人都有邪恶美好的品德，他们可以为了别人而牺牲自我，他们在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推己及人，知道怎样主动去做。在儒家的形而上学思想中有着“中”与“和”、“庸”与“常”这两组概念。《中庸》对于“中”的意义作了充分发挥，“中”的真正含义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并且在“中”这个概念里时间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往往把“时”与“中”联系起来，如“时中”的含义是懂得“适当其时”、又“恰如其分”地行事；《中庸》第一章写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忠；罚而未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也，万物育焉。”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里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当人的感情倾斜出来而保持恰如其分，这时也仍然是“中”。“和”来自“中”，“中”又是调和各种心情所必需的。这个思想适用于人的感情，也同时适用于人的欲望。个人的行为或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中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当人的情感或欲望都表现得合乎分寸，他内心便达到一种平衡，这时精神健康所必需的，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都适度地满足，这时，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而“和”便是协调分歧，达成和睦一致；“和”意味着和谐，它承认不同，而把不同联合起来成为和谐一致。这种和谐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各种不同成分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中”的作用则是达成“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有各种不同才能、不同行业的人，各有自己的地位、完成不同的作用，各得其所、彼此没有冲突；一个理想的社会也是这样和谐的一体。同样，在《中庸》第一章里也提出了看似“普通”与“寻常”事务的重要性，这是《中庸》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它以“庸”来表示，意思就是“普通”与“寻常”。人们每天都学要吃饭、喝水，因此吃饭喝水成为人类的日常活动。它们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寻常，成为人人不能离开的事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人际关系和道德也同样是不能须臾离开的。有的人觉得人际关系和道德是十分寻常的事情，因此并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价值。其实任何人离开了它们便无法生活。吃饭、喝水、保持人际关系、道德价值，都无非是顺乎人性，这便使“率性之谓道”。所谓精神文化、道德教育，其实就是培养“道”的意识。现而今虽然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遵循“道”来生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这个事实；精神文化的作用就在于使人懂得它们其实是在循“道”而行，使人懂得生活的意义和懵懂地生活是不大一样的。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今年上马哲课程的时候，听金梦兰老师提过有关哲学的一些发展，她说：“国外哲学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联系，而中国的哲学则主要强调个人修养”。之后，我便想看一些中国的哲学书籍，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内涵。于是便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籍，以求增加自己在哲学方面的知识。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46-47年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任访问教授期间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后又经翻译为中文。书中大致按照时间的推移顺序主要介绍了不同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主要思想流派的主要思想、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们的个人经历。
冯友兰先生在开篇第二章中对中国民族的背景与特点与希腊文明相对比，做出了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精彩论述。这一观点现在为许多人所引用，但大多是为了对比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有的更是旨在强调我们性情中的不足。山与海确实是一精妙的比喻，但我想冯先生的本意还是在用地理的差异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而对思考方式及观念造成的影响阐述文化差异的根源。
在我们先前接受的教育中，中国社会在先秦时代是百家争鸣，汉武帝之后儒家得官方推崇而一枝独秀，后又兼有儒道释三种思想相互争论交融，但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既然时代不同，那么背景也不同了，思想方面，不同时期所谓的儒家的思想也就是不同了。每个时期的思想家都有他们独立的想法，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把新的思想藏在古训的包装下以求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大概相信古人之言是中国文化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将中国思想的历史分为子学时代（秦代以前）和经学时代（秦汉之后）。按照先生的观点，秦代以前，华夏大地出于诸侯纷争的阶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正处于变革，国家的概念正在逐渐的扩大，旧的政治制度正逐渐瓦解，新生事物的冲击，旧的传统不能很好的驾驭国家，在探索中，必然引发新的观点，一方面由于战争或其它原因一些贵族失去了土地、财产，沦为庶民，另一方面一些平民凭借一技之长或其他原因得到贵族的宠信地位上升。贵族流落民间也将知识传播到民间。这些都为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而秦代以后，尽管偶有乱世，但基本上中国大地处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君王们出于统治的需要实行思想统一，思想家们形成的新思想，需要在古籍中找到依托，用冯先生的话说是在旧的瓶子里添水，而瓶子还能不断渐渐变大以满足需求。唯有整个社会的制度彻底的变了，旧瓶子被打破了，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新鲜思想的出现。纵观中国历史，新鲜的思想文化也更多的是在所谓的乱世大有发展。
与西方的哲学的纯粹理性思辨不同，在中国并没有真正专门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多数是为了现实服务，因此其强调其人文性，故每种思想打上了思想家的个人烙印，因此，正确理解一种思想的基本观念，必须先去了解思想家的出身背景与人生经历。
诸子百家百十家，起源各不同。汉刘歆曾尝试对诸子进行分类并追溯了其起源，冯先生做了修正总结。套用冯先生套用刘歆的话说：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儒墨对比。儒墨被韩非并成为当时的显学，它们的许多观点时针锋相对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作为贵族的后裔，尊礼乐，礼乐本来就是贵族生活的部分，他讲求回复西周旧制，根本上也是希望回复西周时期贵族的生活，所谓“礼乐崩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后人或是当时其他的人看来或许未必如此。与此相反，墨子出身与手工业者之中，算的上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尽管墨家被认为处于侠义之士，但从墨子的思想中可以明显的带有实用性的原则，这与底层人民追求最直接的利益有关。儒墨观念的一个重要冲突体现在丧葬上，孔子提倡厚葬，且子女要守孝三年，而墨子则认为人死了那草席一裹埋入土里就算完事了，该干什么还就干什么去。对于贵族来说，厚葬是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的，守孝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