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道路上，没有谁能绕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作为男人的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敬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
司马迁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上至汉武帝，下致平民百姓，举国上下没有人不喜爱《太史公记》，没有人不佩服司马迁的才华。
司马迁几次要死，但都有人出手相救，总也死不了。汉武帝的舅舅田 ，几次想害死司马迁，最后却给司马迁送来了最好的竹简，老妻为司马迁做了最牢的棉线。这两点就使得刘彻后来看到《武帝本纪》时怎么摔也不坏。加剧了刘彻对司马迁的愤怒。
司马迁悲，本来想用自杀来挽回他自己所剩无几的尊严，无奈，那瓶毒药被讨好皇上的太监总管吴事换成了麻药。被皇上指派杀司马迁的刘弗陵因敬仰司马迁，不忍心下手。最后是杜周握着刘弗陵的手补上一剑，才使司马迁终于死去。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的最为广泛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在这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认为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他的孙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我们必须感谢，感谢那个时代人对司马迁的宽容，对司马迁才华的敬重，才使我们看到了《史记》，知道了这部伟大的著作。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这种恐惧的最初表述，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卧薪尝胆，知耻而后勇
这人真好，由衷的佩服他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复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对此稍作解释),被捕下狱,惨遭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看,这是宫中的机要职务,实际上却是以一个宦者的身份在内廷侍候,为一般士大夫所鄙视。在这期间,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出于以往的沉痛教训和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司马迁觉得实在难以按任安的话去做,所以一直没有复信。后来,任安以重罪(坐观成败)入狱,司马迁担心任安一旦被处死,就会永远失去给他回信的机会,使他抱憾终生,同时自己也无法向老朋友一抒胸中的积愤,于是写下了这篇《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