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
原来既已听闻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万分佩服，尤其他那一阙《大江东去》、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及其余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等等等等，不尽于牍，皆令我为之折服而赞不绝口。他为北宋豪放派词人乃是当之无愧，开创出宋词另一番天地。
阅毕此书，方知东坡其余的光辉点如天际之星，亦熠熠闪光，如爱民、敬友、忠妻，不一而足，他在杭州任太守期间，曾数次不厌其烦上书朝廷“莫专以救济百姓为法，而要未雨绸缪的做好防饥备馑工作”（见第二十二章）。苏轼毕生朋友满天下，且几乎各行各业皆有：道士、僧人、朝廷命官、边城微吏、平民百姓、青楼妓女、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举之不尽，列之不穷，就连后来他的敌人章CHUN（竖心旁加“享”），东坡也不计前嫌的宽容他的罪行（见第二十八章），至于其元配夫人王弗，苏轼在她早年亡故后，作了流放百世、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其后娶王闺之以续弦，夫妇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王闺之的大力操办下苏东坡从纳了后来一直追随他至死的小妾朝云。可见三个女人对苏东坡一生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女人——元佑年间的太后，在其摄政期间（1085.3～1093.8）极力支持苏轼，擢其高官，使苏轼得以大力宣扬其政治思想。然太后逝世后，他失势极惨，被四处流放，甚至到过海南，最后遇赦勉强才回到中原，死于常州。
无疑的，苏轼的一生是光辉璀璨的，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的诗作书画一样是值得我们后人细细体味的。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宋帝国的臣子，还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才子，他都当之无愧的在华夏大地的群英中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林语堂这本书尽管融入了他自己对于苏东坡的看法，但我想，正如他的那句"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正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位千年才子的贴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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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很佩服苏东坡。第一是因为他为人非常乐观。他经常被贬到这贬到那，但他从来没有一次愁眉苦脸过，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人。第二是因为他作诗根本不用去苦心收集资料，只要遇到一点小事，他都能挥笔写出一首诗来。而且他的诗永远是那么清新。
同时我也特别同情他。一个人被贬到一个又一个地方，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运。就连最后死也是死在被贬的路上。可真够可怜的。

苏东坡传读后感
——论苏东坡的人格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礼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一）蚌壳中的秘密
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蛙蚌都能酝酿出珍珠。就如播下地的种子，良莠不齐，发芽的情况自然也参差不齐。在四川，有座风景宜人的小镇——眉州眉山，古之名嘉州。文人世家的苏家便在此地。搞不清楚是眉山的钟灵毓秀诞生了苏家的才气，还是苏氏家族的一时显赫才让世人对眉山更加青睐。也许只是造物主的一次偶得。
“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子三人的文学造诣实属古往今来者罕见，尤以苏轼为代表。稍年长的文豪欧阳修就曾预言，苏轼将来的名气将远远盖过自己，虽然六一翁是当时不可撼动的文学泰斗。苏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时人所歆羡。这也是苏轼在学问上越走越宽的重要的基石。未进学堂前，家庭就给予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母亲解读经典史著，塑造人格榜样；父亲在其刚会诗词时就教导须以淳朴风格执笔。从后来的苏轼诗词中，即可窥略其文品、人格大概。
（二）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在苏轼的一生中，伴其顺逆荣枯的除了其妻子，其弟苏子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手足情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二人虽均遭排挤、贬谪，但弟弟苏辙性格沉稳、实际，能够相时而动以明哲保身。而苏轼则有点急躁，性情放浪，爱幻想，有诗人的情怀。遇品行恶劣的人、社会的阴暗面或不满时局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经常出言不慎。子由常劝他不要过于计较时弊，“一日空闲长似两日”可以长寿。劝他“三缄其口”。后来证明，苏子由的宦海生涯比哥哥走得更远一点。而苏轼在四十岁以后半生漂泊不定，从显贵一直贬至卑微小吏，尝尽世间疾苦。贬谪途中的苏轼也自嘲：有的不是学问，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氏二昆仲的性格差异最终导致人生经历的出入。
苏轼的“言”是出名的。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三）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
早在贬至杭州途中，苏轼对政治热情已不似当年，曾谓其弟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二人均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礼，下无义，贼民兴，丧无日矣。”从政，尤其是在朋党林立的宋朝，官员除了慎言慎行外，不免要圆滑一点，这大概是讲究原则的苏轼所学不来的。语堂先生认为，苏轼在官宦生涯中，一面想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的这一人生本分，二者冲突中，天性使然，苏轼选择了前者。
在政治上，可能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强调个人的政治理想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当政，均将苏轼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孰是敌孰是友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而几朝皇太后对其的恩荫更是绝无仅有的。神宗之后、哲宗祖母均特别欣赏其才情，辅以重任。但宋朝皇太后均是因皇帝年幼主持朝政，待其长大便及时还政于皇帝，所以，仅靠几位贤德的女性，在官场上还是不稳定的。神宗之后的几位帝王，虽有任用苏轼，但似乎更仰慕其才学，赐翰林学士之类，或许只是朝廷装点门面的一种方式，借以笼络知识分子。苏轼的政治抱负根本不能尽情施展。
于是只有谦退。语堂先生称他为谦退大师：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欲归隐却不能，一生为政治所累。
（四）“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但苏子不失落，他始终认为秋风、明月本无常主，当时尽情去感受便了无遗憾了。天生乐观达人，随遇而安。
1072年赴杭州任太守，毫无对权贵的不舍，惟有兄弟手足。到达杭州后，便致力于当地建设。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几年后，调往密州，物资匮乏，时常求得杞菊食之，扪腹自笑。1077年又赴徐州，喜爱当地的自然风光，称“小住胜地”。苏轼虽是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徐州在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后仍镇定自若，一边安抚人心，一边疏浚、修缮工事，直至洪水退去。然而当地居民的敬慕并不能阻止一群宵小之辈再次贬谪苏轼的脚步。及至黄州，苏轼开始置田地，真正务农起来。精心建造农舍，与左邻右舍的渔夫樵民为友，成了东坡居士。常自比陶潜，仿其风格，随意作诗，苦中作乐。更加悲惨的日子是流放到岭南，随后又至海南。苏轼总不愿让现实去破坏自己的诗性。初到岭南，言“万户皆春色”还戏称不久“鸡犬识东坡”。及至海南，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仍然觉得有所给予：“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次止无不可者”。诗人一般都极富生活情调，苏轼即深谙此道。在惠州修放生池，建朝云堂。即便身无分文，也乐善好施。苏轼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还与人研制酿酒、制墨，日子清贫却充实。
苏轼的乐观达人，成就了他诗词的盛名，而他这样的性情中人却与通达仕途无缘。诗人、政治家本就很矛盾，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理想一个务实。然而史上不乏合二为一者，像贺知章、高适、范仲淹、欧阳修······
（五）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每至一处，均喜建设。在密州建超然台，在徐州造黄楼，惠州的朝云堂，黄州的农舍······无处不显示着他的傲气、恬适、安贫乐道。这些建筑、屋舍均成为他诗集的名称。在海南时，一边注史书，一边整理杂记《东坡居士》。东坡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人儒生仰慕他，皆以“夫子”呼之。张来、晁补之，秦观及黄庭坚甘心屈居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
苏子的诗篇不可多得，而那份恬静、豁然更令人神往，现在浮躁的世界需要这样的芬芳。
（六）超然之道，亦或是：累了，倦了
苏轼交友圈极其广泛，从士大夫至布衣百姓，由佛及道，晚年尤与僧人过往甚密，贬谪途中时常蒙僧人照料。吴复古，杭州老友维琳方丈，诗僧参寥，佛印等。相传苏轼与佛印有个有趣的故事。苏轼欲开佛印玩笑，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个例子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看来，僧人亦不可小觑。
苏轼晚年练瑜珈，炼丹，修身养性。“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想求得“道士丹”，虽然人间有“羽化”、“蝉蜕”之说，苏轼还是坚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但没有着迷，可能只是想论证“道士丹”存在有无。后来渐渐坦然，认为合乎常理的简单生活便能长寿：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肉。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11XX年，返往常州，久卧病床。7月28日，这颗星星陨落了，享年64岁。耳畔想起苏子诗“我生如飞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