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集子有三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故事新编》我还没有仔细品读过，今天先来谈谈自己阅读《呐喊》和《彷徨》之后的一点感想。
　　从这两本集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变化发展。先说《呐喊》。谁来“呐喊”？我。为什么要“呐喊”？我们不妨看看鲁迅那个著名的“铁屋子”譬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个虽然悲观沉郁的描述却暗含了一个信息，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我是清醒的个体，我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的，所以我要呐喊，即便声音微弱、个人前途暗淡也在所不惜。以《阿Q正传》为例，这篇小说固然带着作者强烈的自省色彩，但毫无疑问的，作者的精神是高于阿Q的，是在无情自剖基础上的俯瞰。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语境后面便包含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一自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表现得很鲜明：“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尽管经历了种种寂寞困苦，尽管有上述那段近乎绝望的“铁屋子”譬喻，内心深处的这一自信并没有改变。
　　但鲁迅的这一信念的扎根之处与普通作家是不一样的，正体现了他的丰厚与深刻。鲁迅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中间物”，只是进化链中的一个过渡。他“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一点光明出去，自己则甘愿灭亡。这一孤独者的本质，这一自我牺牲的精神力量，非但不会导致颓废消极，反而能激起一股悲壮的、自觉的赎罪感——替所有人去赎罪，而这一赎罪感蕴含着主体的自信与优越。
　　就拿《药》来说，通过解读我们发现，除了夏瑜，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双重身份，而革命者夏瑜则是单一身份——人血馒头——“被吃者”。这一身份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殉道意味，精神境界和直面人生的勇气远远高于其他人。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像狂人那样，夏瑜以前也是“吃人者”。如果说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后，终于“痊愈”，自省的道路走了一半，那么后面的一半就由夏瑜用他的鲜血来完成了。
　　然而到了《彷徨》那里，这种自信忽然遭受了强烈质疑。谁在彷徨？我。作者逐渐进入到对主体内在的烛照和自省，于是主体的立场发生了松动；启蒙者已不能确定麻木的群众究竟有没有可能被唤醒，甚至开始怀疑其实启蒙对象不是不能清醒，而是他们不愿意清醒，管自生活赚钱麻木，倒是启蒙者多事，妄想改变些什么。
　　我觉得到《彷徨》这里，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一次转变。这个转变是深刻而持久的，绝非如教科书上说的是偶尔的精神苦闷。《祝福》中“我”面对祥林嫂询问地狱有无表现地手足无措，这令人看到了鲁迅逝世前不久所作的《我要骗人》的某种源头。在那篇文章里鲁迅写道：“倘使我那八十岁的老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这中间的痛苦、矛盾，我想局外人是很难真切体会的。
　　从《呐喊》到《彷徨》的变化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忽然发生断裂的。
　　《一件小事》曾被王朔嘲笑为只有小学生的水平，这不过证明了他的无知而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小说当然没有特别之处，其中的高大的背影的确也被小学生用滥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写出这一作品是不容易的。胡适、沈尹默、舍我乃至后来的郁达夫都写过人力车夫，但是他们的角度都是同情怜惜，也就是说高于人力车夫。唯独鲁迅，是用一颗真心，真诚体会出了自身的渺小。这一知识分子的自省，是难能可贵的。
　　再拿《药》来说，小说结局让两位母亲相遇。两位母亲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们的相遇突出了双重悲剧。夏瑜为了千千万万的华小栓而死，华小栓的母亲却希冀用他的血来换回儿子的生命。夏瑜的母亲则念念不忘儿子是被“冤枉的”，可见在她的意识中革命者的确是该杀的，但瑜儿并非革命者。母爱在这里体现的不是终极的关怀与壮美，而是深深地、寒彻骨髓的悲哀——连母亲都无法理解革命者，这是多么深广的哀痛啊！革命者又是多么的孤独啊！
　　革命者的孤独走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孤独者》中的冷峻与绝望。主人公简直就是鲁迅的自况，而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我”，仿佛时时要阻碍着主人公，则可以理解为鲁迅对自己的矛盾心态。小说以葬礼始、又以葬礼终是大有深意的。旧时代的帷幕落下了，旧时代的阴影却依旧笼罩，新时代的帷幕便在这笼罩中一道殉了葬。
　　王晖说过，鲁迅的小说在深刻地批判了国民性的同时，“又把否定的锋芒指向知识者自身。”我想，这便是鲁迅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吧！
麻烦给个好评哈，只是举手之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