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晚饭后，我正在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飞船胜利返回的新闻。电话传来了巴老逝世的消息。我没有吃惊，依旧平静地看完电视。可是上床休息却一夜无眠，六十年来与巴老往还的往事，纷至沓来，次第上心，不能自已。真是没有法子。想想只有将这些如尘的记忆片断，捉到纸面上来，作为对老人的纪念，才能获得心的平静。

我最早见到巴金，是1942年冬，在重庆。当时我只身入蜀，举目无亲，只带了他的三哥、我的老师李林的一纸便条，把我介绍给他。便条上什么都不敢写，只报告平安而已。巴金的话不多，但却热情地接待了我。记得曾介绍我去吴朗西在沙坪坝开的一家寄售商行，卖去了一件大衣，作为生活费。他还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得到在重庆的第一笔稿费。

我们见面不多，不过两三次。谈话也简短。这以后，我就走到军中，当一名翻译官。在昆明、贵阳、印度都曾收到他的来信，都是商量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的事。他也真不怕麻烦，为一个年轻人做这些琐碎的事。最后编辑成书，就是由他以编委身份，收入中华书局的“中华文艺丛刊”的《锦帆集》，时在1946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没有他，我不会走上文坛。

这以后，就是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的《锦帆集外》，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取回原稿一看，着实令我吃惊而脸红。那些零乱的底稿，一一都由他用红笔改定，连标点也不放过。例如我喜欢写的“里”字，也一一改成“�”字。从此我才懂得做编辑工作的责任与辛苦。当时他已是名作家，却肯埋头做这些“小事”。想来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影响又何只此一端。他是大作家，又是伟大的组织者，从他手中推荐了多少新人，为文坛添加了如许新生力量，这许多，都是在默默无言中完成的。

1946年后，他定居上海卢湾区的淮海坊59号。这时我已成为他家的常客。因工作忙碌，我不常回家吃饭，经常在他家晚餐，几如家人。饭后聊天，往往至夜深。女主人萧珊好客，59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所谓“小字辈”，是指萧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旦、汪曾祺、刘北汜等。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则叫他“老巴”。“小字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我还曾约他们全家到嘉兴、苏州去玩过，巴金高兴地参加。1956年我重访重庆，在米亭子书摊上买得巴金祖父的木刻本诗集，回沪后送给他，他十分高兴。巴金是喜欢旅游的，不只是对杭州情有独钟。

巴金也喜欢坐咖啡馆，随意聊天。没有什么郑重的话题。他没有宣传过什么“主义”，对文学批评也并不看重，虽然他和李健吾有深挚的友谊。他也偶尔对某些作品作些评价。我问过他，最出色的译本是哪一部，他脱口而出地答道，“鲁迅译的《死魂灵》”。他还说过胡适的白话文写得好，一清如水。他对徐懋庸是有意见的，但从未听他背后的议论。

巴金也有激动的时候。一次他和吴朗西、朱洗等在家里讨论什么问题，大概是有关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声争论，我枯坐一旁，听不懂也无从插嘴。

他还关心过我的恋爱生活，出谋划策。后来先室之丧，在告别仪式上，我发现有一只署名“老友巴金”的花圈，着实令我感动，其时他住在医院已好几年了。

为李林墓碑设计，我曾提出请马夷初写墓碑，被他立即否决了。后来是请钱君�设计的。

他喜欢买书，也喜欢赠书。我陪他走过不少西文旧书店，店夥都和他熟识，有好书都留给他。他的版税收入，大半都花在买书上。他喜欢将新出的书送给朋友，不论是自著还是别人的作品。因为经常见面，所以得到他签赠的书很多，有些是新刊的小册子，后来很难搜全了。至于大部头如“全集”“选集”，更是高兴地持赠，仿佛是夸示自己新生的孩子似的递过来。他的译文集曾有香港三联版，印得很精致。后来又出了台湾版，大本精装一叠，又欢喜地取来相赠。最后是“人文”本的译文全集。他实在又是一位出色的、成果累累的大翻译家。我最喜读的是他译的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是一部难得的译品。我喜欢搜集亲近师友的著作，力求其全。不知何以不为某些人理解，加以讥嘲，真不可解。他迁居武康路宅时，我曾帮他搬过书，一束束洋书，搬上二楼他的书房，吃力得很。他真是位大藏书家，浩如烟海的卷册，生前多已捐赠各大图书馆。他还有个遗愿，想完成一座“尧林图书馆”，纪念三哥。我多次看到新华书店按时给他送来新出的图书，一次就是几十百册。可见他爱书的豪情。

有人认为，巴金当了好几届政协副主席，又当了多年作家协会主席，就认为他当了官。其实我觉得他对当官毫无兴趣。虽然在医院病房门口总有几位战士在卫护，出游时有车队，浩浩荡荡，对这些他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平常闲谈，也从不涉及官场。在我的记忆中，只记得他曾提起周扬曾劝他入党，也就是闲谈中的一句话，没有深论。他多次去北京，也会见过高端政要，他都没有细说，只有胡耀邦请他吃饭，他说得较详，也有兴趣。

他喜欢西湖，晚年曾多次到杭州休养。1983年秋，还从杭州到鲁迅的故乡绍兴去过一次，我与内人陪同前去，黄河清（源）也同行。他的兴致好得很，虽腿脚不便，也还到了禹陵；在三味书屋坐进鲁迅当年读书桌的小凳子，顽态可掬。在百草园照了像，是他晚年最从容、最健康也照得最好的一帧。

一次单位搞个人鉴定，我请他给我提意见，他指出我“拼命要钱”是大缺点。这批评是确切的。因为买旧书，钱总是不够用。于是预支版税算稿费，编书也要编辑费（如《新时代文丛》），无所不用其极。为了买书，一次还向萧珊借过三百元，自然没几天就还了。可见他对我的批评也是说真话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一直是他主持着，八十年代我给《收获》写稿，没有一次退稿。但有两次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处事风格。我有一篇“过去的足迹”，是写吴晗的。篇末有许多文字被他一刀砍掉了。还有一篇当中有对老友不敬的话，也被他删去了。两次都没有同我商量，只是由编辑转告，对第二篇的处理，说明将来编集时可以补入。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处事风格。觉得有如在大树密荫之下安坐，是一种幸福。

他总是劝朋友多写，多留下些东西。他苦口婆心地劝曹禺完成剧本《桥》，在病房里也是如此。他对我也总是勉励，每次见面几乎都希望我多写。回思往事，至今不敢懈怠。

他晚年完成的巨作《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连载，曾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我也在“大公园”上写了一篇读后感（收入《榆下说书》），他曾当面称赞我说得好。这是少见的夸奖。不是说文章写得如何好，只是可见一时舆论风气而已。《随想录》陆续发表，不同意见也层出不穷。一时风云雷雨，作者的感受就像在太空飞行的航空员一般。但我在闲谈中从未见他有任何表露，沉着得可惊。所有细节我都是从侧面了解的。

写到这里，来了一位记者，问起许多古怪的问题，小故事，关于巴金的“小故事”，我回答不出，手足无措。好容易送走了客人，拿起一本《随想录》来读，随手一翻，翻到一篇“大镜子”，读罢身心通泰，写得好，是上好的散文，也是上好的杂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好像正像两天前他讲的话。我记起他曾对我说，《随想录》就是当作遗嘱来写的。当时着实吃了一惊，觉得刺耳，也手足无措过。现在想来，他并不曾说谎。《随想录》就是一本讲真话的书，虽然有的人读了不舒服，但她要存在下去，直到谎言绝迹那一天为止，她也就自然灭亡了。

“文革”后期我陪黄永玉到武康路访问过一次巴金，这是睽隔了十多年后第一次相见，使我出惊的是，他的头发全白了。永玉是带了沈从文的问候来的。他一家都住在楼下的客厅里，别的房间全封了。萧珊不久前过世，他的神情落寞得很，话更少了。我们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得以从容访问长谈则是八十年代初期前后。

巴老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损失，损失了一位领军的人物。他享年一百零一岁，但依然站在时代前面。记得过去谈天时，我曾对新出现的作者文字不讲究，不够洗练、不够纯熟而不满，他立即反驳，为新生力量辩护，像老母鸡保护鸡雏似的。他是新生者的保护者，是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他的两项遗愿，一是现代文学馆的建立，现在已初步建成，日益壮大；另一项是“文革博物馆”的实现，虽然八字还没有一撇，但倡议确已得到广泛的拥护、认同。应可无憾。匆匆急就，写此小文，以为巴老纪念。掷笔惘然。

二○○五·十·十九
1991年黄裳和巴金在巴金寓所谈天
伟大的艺术是可以把人与人之间距离缩小的
[同辈后辈忆巴金]
我今天带来一束鲜花却没有地方献，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是十四五岁时开始读他的作品，应该说我的成长是跟着巴老的文学作品，吸收他的智慧，吸收他的营养。大概是1921年，我的叔叔郁达夫从日本回来住在我们家，我只有五六岁，他的创造社的书放在我们家里。他离开之后，我开始读书，一直很方便地看创造社出版的书。同时也就开始接触到巴老的作品，就是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初期。所以我等于是受巴老的文学的哺育而成长起来的。
现在我们对巴老的纪念，千言万语我觉得不如一句最简单的话，他就是我们大家的良心。我们想到他，就要扪心自问，我做了什么好事坏事。他是我们民族的良心。想到他，我们就会更热爱我们的父母，热爱我们的孩子，热爱我们的朋友，想到他，我们就不敢做坏事。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他，我们应该会想到很多，但是我一时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知道他所痛苦的一件坏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痛苦给他自己、给他的亲人、给他的时代、给他的朋友带来的不幸。因此，他就念念不忘，要让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历史。所以他说过应该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一百岁纪念日的时候，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过一个展览会，我们大家都参加，丁聪有一个作品，我也有一个作品。我就画了他的像，晚年的像，当然不像丁聪那个像被普遍转载。我的像主要的主题就是写了他这句话，我们应该建立文革博物馆。我觉得今天来说，就是他最大的遗嘱，就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觉得最容易实现的，就是从小处做起。当我们还没有遗忘的时候，注意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
读了他的《随想录》，我都不好、不敢用任何形容词，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时代的痛苦的伟大作品。
■郁风（女著名画家）（本报记者孙飞翔根据录音整理）
巴金代表中国和世界、全人类不可摧毁的一种伟大精神
巴金，一个世纪的见证者，留下了他真实的记录。一个真理的追求者，留下了他不断追求，包括走弯路的记录，给历史，给后人。
巴金老人，以101岁的高龄，进入历史，回归自然，到先他离去的萧珊那里去了。这符合古人所说的“喜丧”，是应该点红蜡烛的。
巴金晚年缠绵病榻，就如他在1997年入院的时候说的，“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活着了”。在祝贺巴金百年寿辰的时候，竟然把他“说真话”和“建立文革博物馆”视为禁忌。请想一想，抽去了这两条的巴金，还是我们熟悉的巴金么？现在巴金撒手而去，也可以说是从寿则多辱的桎梏下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巴金作为一个伟大的生命个体，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巴金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沉甸甸的精神遗产。接近这份遗产，清点这份遗产，继承这份遗产，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这首先是思想界、文化界同仁要做的事情。今天开幕的学术研讨会，也正是有关的大量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切切实实做好这些工作，才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
我自己从小学生的时候初读巴金的散文、小说和图画，60多年来，随着时代曲折变迁的影响，在认识巴金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我以为纪念巴金，至少不要违背他老人家的遗愿。关于巴金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他毕生所追求、老而弥坚的愿望，哪些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在这里，我不用多说。巴金晚年具体的遗愿，我听说过的有这样几个，一个是把骨灰与萧珊的并到一起，这我想是能够如愿的。还有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他就开始希望建立的现代文学馆，现在是硬件有了一定的规模，也许老人可以稍稍安息。不过，据我看到的，文学馆院子当中，五四运动代表性文化名人的塑像缺少了胡适、陈独秀。缺少了这两大先行者和骁将的形象，巴金老人如果知道自然又会感到不安。
不可回避的是，巴金在文革后复出，拼着老命实践的“说真话”，尽管他留下了几十万言的《随想录》、《真话集》，但从更广的视角看，开拓并且营造一个可以让真话畅通无阻的空间，使“说真话”成为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不受阻挠，不受窒息，不受遮蔽和歪曲，还有一个长远的距离。
巴金是属于民间的，巴金是属于读者的。巴金，这个响亮的名字，不但标志着宇宙中一颗小行星，更代表中国和世界、全人类不可摧毁的一种伟大精神，那就是在巴金一生中贯彻始终的反专制、争自由的精神。因此我说，巴金没有离去，他永远在我们中间。
■邵燕祥（著名作家诗人）（本报记者孙飞翔根据录音整理）
[媒体人士看巴金]
他总是和时代脉搏相连
受访人：李辉 长期研究巴金，传记文学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记者
最后这6年，事实上巴金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生命还在，但是与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有直接的关联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发表作品了，而作家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巴金的高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随想录》期间，作品体现了他真正的价值，即参与社会，影响时代，干预生活，这些才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其实巴金本人一生都处在矛盾之中，真正想做的事情事实上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他早年想离开家庭，批判家庭，但是他事实上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
我发现巴金的性格就是这样，永远在思考，一直很痛苦，在想问题。他总是对不能够达到他的理想，有一种忧郁，有一种不满，但是他又完全不能够控制进程。他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已经在作品里了。
巴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但恰恰是这样的人，又被时代赋予了最高的地位，成为偶像，而这又并不是巴金所愿意的。
从文学的成就上，当然鲁迅、沈从文，包括曹禺，都要超过巴金。但从综合的文化贡献来讲，巴金的地位也是别人无可取代的。
巴金生活的时间跨度大，他能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比如早年的《家》、《春》、《秋》三部曲，他是以文学作品影响社会；到《随想录》时，他则是以文学随笔、政论对社会产生影响，所以，如果说巴金是“与时俱进”的话，可以理解为他总是和时代脉搏相连。■本报记者陆成钢
他走了 仍是一个榜样
受访人：徐开垒 巴金挚友、文汇报高级编辑、《巴金传》作者“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认识巴老了，他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而他的去世对我们这代人的打击也特别大。”徐开垒今年已是84岁高龄，他与巴金的交往更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
“1940年6月1日，我在《申报》副刊上发表了有关《秋》的读后感。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和当时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受到巴金作品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创作还是人格塑造上。”
“巴老对年轻人写作非常鼓励。我那个时候做过报社的文学编辑。有时候，他会把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到我这里发表。”徐开垒回忆说。此后，他写过多篇“巴金访问记”以及与巴金有关的传记和评论文章，并首次为其写成50万字的《巴金传》。
徐开垒对记者表示：“记录巴金，是我一生的幸运。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不仅于我，更是对整个社会。”
“人们可以从巴老那里获取温暖。”在徐开垒看来，巴金最终称得上是一个“完人”，也许并非完美，但十分完整。
尽管对于他的文学技巧，很多人还持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在特殊年代，他也生产过一些“废品”，但是他的百年岁月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两次社会转型中，每个时期他都不是最典型的，但从整个过程看就是代表，代表了在风口浪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本报记者陆成钢

巴金随想录读后感
这段时间我读了《巴金随想录》书中让我印象至深的，是他对自己的反思解剖。他反思的是自己在建国以来，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一味地想自保，一味地依顺，而在心灵上受到的煎熬。他曾无根据地批判过人，他跟风而上发过言。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发现了自己的虚伪，他不能忍受自己的虚伪，但他又没有办法纠正。于是仍然自己煎熬着，也受时代煎熬着。直到十年动-乱结束，他才从这种煎熬中走了出来。想不出一个文字老人，一个体弱多病的文人服用了是非颠倒这剂毒药后，是怎样地挣扎着过来的。但是从他几乎泣血的文字里，我能知道他是怎样地耐受着岁月的浸蚀，怎样地步履蹒跚地熬过了那个时代。
《随想录》里让我篇篇都看到的是关于说真话。这让人更深地明白，一个百岁老人用自己少有的为文生涯得到的，用自己的颤抖的笔写出的最深刻的就是一个“真”字。只有真，才有善，才谈得上美，才有其他。假的再好，也是假的，也是会害人的。他的一生中，看到过无数的假，领受过各式的假把式，遭受过种种假的残害，也最清楚假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所以他不遗余力地揭露假的东西，假的危害;用真情真事真话来向读者表达真实的情感，说明真实的情况，告诉真实的道理。我感觉到，这些似乎有些啰嗦的关于说真话的真话，就是他从自己经历中得来的最重大、最关切、最刻骨铭心的人生经验教训。所以他要反复告诫人们，就是因为过去的假的教训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吸取，假的事例还在不断涌现，他担忧假的东西会为害人们的生活，会损害我们的民族国家。
巴老用很大部分文字回忆了故人，回忆了不堪回首的十年岁月。他说这是“还债”。我看到，他所说的“债”，一方面是说了错话的亏欠，一方面是对故人的怀念，更主要的是为读者的所表达的歉意，他为他几十年里没有好的作品，为他这样一个受到人民敬仰的作家没能更坚强一点作出表率，也为曾经言不由衷说过的错话身不由己做过的错事。由此我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良心，他的可爱可敬，他的童真。在这里，我看到一个人民作家的责任，一个人民作家的道义在那里。
《随想录》让我久久思索的，还有巴金老人写作的艰辛。由于严重的疾病，老人拿不稳笔，又几次住院。但他“还债”的愿望强烈，向读者说心里话的决心不曾动遥有的1000多字的文章他断断续续要写几个月，有时候一天只能写出几十个字。看到这些，我常常会在眼前浮现出老人艰难地坐在病床上拼尽全力写下一个字的景象，不禁生出惊叹。他用自己的经历，用自己的教训，用自己吃过的苦，尝过的难，从自己不短的人生，告诉读者，告诉人民，告诉国家，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期待。
一代文豪，在他的暮年，在他自知将不能视事之前为我们写下了这本《随想录》，特别是写下他一生的感悟来，这样一本书，珍贵二字，怎么着也配得上了。
读了此书，让我能记忆一生的也许只有一个字：真。从说真话开始，办真事，做真人，有基本的责任心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