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 “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 “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 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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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床头必备---300中外名著热门书概览》读后感
我要约你一起读书！�
读什么？如何读？�
读久违了的文学名著，读历史方面的书，读诗歌，读哲学书，读名人的传记，读生活方面的书。一句话，读改变你自己、启迪你人生的书。�
时代发展了，人们文化需要的层次也是多断面的，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书，反映了不同层次文化人的不同需要。�
可我常想，我们是不是浮躁的太多了？！也太久了，消遣亦是如此，是不是该“轻松地深沉”一下了！�
我确信，有大量金钱必然带来幸福，这一假设是错误的！（美国10亿富豪洛克菲勒语）�
当然，挣钱不是错误，能挣到大钱并合理地支配和享受更不是错误。马克思也早说过，穷人是没时间和精力（特别是那份心境）坐在剧院看戏的。�
有人问：唯有读书才叫深沉吗？答案当然不是唯读书才称上深沉（况泛泛读书都很难称上深沉一样，现在我们不是也没必要把精力放在讨论、诠释和定义深沉上）。�
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信息量增加和各样传播媒体的普及，使得我们真难静下心来完整地读一本名著，或其他好书名书热门书；如果说还要潇洒自如地寻觅一本或几本一直积极影响自己人生的名书好书，对一些人来讲就更难了。�
我们不应该炫耀书架上摆的书如何多，而应寻求几本给自己的实际生活带来坚定的信念和光明、象珠宝一样宝贵的书。因为读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求文章的精雕细刻，而在于寻求自己生活实践的明灯。书能影响人生。一本好书象一艘船，能带领人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广阔的海洋。好的理想的书籍才是智慧的钥匙。特别是对于一些青年和学生，他们正处于成长时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读一些内容健康向上、激励上进的书，就显得极为重要。所以，对读书我们有必要郑重认真的考虑不要乱读。人们相信，只有经受了历史风霜的考验，仍然放射出强烈异彩并具有生命力的少数书，才应该把它作为自己实际生活的伴侣，认真阅读，很好地消化和实践。�
生活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在其所从事的领域里和工作岗位上，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个中奥妙正是因为他们读了为数不多的真正有价值的好书，这也应验了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真正有价值的、积极影响人生的书的字不是写的，是雕刻的。�
基于上述考虑，从一般读者需求视角入手，旨在适应人们快节奏地现代生活，同时又要照顾与读者“平向交流，友好见面”的初衷和图书市场的情况，积自己数年心血，写成此书，其主旨就是力争从当代人案头的那一本书说起，由外及里，由此及彼，劝诫和提醒读书的人（不论老少），要注意选择的重要，志趣的培养，读法的研究，批判的态度和应用的方法。�
此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名著”导读。选择的书目范围极广，包括文、史、哲、传记及生活等方面的书都有选入，便携、易读、易懂，以此种方式选目成书在我国出版界是首例首次。�
全书共分十一篇，分别是“蒙正篇”、“智慧篇”、“朦胧篇”、“修养篇”、“成才篇”、“情爱篇”、“思想篇”、“鉴戒篇”、“不厌篇”，“诗词篇”、“传记篇”。其中有使人变聪慧的哲学书；有百读不厌的文学名著；有察古明今的历史书；也有贯穿浪漫人生的“情爱”主题；有脍炙人口的诗篇；也有充满荆棘坎坷的人生传记；有如何待人接物、适应环境的修养篇；也有如何把握今天、祝你成功的成才篇等等，基本上囊括了人的一生的方方面面。编著者在所列书目的基础上，以优美细腻的散文式笔触，分别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解说，意图是努力用鲜活、明快而又耐人寻味的语言留住读者的视线，在这简短的话语中装入许多东西，融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炉，目的是达到一个“活”字。与读者在“轻松地深沉”中受益，力求不呆板。�
作为一个读者，有时间、有精力，可以细读所举荐的原书，但是没有时间也不要紧，只要读完这一本“床头必备”的书，就能把握所有书，事半功倍。�
我称自己的这次劳动，是给紧张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余的读者献上的一份“文化快餐”，而实际效果怎样，是耶非耶，还幸广大读者有以见教，至为盼切。

西游记读后感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作者吴承恩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正是这离奇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致使此书成为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愧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那四本厚厚的名著，是每个自诩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必须修读的。我自然不能免俗，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爱恨缠绵，都不适合此时阅读，于是再次翻开了《西游记》，进入了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取不同的感受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语言；有人干脆把它当作道德修养小说或政治寓言。但在我看来，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游戏之作”，是一个单纯的神话世界。我在读这本小说时常常有一种共鸣感，想必这是我内心深处对于自由的欲望在呼喊吧！ 一、自由 在经历了又一个个性受制约的学期后，孙悟空这个形象完全激发了我内心潜在的，但根深蒂固的向往——对彻底的自由的向往。孙悟空破土而出，“不优麒麟辖，不优凤凰管，又不优人间王位所拘束”，闯龙宫，闹冥司，在花果山自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他的一切斗争也都是为了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我一种寻找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总之，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较为安于现状，缺乏一种开拓进取，寻找更大自由的精神。 二、神话 如今也是一个远离神话的时代。日常生活过于现实，使充满幻想的事物遭到排斥。神话绝非幼稚的产物，它有深邃的哲学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谢林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说：“神话乃是各种艺术的必要条件的原始质料。《西游记》是中国神话小说的颠峰，也是神话文化的至高境界，然后中国的神话文化渐渐没落了，神话不被人重视，连《西游记》也少有人问津，只有孩子们会被孙悟空征服，于是也只有孩子们抱有对未来浪漫的、梦幻般的希望。” 三、英雄 “英雄”有许多不同解释。《辞海》中说英雄是杰出的人物，曹操说英雄要有包容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胸。我认为，英雄是那些顽强地掌握自己命运，并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人。孙悟空无疑是英雄的典型，他为了自由，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怕与一切进行斗争。正因为这种对抗的差距悬殊，发自内心而拼尽全力的抗争才显得悲壮。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士才能凸现出其英雄本色。 复读《西游记》，让我觉得其不属于一般名著的特点。我相信，也希望它永 远向大家展示着“自由、神话、英雄”三个主题，给大家带来激励和源自内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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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心月方舟 来源：不详 录入：匿名 日期：2005-2-27 字数：1516
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宛若一座拱桥，她正好横跨在古代情感史的终结和现代情感史的开端之上。由此看来，《红楼梦》一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也更加鲜明。作品呈现的古典画卷如此全面逼真地保存着过去时代的影响，使我们得以从中品位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情感领域巨大而微妙的异同。我们悲喜交加地看到，人类情感史和理性史一样是在向前进化着，尽管进化的轨迹是如此沉重而迟缓，一步一个脚印，前仆后继，包括血和生命的代价，转眼间焦头烂额，各奔东西。
现代人仍能从灰飞烟灭中感受到强烈的力与美，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共鸣的感情中正夹杂着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的疏远与隔膜。这个时代一多半的男人择偶时会选择薛宝钗，至于癫狂情痴的怡红公子，失去他显赫的门第，他在一多半女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一文不值。现代人的眼泪肯定越来越少，比过去至少少一条黄河的水份。不知道这意味着情感的荒芜干旱还是精神上的愉悦幸福。人们在情感上变得聪明多变，也更加蒙昧狡猾。他们经常处于言不由衷、情感与理智相悖离的状态，胸怀理想但并不听从理想的召唤。他们有七情六欲，但往往跟情感背道而驰。如果说古典情感时代个人情爱的悲剧来自家族和社会，几无可调，但毕竟是在前进着。作品力所能及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为古典情感史划下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句号。
珠泪滚滚冲跨了红楼，雕梁画栋堆满了石头，昔日的富贵温柔埋进了荒野冢。幸亏木石前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设想宝、黛一旦结合接踵而来的男耕女织、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对出弹得破的宝哥哥和林妹妹而言，不啻于另一场崭新的噩梦，至于金玉良缘则不过是张有名无实的过期银票。貌合神离、行尸走肉般的夫妻生活，不是陷入了另一种苦难方式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烟般的风花雪月一去不复返了。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毁灭、精神和肉体都无法取得胜利。恋爱变成病根，女人成了婆姨，男人成了女婿，大观园内一群贵族男女成了世人叹为观止的情爱玩偶。
然而，现代人并不见得会比古人轻松到那里去，相反，他们保存精神之爱的难度更大，阻力不仅来自社会，更主要来自人心本身，它蕴藏的愚蠢和激情似乎仍然大有潜力。斩断了旧问题，繁杂的新问题又在涌现，时代的问号就像一只此起彼伏的九头怪。
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但有时结解决一个难题，却要耗费数千年之久。从《红楼梦》一书到当代文学，这近三百年的时间也许离集体解疑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还差很远，人们仍在迷茫，情感的艰难状态仍然是一个悬念。
《红楼梦》是那个时代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文学巨著。我们在磋叹惋惜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仍在发光的思想，正在离我们这个时代渐行渐远，早从书中不可弥补的疑难断层开始，它已经在做这种反向运动。
……
情感不会过时，过时的是情感方式。每个时代都有悲剧，不尽相同的是悲剧的性质。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现代人需要有总结他们情感史的巨著，有的已经出现，有的仍在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静悄悄的孕育着。谁知道呢？未知的一切对创造者构成巨大的挑战和诱惑，奋斗的最终也许只是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但他们毕竟已经展开了一幅相对和谐和完整的新生活图卷。
为报答三生石畔神瑛使者的灌溉之恩，下世为人的绛珠仙子决定把一生的眼泪偿还给他。这一感人至深的引子，使得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古典美的哀婉和感伤。华丽唯美的描情绘景、工整严谨的诗词行文，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规范……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作者都将古典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起源与版本
三国故事在中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朝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 24卷。清朝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粗朴，内容平易；《三国志演义》，清毛宗岗增删评点本，约成书于康熙初年，该本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
作者
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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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大致有三种观点：
全书皆由罗贯中所著。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写。
整部小说完全由施耐庵一个人写。这种观点是大家最为熟知的。
第一种说法早于明朝已经有人提出。一些支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施耐庵是捏造出来的人，真实中并不存在。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之间亦有以下两种意见：
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作著，后三十回则为罗贯中著。
明代高儒《百川书志》中则说《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也就是说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进行了整理，编辑。这种观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属于累积型群众创作，无疑施耐庵在创作过程中曾参考、借鉴和吸取了很多素材，包括史籍、笔记和某些完整的小说、戏曲作品或其中的某些片段，但施耐庵的创造性的劳动是不容抹杀的。
施耐庵（1296年－1370年）中国小说家。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出生于江苏一代，兴化白驹场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正确性有所争议，也有查无此人之说。主要是水浒传一书作者素有争议，有一考为该书根本非施耐庵所写，而是罗贯中所写。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将作者写做施耐庵和罗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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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关作者的争议
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现在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西游记》都署名吴承恩。但是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就一直对其作者存有争议。
明朝流传的《西游记》，各种版本都没有署名。清朝汪象旭在所撰《西游证道书》中提出《西游记》为南宋时的邱处机所著。这一看法提出后，清朝的文人大多赞同。清朝末年纪昀等人开始怀疑此说，认为《西游记》中多处描写明朝的风土人情，而邱处机是南宋末代人（是明朝以前的朝代的人）；此外《西游记》中多处使用江苏淮安方言，而邱处机一生在华北地区活动，并未在淮安居住过。也有明朝清朝道士、文人以为《西游记》是道士炼丹之书。
民国期间，鲁迅、胡适等人根据明朝天启年间《淮安府志》上所载，又据前人所论，推定淮安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至此成为定论。
民国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以后，有关《西游记》作者的研究渐成热点。仍不断有学者对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表示质疑。理由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友人文字中从未提及撰写《西游记》一事；二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并未说明是演义、稗官，而通常情况下演义、稗官是不录入地方志的；三是在清朝藏书家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被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因此，有人重新提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著，或是其弟子、传人所著。也有极少数学者立论：《西游记》是明朝的“青词宰相”李春芳所著。但是由于论据稀少、牵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此说。另外一方面，证明吴承恩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论据似乎更多起来，而且更有说服力。主要有：一，吴承恩的个人情况与《西游记》创作者的特征完全吻合。二，对各种质疑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西游记》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198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相关的研究请参阅刘修业的著作及颜景常著《〈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
所以现在一般认为，明朝社会宗教盛行，有关唐朝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传记、传说及其它宗教传说、民间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吴承恩是在这样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下，以上述的传记、传说、故事为素材，创作了现今我们看到的小说《西游记》。
经由吴承恩的重新构思、组织和编写，较之此前流传的传记、传说、故事、评话，小说《西游记》不仅内容大大丰富，故事情节更加完整严谨，而且人物塑造更加鲜活、丰满，想象更加多姿多彩，语言也朴实、通达。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西游记》在思想境界、艺术境界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集大成者。
吴承恩(约1504年-约1582年)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
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大约活了将近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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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看：红学
在20世纪初，「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中国学界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仍然存在。大致上可分为二说：一、红楼梦是由曹雪芹所撰写的；二、红楼梦的作者另有其人。
至於红楼梦本身则在第一章中说：这个故事真正作者已不可考，是由曹雪芹传抄、批阅及增删数次而成。一般而言，认为曹雪芹是本书作者是比较主流的看法。
曹雪芹（?1715年?1716年?1724年?1725?—?1763年?1764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中国清代著名作家。长篇名著《红楼梦》的作者。
高鹗（约1738年 - 约1815年），满族人，清代文学家。字兰墅，一字云士。祖籍辽宁铁岭，著有《红楼梦》后40回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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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1715～1763)是清代小说家。名霑(zhan)，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先世本来是汉人，后来成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康熙年间，从曾祖父曹玺起，三代四人世袭江宁织造60年，成了煊赫一时的贵族世家。后因清宫内部斗争激烈，其父被株连，获罪削官，家产被抄，家道日渐衰微。曹雪芹一生恰值曹家由盛极而衰的时期。曹雪芹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贫困。1762年他的小儿子夭亡，曹雪芹悲痛欲绝，一病不起。1763年2月12日终因贫病无医而去世(也有说1764年去世的)。
曹雪芹是一位诗人，其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可惜，他的诗画留存下来的不多。曹雪芹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文学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原名《石头记》，基本定稿80回，曾以手抄本流传。1791年，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印刷出版，全书120回，书名改为《红楼梦》。小说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从中表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渐趋崩溃的社会真实内幕，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要求以及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红楼梦》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自然、逼真地叙述和描写了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塑造了一大批典型人物。作者善于在日常生活矛盾中根据人物身分地位刻画人物，又善于以艺术氛围烘托人物内心情绪。他笔下的人物，如多情而又富有叛逆精神的贾宝玉，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贤淑善良又巧于迎合的薛宝钗，泼辣、狠毒的王熙凤，逆来顺受的尤二姐，刚烈不屈的尤三姐等无一不是栩栩如生。在事件和人物的刻画上，作者采用对比的方法，将美与丑、虚与实、统治与被统治的描写相互补充，创造出一个含蓄深沉、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红楼梦》语言简洁纯净，准确传神而多彩，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书中诗词歌赋的运用，对人物塑造、情节展开起了很好的作用。《红楼梦》的光辉成就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对后世家庭社会小说有极大影响。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生卒年不详。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其祖籍四川成都府，先祖罗仲祥后唐时仕青州（即今清徐）。后因原籍水灾且路远途遥。落籍太原清源，迁居城西白马山（今白石沟）寺沟村。其父罗锦生有六子，贯中行居第二。
大约是罗氏先祖为仕宦出身的缘故吧，后世罗氏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的家风。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贯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元朝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方义军，诸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据说，步入青年的罗贯中，就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的影响下，浪迹江湖，参加了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并入其幕府，充任幕客。而且，王圻的《稗史汇编》就说他“有志图王”，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一点从他后来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罗贯中从事小说稗史的创作，似乎应得益于他政治上的失意。正是由于此，他才有时间和有可能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首先用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有许多的著作传世，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就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贯中的长篇巨制《三国演义》，大约是他后期的作品。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 280年）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他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一百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在这部名著中，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挺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划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全书四百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势，描述的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谈经营，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有声有色。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意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马司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一般认为是长篇小说《水浒传》最早的创作者。关于其生平，至今尚无确切的资料，据说他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原名耳，又名子安，祖籍苏州，曾出仕钱塘，又传他曾参加张士诚军。但这些都还待证实
吴承恩（1510?——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江苏淮安）人。他生于一个有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
吴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作品讽刺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通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吴承恩的诗文多散佚，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4卷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