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线条提炼、把历史写薄,都需要“大言”,需要俯瞰历史的气度与指点江山的魄力.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对象越大越难以把握,因为你必须具备更完备的知识框架和足够的文化存量,这就为“大言者”设置了越加弘博的前提条件.而与宋代以前的情形不同,在21世纪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一个学者都是狭陋的,都不可能实现知识的全覆盖.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概括,否则会时而显露知识的罅隙,留下硬伤.举本文中的一个例子：说南唐李后主在亡国被俘押解到汴京之前,“从政远不及吟咏”,事实上李煜在汴京仅生活了两年即死去,他的词作主要还是此前创作的.当然,被俘至宋使他的心境发生重大改变,他那些情感深挚的代表作得以产生,但这不等于他此前没有吟咏.而且还恰恰相反,或许正是由于南唐词人们,包括李璟、李煜父子,终日只知道吟咏风花雪月,才造成了南唐的迅速灭亡.至于文中把词说成是“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就不仅完全忽略了词体发展始于隋唐兴于五代所走过的漫长路途,一笔抹除了从李白、温庭筠到冯延巳和《花间集》的众多词体探路者,也割断了文脉.意识到“大言”之难,为我今后从学设置了警惕的路标.
　　然而当我从“文脉”的本意在于“脉”出发,品读完了余文以后,却惶恐地感到,或许是我错误地理解了余先生对于“文脉”的定义!人家原本不是把“文脉”解释作“文学衍生”的脉络或脉搏,而应别有他意,否则不可能出现我上述那么多问题.原来问题的症结点在于余先生强调的是“等级构成文脉”.原来他不是在文学的长河里搜寻鱼群迁徙的痕迹,而是在比较哪条鱼最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学排名录、富豪榜是世俗爱好的做法,用在文化上自然也可区分大树与细草,但却与文脉无关.你完全可以在文学品相上区分等级,例如把先秦诸子分成孔子、孟子为第一等级,老子、庄子为第二等级,韩非子、墨子为第三等级,别人也可以见仁见智地作其他区分,但你却无法把文脉分成等级.尽管你可以说文脉到了唐朝呈现得最为旺盛,因为有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杜牧,你却无法说唐朝文脉的第一等级是李白杜甫、第二等级是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是李商隐杜牧……
　　当以文学人物的“吨位”为坐标来排序时,恰恰是舍弃也就割裂了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