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生宝
1929年陕北大旱，宝娃是“蛤蟆滩”众多灾民中的一员。作为“外来者”，宝娃在其母嫁给梁三以后就获得了在“蛤蟆滩”生活的合法身份，并且取名叫梁生宝。梁生宝是农民的榜样，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表现为他对新政权的深厚感情、对新政策的透彻理解、对私有制的仇视、舍小家为大家以谋求共同富裕的创业观。梁生宝是先进阶级中具有高等觉悟的人，是那个时代需要的理想农民形象。他善于在农村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意义的觉悟，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在这艰苦奋斗中，他也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目的，他既不想从集体事业里捞点高于别人的利益，也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领导来恭敬。
梁生宝代表的是农村社会对党的政策的高度理解，表明合作化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梁生宝的行为虽不能被广泛理解，但他的人品却在农村社会广为称道，厚道、仗义、克己利人、心胸开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能干出常人干不出甚至不理解的事业。他的豪杰气是民间意义上的英雄的精神特质，是草根英雄气度，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尤其是通俗传奇所推崇渲染的一些品质，不仅包涵仁和智、更有勇和义，敢于出头、抱打不平。梁生宝的偶像是杨书记，杨书记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母亲被敌人凌迟，苦大仇深无过于此，杨书记无疑是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榜样人物。刚刚入党的梁生宝也开始显示出这种品质。梁生宝经历颇为传奇，童年逃难行乞，落户在蛤蟆滩。八岁就很讲礼仪，见长者必问安，以致“庄稼人觉得他老气横秋，很不活泼。”十一岁给人看桃园，恭恭敬敬地对付偷桃者，“摘桃的行路人，脸红腾腾地走了。”为救人之急破例卖桃，又把钱精心保管、交还主家，“当下富农主家被这个穷娃的光辉品格，惊得脸色发了黄。”“心下相当害怕这个娃。”梁生宝自尊心极强，这与他善良敏感的性格和流落他乡的生活处境有关，有些做法是曾经领他讨饭的妈教给他的。梁生宝的奋斗，他的互助创业之路的事业选择的内在动因，在于其善良天性和自尊需要的统一。梁生宝长大后，熬长工、当佃户，买下地主家的小牛犊，租下十八亩稻地，显示出庄稼人里少见的胆识和魄力。学好——是梁生宝品质中永恒不变的一点。自从他参加一个强大的、有光荣斗争历史的伟大政党以后，他早就开始学做新式的好人了。[10]
梁三老汉
梁三老汉勤劳、朴实、善良等，他收养梁生宝，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买来的童养媳妇死了，“老汉趴在炕边嚎啕大哭，哭得连旁人都伤了心”。他对待改霞的态度，体现了他身上保守、固执的一面。他身上有庄稼人最朴实的发家立业的愿望，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而在那个时代，拥有的土地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拥有财富的多少。因此，土改分地，梁三老汉得到十来亩稻地，面对土地，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发家致富的愿望又一次从心底萌芽了。“他每天东跑西颠，用手掌帮助耳轮，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他拄着棍子，在到处插了写着字的木橛子的稻地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11]
徐改霞
徐改霞的父亲在世时，曾经给她定过一门亲，但新中国成立后，徐改霞先是以年龄原因拒绝了对方娶亲的要求，到达法定婚龄后，又以包办婚姻为由，拒绝履行婚约，最后，借着婚姻法的贯彻，成功地解除了这个婚约。改霞解除旧婚约，成为她和梁生宝之间发展恋爱关系的必要前提。改霞热情、心思敏锐，在某些方面甚至过于敏感。改霞的热情和敏锐，并非“自然而然”的，曾经的改霞，脾性恰好是热情和敏锐的反面。改霞的妈妈在改霞年幼时就守了寡，她拒绝了改霞大舅委婉提出的让她改嫁的提议，她把改改当小子守。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改霞她妈不仅自己生活严谨，没一点蜚语和闲话，还有意无意间，以自己的心性模塑了改霞的心性，“终于，改霞长成一个十六七岁的，最容易害羞的闺女了。有谁多看她几眼，她就埋下头去，躲避赞美的目光”。
解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改霞她妈十几年的心机枉费掉了。“出去参加过几次群众会，柿树院就管不住改霞了，蛤蟆滩的穷佃户，表现出翻身的强调要求；改霞又被穷佃户们翻身的要求鼓舞着，渴望女性切身的解放”。在对土改运动的参与中，改霞几乎像变了一个人。她参加社会运动，去过县城当青年代表，在黄堡镇1951年“五一”节的万人大会上讲过话，还利用法律的力量，解除了她爹爹在世时给她订下的婚约。在象征的意义上，徐改霞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意味着一个“现代”人的诞生，土改的意义正是要将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进军队、进工厂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其中个人的婚姻由个人自己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2]
赵素芳
赵素芳是被旧社会深深腐蚀了的一个灵魂。她的性格是一种变态性格，她也是一个在旧社会的磐石重压下被从根本上歪曲了的人物。素芳的童年是天真无邪的，她聪明、伶俐，和其他孩子一样。但是在16岁上被同街一个小流氓诱骗而致失身以后，这个对人生还没有任何认识的姑娘，就被不公平的命运，推入痛苦、乏味、受压制、被误解、无希望的深渊里。旧社会的礼教、家法，给了她以灵魂上极大的摧残，它已经被揉得没有一点“性气”了。这一切都是通过假瞎眼公公王二直杠——一个忠诚的封建制度的奴仆之手来完成的。
解放后，温暖的阳光还暂时没有照亮素芳的生活，甚至震撼了千年封建老根的土地改革，虽使蛤蟆滩的多数人得到了解放，也没有使素芳获得解放。土改打垮了地主的威风，但并没有动摇二直杠威严的宗法家长地位，他依然紧握着掌管家事的全权，号令一切。两根柱子顶着山墙的破茅屋，是村里有名的死角，什么风也吹不进去。他不让素芳参加社会活动，不准她去开会，不准就是不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素芳多年来被揉搓得毫无性气的柔顺、卑怯的灵魂，丧失了人应当有的和可能有的一切权利。然而，她是会获得解放的，那就是当互助合作的大锤，彻底敲开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闭塞的小天地，从经济上瓦解了宗法家长制的最后一块基石，推倒两根柱子顶着的摇摇欲坠的山墙以后，像素芳一样的女人，才有可能被解放出来。说到底，他们的解放有待于社会的解放，多年来禁闭在茅草棚里的素芳，被放到外面世界里来了，可是却遇到了更深一层的不幸。这时的素芳，依然和她16岁时的认识能力一样，社会中的某些不平、生活中的某些丑恶、复杂的阶级斗争，她是暂时还不理解的。要她马上在政治上要求什么，那是不实际的。而她第一个感到的是在爱情上的强烈的不满足，她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这就是使她对姚士杰加于她的不幸始拒终从的原因，也是使她能够把姚士杰的甜腻腻的、藏在奸笑后面的野兽行为误认为或幻想为对她的爱的原因。在她来说，这是比较自然的。然而，她的悲剧也正在于此。当姚士杰让素芳去破坏互助组——干坏事时，她却不乐意干，而且提起了对姚士杰的戒心，甚至出自内心地对自己和姚士杰的关系感到恐惧和厌恶。最重要的进步表现在：素芳最终同旧制度告别，开始老老实实、欢欢喜喜地做一个正直的农业社的人。[13]
郭振山——叙述人
郭振山是一部分思想出了问题的共产党员的代表人物。郭振山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讲话有煽动性，他用自己的语言讲活跃借贷的意义，他“热烈的言辞”，“似乎有一种语言的魔力来推动行政工作”。蛤蟆滩代表主任郭振山，他的自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以及对互助合作生产的消极抵制都对梁生宝的事业造成了威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