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构成这个群体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的生活方式有多大区别，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他是男是女，也不管他的智商是高还是低，只要它是一个群体，那么他们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集体心理。
2.当他们同一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
3. 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只不过是遗传基因控制下的无意识深渊的隐秘心理活动的产物。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在他有生之年得已窥探潜意识的暗黑世界的真相--积淤在这个深层次结构之中的是生物无数个世代传承相递的无计其数的共同特征，正是这些永远也不为我们所知的共同特征构成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
4.教育固然能够让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仍然是这种固结在基因链条上的独特遗传资讯。
5.大凡事情一旦涉入到情感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消失了。尤其是在涉及到信仰，政治观点，道德评价，个人爱憎这些近乎于纯粹感性表达的领域中，最杰出的才智之士也不见得就比一个凡夫俗子更高明。
6.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却被愚蠢的洪流淹没了。
7.单独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上和道德上的。但是群里则不然，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的行为天然就是合理的。
8.群体情绪的相互传染--对于群体的特点，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了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
9.在群体中任何一种感情和行动--只要这种感情与行动不合常理，都会很容易传染开来，其程度之强足已让一个人随时准备为另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做出牺牲。
10.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就会释放出太多的本能性冲动力量，而最终的希望却不明原因的永久性的封印于我们心灵的深处。
11.群体有着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能力，暗示的作用对于群体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群体的情绪链条的传递会越来越强大，直到突破人的思想想象，仍然不会停止下来。
12.在群体之中，与无意识无关的任何理性思维和逻辑统统都是不存在的。
13. 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关于把歪曲性的想象力于因为这种想象所引发的幻觉与事实一谈。
14.群体的证词在如此程度上背叛了事实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无法对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看来，无论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成众说纷纭。当时间推移，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那一刻时，就会早已丧失了它本来的面貌。 想这样的历史背记在下来的时候，恐怕只能是一种纯粹想象的产物。

这是一本传播学理论的书籍，涉及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就被湮没了，可以从新闻舆论导向对社会人群的影响以说明新闻工作者责任重大这个角度谈一下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关于“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的论断是对的，同时承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关于“群体在心理学上是幼稚、无知、无理性且容易被利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明白为什么某些人总是强调“这是人民的选择”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了。
其实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比较相信的。也许我这种相信恰恰是如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身处于“无知的群众”中的一种无理性的被绑架的相信。因为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讲，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确实是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这不正好说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么？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可以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因为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保持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一定保持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美好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接受。
根据庞勒的理论，在讨论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响的时候，理性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一个群体中以个人智慧为整个群体智慧添光增彩。群体智商一定且永远是低于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智商的，且这种差距随着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智商的增高会越拉越大。
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历史中，即便是在现代，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庭上，在陪审团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之后，陪审团中的单个成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重新让他选择的话，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庞勒对于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像的排列并不完全可信，比如他将“种族”排在第一位，同时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比如教育、理性这类因素对群体的影响非常之低，群体永远对最简单最直观最感情化的口号做出积极的反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对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报以消极的态度(懒得去支持或反对)。
基于此观点，庞勒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越高，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事。甚至可能对社会生产有阻碍作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庞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时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找一个邪恶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才导致马克思这类“讨厌的人”的出现，然后最后导致一群工人被“煽动”进行罢工最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停滞。
抛开阶级，我们可以认为庞勒的着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历史上，成为群众并没有门槛，但是成为引导群众的“英雄”或负面作用的“反英雄”是有门槛的。一个英雄或反英雄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道德情操、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许多“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能力。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战乱年代还好，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稳步发展的社会下，成为“英雄”的机会很少，那么这类人中就有很多选择去做一个“反英雄”，按照庞勒的话说就是成为“马克思”。
而事实上，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因为客观原因不可能做到普及高等教育。所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命题就等于制造反英雄。
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庞勒还准确的预言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学历歧视。
架设我们有一个前提，社会中的高等职位永远少于低等职位。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想出一种使得扫地工人必须掌握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才能扫地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是精英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且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刚好等于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数量。那么一切安好，社会和谐，没有人会因此而产生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与其知识结构相符的高等职业。而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去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同干那些不需要高等知识结构的职位，他们必然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最终可能导致某种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那些从事高等职业的高等受教育者因为同情，会人为地提高那些低等职位的进入门槛，最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浪费，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另外，由于高等教育的相对普及，高等受教育者会对低等受教育者进行学历歧视。随着社会高等受教育者的比例增高，这个歧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社会矛盾越大(高等教育者与低等教育者)，且会出现越多的不稳定因素(闲置的高等教育组合)，且越来越少的实干者(缺少的低等教育者)。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庞勒这个帮助“资本家”剥夺工人学习权利的理论支持最后会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确实就在他的预言下继续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