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在这无边的中华文化大海中，有一颗金子之重在闪闪发光，不曾黯淡，那就是——《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经总集.现存的《诗经》共收录诗歌305篇，包括西周初年都春秋中叶共500余年的名歌和朝庙乐章，传统上分为风、雅、颂三类。西周到春秋中叶的民风较为开放，人们一般都用诗歌直白的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因此从《诗经》中可以窥得当时的民风民情。其中最为人们所喜欢的是他的爱情诗。
《关雎》是为人们所主旨的一首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好的女子是青年的好妻子，为此青年“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结果“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首是描述了一个男子为追求心爱美好的女子使劲浑身解数，表达了男女之间最为纯洁的爱情。类似表达纯洁爱情的诗歌还有《静女》、《木瓜》等，当然爱情不都是美好的，因此也有《氓》这类的怨妇诗。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归，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几句诗出自《采薇》。男子很早就去戍边守关，边关的军旅生活是艰苦的，性命没有保障、生活条件差这些都是其次，更为难过的是无边无际的孤独，在边关没人慰问、没人关心、没有家人的消息，心是空的！等到终于可以回家时，一切已经物是人非，自己也不再年轻，心情是沉重的，开头的几句试形容的就是他的心情。这首诗写出了广大将士戍边的辛酸。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几句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们都出自《鹿鸣》。《鹿鸣》是一首燕飨诗，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主人向嘉宾或君主表达自己的热情和谢意，以及向人示好，暗示自己的忠诚。因此诗也是一种政治工具。
《诗经》中还有其他主题，在此就比一一举例列举。《诗经》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历史、社会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华文化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孔子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因此教育部门应该把,《诗经》中更多的诗歌以各种形式编入教材，让学生们从小学习，让他们充分了解其中深刻的思想性，提高学生们的思想深度。

品读诗经，除了其诗歌字面上关乎体裁言语的一种欣赏，还有的就是对于其所要表达的含义的思考。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本不朽的著作，我很难能够以学者专家的高度去评判它，毕竟对于这部传世的经典之作，那些所谓文人骚客的研究也已经够多也够完善的，而我只能以一位普通读者的眼光去看待，去讲述它所吸引我的地方，毕竟从一开始选择这一部书便是缘于自身对于古代文学的一种喜欢。 在中学我们或多或少接触到些出自于诗经的文章，知道其格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读起来琅琅上口，毕竟诗经本身就是古代诗歌，也正因为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才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诗歌的美感除了字面上的欣赏及意境的感受，很大部分都要通过喉咙来表达，欣赏也需要一种探索和实践。 因为诗经一书本身就摘录了当时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固有“十五国风”之称。也许各地方言的不同及文化的差异及其古今文化的改变，，有的诗歌读起来并没有那么流畅，甚至于有些绕口，一些陌生的字词难以理解或是表达。但这在思想内容的含义上却是不可忽视的，毕竟这反应了一个社会在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除了来自于民间各个地区“风”，还有作为当时王畿之乐，亦为典范的音乐的“雅”与表现当时特殊文化背景下一些关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我们称之为“颂”。正是这三种文化的合流，融汇成这一部记载了当时社会风土民生的“史书”。 众所周知，《诗经》有“六义”，除了展示诗歌内容的“风雅颂”之外，“赋、比、兴”便是常用来表达作者思想本意的手法。正是这三种手法塑造了诗经的灵魂，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它就如一位窈窕淑女，引得千百年来文人骚客之好逑，寤寐思服。 有对于“关关之鸠，在河之洲”迷人景色的描写，也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中人物景致的刻画，甚至于“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窈窕淑女，在水一方”般深情直白的告白，简单的话语透露着古朴真挚的情感。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