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和爷爷一起在老故事频道上看了一个介绍王羲之的节目，节目里提到了兰亭集序，当它再次被读起时，我亦有感于斯文。
记得这兰亭集序在初中就学过，当时还能背下，不过当时年纪小没有什么感觉。当它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已走过了八年的路。
现在的我爱旅游，看风景，去散心，原因正是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从小到现在，我的理想不断的变化，亦如情随事迁。每当我有感于世事，立下鸿志，无不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当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我看兰亭集序，所情所感于此相同，这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吧。每当读到这样的文章，或感同身受，或焕然大悟，就如同一阵清风吹过，听见树叶掉落，听见花开的声音。你飘入深蓝的天空，把爱恨情仇都忘却，唯有超脱。
能和王羲之神交一次，我也不枉这几天的光阴虚度。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有些道理是亘古不变的。
附上兰亭集序全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qisini 。北海虽赊，扶摇可接——读《滕王阁序》有感
林中流淌的溪水，面前总会有巨石、横木拦住去路，河道也并非笔直，而是曲曲折折，总是阻止溪水前进。人生也正是这样。人所踏上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坎坷密布，荆棘丛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在大唐王朝强盛的唐高宗年间，从绛州龙门走出了一位才高八斗的文人。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才华早露，十四岁时即被授予官职。然而他却在仕途至终因才华横溢而遭受了两次打击。这也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
上元二年，滕王阁上，他即席作赋，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为历代传颂赞赏。今日，读《滕王阁序》，我会在开始时同情王勃的遭遇。然而，读至“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时，我便渐渐由同情变为了赞赏与佩服。读罢此文，我深有感触。
林中的溪水虽身处曲折的河道中，面对拦路的艰难险阻，却毫不畏惧、毫不气馁，只是聚成一股又一股的水流冲向障碍，冲破障碍，流向远方。人在经历了失败、打击、挫折后，需要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拥有这种心态后，人就会变得不畏困难，像溪水一样勇于面对，勇于承担，勇于挑战，在摔倒之后满怀信心地再度站起，为追寻成功继续前行。
王勃前往交趾看望自己被贬的父亲途中，心中还怀着两次打击给他留下的阴影。然而在《滕王阁序》却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壮怀。“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使人精神一振，感受到作者那种身处逆境却仍乐观向上的心情。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惨遭酷刑，却最终完成了“史家绝唱”的《史记》。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明家爱迪生，失败两千多次后方才成功。音乐家贝多芬失聪，仍作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音乐篇章。经历了痛苦的生命才能称其为人，真正的成功者都是从痛苦中超度出来的。古人在逆境，经历失败，这些不仅没有束缚他们的手脚，反而成就了他们的成功。若只是一味地感叹命运的不公，只会停滞不前，碌碌无为终此一生。
人生失意后，重要的不是别人的雪中送炭，而是自身需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一切。命运是无情的，即使是叱咤疆场的一代名将李广也没有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终身未得封侯，自刎沙场。海伦凯勒曾说过：“对于无可挽回的事，就应想得开点，不要总强求不可能的结果。”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个人如何去看待。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息，而是应该努力去改变命运。而改变命运就需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和永不放弃的信心。而这些就需要心态的乐观。拥有了乐观的心态，人的心胸会变得宽广，不会总因失败而痛苦，心中会产生希望，进而会产生动力，使人继续向成功迈进。心态是成功的基石，正如一位名人所言：“播下一种心态，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一切的根源就是一种心态。人如果改变了心态，就能改变他的命运。积极的心态，能使人重新振作，重拾信心；积极的心态，能使人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积极的心态，能使人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积极的心态，能使人超越自我，走向成功。
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林中的溪水，终有一天会流到广阔的大洋。人如果永怀积极乐观之心，终会铸成人生的辉煌。
2。读《滕王阁序》有感
诗曰：
文坛潇洒生妙笔，韵致通灵等风骚。势若游龙珠恣戏，意如江海滚波涛。虚实变幻出奇秀，跌宕多姿上碧霄。若为浮云遮望眼，枯肠搜索枉心焦。
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有充满着豪情大志的诗人，因为现实社会的环境和遭遇，终其一生也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以一生而积极进取，却往往收获在郁郁不平的季节。尽管诗人的炽热情怀和穷且益坚的执着令人钦敬，但也不难看出诗人要表现的，也更为强烈的却是他的才华施展。可惜是人生无常、命运多舛，或许正是由于诗人常概叹于自己的才华超群而怀才不遇，才使得他屡次遭受打击，唯以滕王阁序的怨艾嗟叹，借以“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言志寄托。
诗人借景抒怀，以骈体文之精彩，抒词彩之绚烂，对仗工整且严谨，意境苍壮于锦绣之峻雄，气势奔放于词章之绮丽，开篇于滕王阁四周景色和宴会盛况之开阔悠远，结尾感慨于人生离合的自抒身世之感慨羁旅，读来无不令人为之而倾倒？全赋始志存高远至结尾意气消沉，可以说是诗人短短人生的真实扫描，但消沉而不甘心萎痱，虽有避世之感却又心存希望，或许这才是诗人当时的真实心态吧。诗人分明是在借滕王阁盛会的作序之机，欲扭转齐梁余风并抒发他那久积于胸的块垒！“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嗟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无奈“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风劲一时休，折杀少年才！可怜一介少年才子，从此被弃之于川野江湖，就在诗人离开藤王阁后，前往南海之外的交趾看望老父亲的途中，渡海溺水，惊悸遇难，带着一腔愁愤离开了人世，时年才仅仅二十七岁。
文由心生，读赋如读人。古诗文一般都是借物抒怀之作，其中大多为怀才不遇而借诗言志，或是无力回天而愤世嫉俗，或避世自保而作文抒臆。个中情结，虽因诗人心态各异而呈文各之不同，但都离不开借物抒怀的脉承传统。透过诗人华丽凝重的文采可以看到，其实华词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不甘寂寞的灵魂。诗人的赋词之所以能传之于后世，就是因为其的思想在文采的表像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更因为诗人的文字表达功能赋以了历久弥新的实质灵魂。
然读此赋如不知诗人之心路，当为逊色也。别欲惊羡诗赋中的文词绚丽和自然奔放的气势，其实更应感触于诗人在写此赋时的心态灵魂，在其精美的表像下寻找那一颗孤独的灵魂，及其灵魂深处发出的无望呐喊。赋中的激情虽不能抚平诗人心头之失落，却表现出了一种不甘沉落的言志壮怀。
试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真真是 青天碧水浑然一色，彩霞孤鹜相映增辉，好一卷壮阔空前的胭红画面，写尽了一枝翰墨把孤鹜送天穹的秋水苍凉，好一曲清寂断肠的归舟唱晚，把断雁啸月的浩瀚海志，唱断了川江的号子赋流觞.
3 滕王阁序读后感
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你沉睡在海底是否感受到了一千三百多个春秋?子安——题记
当老师指着屏幕中那座宏伟的建筑说它就是滕王阁的时候,我已然朦胧了双眼.子安,安否?南海之水是否如他们所说,冰冷彻骨,你的灵魂是否如我所愿,安然无恙?我很庆幸生在你的故乡,并州.虽不在龙门,却也与你同饮一湾河水,共登一脉太行.我始终相信,这区区一千三百年定不会抹杀你的一切.不知我脚下的土地,你是否来过,如果来过,它顶会存有你的一丝气息,哪怕只一粒微尘也好,便足以让我爱上这片土地.只是,何日君再来,共闻落香....二十六岁,你的人生定格在了那样一个气宇轩昂的年纪.子安,那海水也不愿见你容颜老去啊!但我不相信那是个意外,不相信你如书中所说,"不幸落水惊悸而死",只因不愿去想你痛苦挣扎的模样.我宁愿相信你以一道美丽的弧线落入水中,面容沉静地沉入水底.那个世道,容不下你.世俗,如一把锋利的剑,死,或许是你不背叛灵魂的最好方式.那样,你遍永远都是心中的自己,那个无拘无束,桀傲不驯的王子安.关于唐朝,从此后便只有一个王子安,什么帝王将相,或是侯门府院,也敌不过你身后一抹残云,脚下一方土地....不知你在踏上小舟那一刻,有没有想过这一去便是千年,那滕王阁成了你留给世人最后一丝记忆.那日的学士将军,满座宾朋,也都随往事风干了吧,连那都督"阎公"也成了有姓无名的某某某,没有人记得,也毋须再记得.惟有你,连同你笔下的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穿越千年也未曾老去.可是,子安,今日的滕王阁以不是你当日登上的那座,任它重修得如何伟岸精美,终究没有你曾经来过啊.我更愿找一处当年的断壁残垣,坐在那里静静观望,你笔下的江水如何映着云影悠游流过,那些群山如何披着绿色顺势延伸.四月的南海,以足够温暖了吧,不知那些如精灵般的阳光能否穿越那层深蓝的海幕,为你送去人间的问候.我从未到过南海,但我现在知道了,即使我一个人乘船飘荡在这单调的幽蓝之上,也是不会孤单的吧!这水下的某一处,某一缕水草或是某一方岩石之后,有你寂然地沉睡在那里,任海龟鱼儿匆匆游过,任海水瓢摇了你的长发.你,依然是你.南海有你,景皆失色.子安,千年已逝,君可安否?那南海之水啊,从此别再咆哮了吧,别再打扰寂寞的子安,和他高傲的灵魂,我愿用所有的笑容,换他一世的安宁.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自然人的重要性。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真相没有被认知，已成为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司马谈《论六家要诣》中论及道家治身，主张“神本形具”－－即视精神为生命之本，而形体为生命之具观。但是，神（精神）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即使是生命之本，也并不一定就是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并不是血肉之体，不是组成身体的细胞，也不是存在于身体中的个体思想和意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关于人的本质，我们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大，当然大都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意和立论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说法并没有错。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是指哲学概念上的“人”，广义即指人类，狭义是指人群，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那么一个自然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并没有清晰地问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具体的自然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假设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当把“一切社会关系”当成一个大系统时，一个自然人所承担的社会关系仅仅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元素而已，连子系统都算不上。从整体上看，在人类思想史上，据称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命题：一是“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二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关于第一个命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思想，提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特有的方式，即实践或劳动。实践活动是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也是产生和决定人的其他所有特性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生产，和作为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凡是识字的人就会看出这其中存在着偷换概念的现象。首先，“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不是指哲学意义上“人”自身的本质，尤其并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本质。其次，对于“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如上所述，这个“人”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人”，并非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否则结论非常荒谬。其三，“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更为牵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何干？或许说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有一定的关联倒还说得通。之所以说在偷换概念，是马克思的上述描述是将“本质”偷换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根本没有指出一个自然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或许并不是马克思的问题，是翻译者故意在混淆是非。而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算起来并不是抽象的或者是宏观的哲学体系问题，顶多是哲学的概念。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如西方哲学家，只是观察问题的起点和角度不同而已。事实上，中国的古代思想自成体系，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去硬套，好比是说“黄瓜不如西瓜，土豆不如地瓜”，两者没有可比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需要出发，大多是从个体的问题出发，继而从个体问题走向大系统甚至是宇宙的思考，也就是从实理、实学、实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照哲学体系的要求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甚至连哲学家都算不上。因为哲学这一概念在近代才传到中国，而且“哲学”一词最初是一个日语名词。是一个日本人所杜撰和拼凑的名词并通过在日中国留学生传回中国。因此，把“哲学”这个名词当作高大上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冷笑话。以西方哲学体系的要求衡量中国古代思想，它的荒谬在于把中国的古代思想体系，硬塞进这个现代制造的瓶子中，从而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打断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传承。当然“哲学”这个现代瓶子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清晰和透明，但实质恰恰是“削足适履”。其实“哲学”体系是结合古代和现代的西方思维模式所设计，原本由欧美学习的留学生带回中国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思想武器。但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容，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或者说是不实用的东西。由此也连累了现代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认知和传承。因为，现代中国人是通过“哲学体系”这个瓶子去看待装在这个瓶子中的中国古代思想，也把哲学体系作为观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工具。因而，我们才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不如西方哲学，这正是我们所有搞哲学研究的大学教授所干的好事。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连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也没有搞清楚，又怎么能够去真正治理好这个社会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看，直接把观察世界的人群分成对立的二类。一类是“唯物论”者，一类是“唯心论”者。说“唯物论”者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说“唯心论”者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精神或意识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即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但是，搞懂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又有什么用呢？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尝试过把人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甚至把古代的思想家也作了一个系统的划分，历史证明是一个笑话。这种遗毒现在还存在，把一些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硬拉进“唯心主义”的阵营，比如把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定义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真比窦娥还冤。首先，王阳明至死也不知道“唯心主义”为何物，第二王阳明并非符合西方认定的哲学家标准。因为西方认定哲学家有一条基本的条件，即看这个哲学家“有没有自己的哲学范式和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实际上王阳明并没有。王阳明只是心学集大成者，并非是原创者。因此，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或许成立，因为西方有宗教。但在中国不成立，因为中国没有宗教。而且，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不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何物，也从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过对立。中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都在务实地探究着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即认识人和社会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的真相。如果硬要把中国古代思想家分装进“唯物论”和“唯心论”就会出现一个天大的难题，无法把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分装进这两个瓶中。事实上，就连西方的哲学家也并非一定是分为唯物的或唯心的，并非非白即黑。在现代，西方真正的哲人正在抛弃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反而向中国古代哲学靠拢。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指出，“现代科学的方向接近中国哲学，以及对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教授认为，“我们研究宇宙的起源问题，不能排除中国哲学关于“有生于无的理论”。创建“隐序物理学”的伦敦大学物理教授波姆认为，“事实上隐序和显序的实质不外阴阳两态”。之所以在上述表述中一直强调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因为中国的近现代没有思想家，或者仅仅是西方哲学的学舌者，或者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翻译者和演绎者。最多是到位或不到位之差。回归到对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认为，人的本质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呈现为一体二面，用现代词来看，其中的一面是社会属性，另一面是存在属性，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一体均由阴阳两方面所组成的基本思想（阳表示显序，而阴表示隐序）。其社会属性的表述就是“人心”，是相对于由人类形成的社会而言。而存在属性的表述就是“道心”，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固有属性而言。一切社会变迁源于“人心”变异的聚合反应，而一切自然界的变化都源于“道心”变异的聚合反应，均不是某一个自然人可以直接操控的。所以，古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荀子?第十七?天论》）。此外，古代的思想家提出天地人的分工分职的问题。如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第十七?天论》）借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体系（是由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表述无法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是说“道心”是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人心”虽然变化但最终取决于“道心”的规律而趋于均衡状态。“人心”的道德取向依据“道心”而建立。所以，儒家专攻“人心”，它是逻辑是，人心治而人治，人治则世治。对于个体自然人就要求克已复礼，修身成仁。最后演绎成包括“明明德，亲民、止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容的三纲八目体系。因此，明代王阳明先生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王阳明《象山文集序》）对于社会管理，儒家要求建立君贵民贱，尊王攘夷的金字塔型秩序，这是后世的儒家结合了法家的君本位思想所提出的。事实上，孟子本人并不赞同“君贵民贱”的观点。儒家继尔提出三纲五常的社会运行规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以此作为约束社会中个体自然人的行为规范。从此把人的思想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较大进步，与历来的统治者独尊儒术有较大关系。在这个层面上，现代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打倒儒家学说后，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比儒家学说更好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劫难所在。而道家专攻“道心”，认为“道心”才是世界的本源，并以“道、德、仁、义、礼”作为解释和规范社会的结构体系。“道心”明，则道德正，道德正则仁义现，仁义现则行为正，行为正则世治。所以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有所为有所不为。而“道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解释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并不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将中国古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浅薄的行为。所以，毛泽东在当时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无疑是明智之举。其它的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来解释和阐明人和社会的本质，但百变不离其宗。但是，各家学问，有所长也有所短，需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所以，中国人所提倡的“和”（融合、融通）的思想，是中国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因此，不论古代和现代，“人心”和“道心”都是任何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中国古代思想的“理”、“气”、“心”、“道”等概念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解释西方一切哲学的现象，是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工商皆本”、“允执厥中”、“以法治国”等观点在当今中国仍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不能迷信西方哲学，犹如不能迷信西医一样。西医可以治病，中医同样也可以治病。不能以科学的名义，排拆其它“非科学”的问题，世界的真相并非简单的非白即黑。西方哲学大行其道，也应当允许给予中国古代思想介入社会管理的空间。至少从目前而论，唯物论或唯心论的分类已经有些落伍。假如要问及现代人人皆知的“信息”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恐怕就难以回答了吧。因为，信息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非物质的。那么，了解了人的本质又有什么用呢？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的困惑，从而产生了种种杂念，造成了生活道路选择上的错误，一生浑浑噩噩，患得患失，直至生活即将结束之时才发觉要是重新活一次该多好。假如，真的能让他重活一次，也不见得会好到那儿去。只有了解了人的本质，以及这个本质中所存在的社会属性与存在属性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才能认识到把一个自然人的本质理解成社会关系总和的荒谬性，才能抛弃对于增益人的本质属性毫无用处的一切牵挂，才能获得自由之身，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其实，这也就是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所在。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理论上人的细胞每6-7年全部更新一次，也就是说经过7年，7年前的细胞全部死亡了。那么，怎么认定7年前的你，一定就是现在的你？那么你在7年前的犯罪为什么法律还要制裁你？也就是说，人的物质属性决定了人每七年要“死”一次，为什么法律会有7年以上的刑罚？。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罪犯被判死刑后，愿意捐出所有的器官。当他的大部分器官移植到其它人身上并存活下来。是否是说这个罪犯并没有被执行死刑？纯从“唯物论”的角度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事实上，要回答第一个问题，要从人的本质说起。人的本质包括人心和道心二个层面。首先，从“人心”而论，一个人无论多大年纪，他的社会关系的属性并没有改变，他本身的记忆以及社会公众对他的认知并没有改变。正因为他的社会属性没有改变，所以治理社会的法律体系就要对他产生作用。而枪决这一简单的行为，就彻底改变了社会对这名罪犯的社会属性的认知。第二个问题可从“道心”论之，一个人无论他多大年纪，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即他的“存在属性”并没有改变。而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的总和按通俗的说法就是“秉性”。也就是人的秉性难改。所以，正因为人的秉性难改才可以按他的罪行判罪。即使他把他的所有器官捐给别人，并在别人身上存活，那么他的肉体器官已与他的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作了分割，罪犯就已经在法律意义上伏法了。或许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才有了最初的“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这一创举，作为法律惩罚的补充或替代，目的就是想达到作为物质层面的肉体与作为精神层面的行为方式以及思维范式作一个分割，事实证明这种分割是不彻底的，也是无效的。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足为凭。然而，当今社会精神压力巨大，心理疾病越来越多，尤其抑郁症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如果真正能从人的本质这一点入手，可能会找到相应药方。这或许才是认识人的本质的真正用途吧。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己读文章读书的感觉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写读后感最好是实际写自己的感悟。
读一本书的时候，就要知道这本书的最基本的内容，例如，书名，作者，内容的梗概等。这些，对于一个读了这本书的人都必须掌握的。所以，读后感开文就要把这些亮出来。例如，我在暑假的时候，读了某某写的一本书，名叫《某某》，在这本书里，他向我们讲解了某某生活的时代发奋力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