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费》
作者：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的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儿。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又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给你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次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闪闪的红星》 

作者：李心田

故事发生在1932年初冬。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有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居住着几十户贫苦人家。受尽了恶霸胡汉三的盘剥和欺压，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年仅八岁的潘冬子就是穷苦人家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和小伙伴椿伢子天天眺望南山盼望着当了红军的爸爸早日打到柳溪，除掉胡汉三，为被胡汉三残害的奶奶和妈妈报仇。胡汉三闻知红军就要打过南山，惊慌失措，准备仓惶逃命。临走前恶狠狠扬言:就是走，也要杀了冬子母子，斩草除根！
村口大榕树下，冬子和妈妈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下。胡汉三恶声叫喊着：“谁家男人要是再敢当红匪，潘家娘俩就是下场！开枪！”千钧一发之时，率先冲进村子的一队红军包围了大榕树。走投无路的胡汉三和几个民团爪牙束手就擒。冬子的爸爸潘行义奔上前，砍断捆绑冬子母子俩的绳索。
红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柳溪村，椿伢子奔来跑去在红军的队伍里却没有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宋大光。潘行义告诉宋爷爷，椿伢子的父亲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宋爷爷强忍悲痛叮嘱潘行义，不要让伢子知道。
红军解放了柳溪，久受胡汉三奴役和压榨的柳溪百姓喜气洋洋。鞭炮声中，一副写着柳溪苏维埃政府的木牌挂在了胡家大院前。柳溪成立了赤卫队，冬子妈被推举为妇救会长。
冬子和椿伢子细妹背起书包和柳溪村大大小小的十几孩子入了列宁小学，年轻的红军女战士柳琴充任了他们的老师。孩子们也手拿红缨枪成立了儿童团，冬子在伙伴们的掌声中，戴上了儿童团长的红袖标。
胡汉三被关进了自家的地牢，赤卫队队员派人轮流看守，只等公判大会一开，柳溪苏维埃政府就将作恶多端的胡汉三当众枪决。由于冬子的小伙伴胖仔的父亲罗麻子做了“内奸”，胡汉三逃离了柳溪。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冬子发现胡汉三逃跑，勇敢地与胡汉三搏斗。……
转眼几个月过去，已到了深秋。潘行义备好了行囊，随部队一起开始了第五次惨烈的反围剿战斗。为了配合红军前线作战，柳溪村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胡家大院的苏维埃政府里，人们腾屋挪房，建起了临时红军医院，吴修竹带着担架队进进出出，运送从前线撤送下来的受伤的战士。冬子妈领着姐妹们做起了护理员，给伤员们喂汤喂药。
冬子和小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商量着要给北山里和白狗子打仗的红军叔叔们送食物。当孩子们爬沟翻梁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进深山时，突然看见迎面脚下的山谷里，有一队白狗子踩着泥泞跋涉而来。机智勇敢的冬子带领小伙伴们给敌人设下了“斗笠阵”，让敌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破坏了敌人企图偷袭红军后路的计划，使红军叔叔闻声赶来围歼了敌人，打了一场大胜仗。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就在潘行义养好了腿伤，准备请战再上前线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撤出刚刚创立的柳溪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一道向北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柳琴也和孩子们告别了。
为给红军补充兵力，党组织决定将柳溪赤卫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收编为红六营的一个班，另一部分跟红六营的一个连组成游击支队，驻守当地开展游击战。欢送红军离别的场面既热烈又悲壮！临别前，潘行义送给冬子和椿伢子两颗红五星。
红军秘密撤离柳溪的消息很快通过中央军的暗探侦察传到了胡汉三的耳朵里。磨刀霍霍的胡汉三,成立了“还乡团”,杀回柳溪，开始了疯狂而又血腥的残酷报复。一进村的胡汉三就派爪牙们兵分几路逮抓冬子妈母子和宋爷爷爷俩，以及其他几个红军和赤卫队员家属。一场血洗柳溪的惨案发生了……
天亮后，躲过追杀的红军家属们分开疏散，冬子妈和宋爷爷决定带着红军伤员领着冬子椿伢子细妹上山，寻找游击队，并且留在了游击队的营地里。
冬子妈入党的申请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就在入党的第二天，冬子妈便在深夜潜入柳溪暗中组织群众给山上偷送军粮，由于罗麻子叛变革命，投靠了胡汉三，在敌人就要包围的生死关头，冬子妈为了掩护群众脱离险境，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