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带文尔内由卫戍司令部回到住所去。几个月来，文尔内经常跟着我，从来不用狗链，自由自在地跟我并排走着。它近来衰老得更厉害：它已经十岁，对狗来说，这可是古稀之年了，它一坐下来就睡觉，除了吻部之外，连躯干的毛发也变灰白了。只是，文尔内的嗅觉同从前一样敏锐。文尔内从来都是服从命令的模范。可是，这一天它的表现却异乎寻常：走起路来很不安分一会儿离开我朝前直跑，一会儿又拉在我后面，时而耍脾气。弄得我也生气了，就吆喝了它一声，而我马上就发现了，文尔内象发寒噤一般全身颤抖，一会儿紧张地嗅嗅空气，一会儿又嗅着人行道的柏油路面。莫非它生病了么？
“文尔内，你怎么啦？”我大声说道。马上我就感到惊讶不已：文尔内听见我说话。它听见了才转过身来的。叫我惊奇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那双眼睛。它那双眼睛充满了痛苦和难以描述的怨恨之情，还有点什么叫我难以言传的东西。它身上的毛发全都竖了起来，那条尾巴也夹到肚皮下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它处于这样警觉的状态。当然，最叫人惊奇的是它恢复了听觉。……
据说，动物能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这一点甚至可从动物生理上的反常现象找到反应。某些动物会变得沮丧不堪，落入一种受压抑的状态。相反，另外一些动物却会出现一种难以描述的警觉状态。在这种高度亢奋、警觉的精神状态下，这些动物身上经常会发生最出人意料的现象。 猛然间，文尔内的头向地面一低，就打我身边撒腿跑开了。
“文尔内，你上哪儿去？回来！回来！”我喊叫道。
但是，它头也不回地朝前跑：要不就是耳朵又失聪了，要不就是不想服从命令。
我试着跟在它后头跑去，但是，转眼间就给它拉下了。文尔内消失不见了，我忧心忡忡地回家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还在想着文尔内。它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我家的人作出了跟我的猜想大相径庭的假设：狗儿发了狂以及诸如此类的想法。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我内心深处有个什么声音在告诉我，文尔内身上发生了一点什么更严重的事情。
你瞧，两个小时刚过不久，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办公室的值班军官通知我，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事件：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一条狼狗一般大的野狗，径向一个德国公民猛扑过去，撕咬着他。
“什么？”我对着话筒直嚷叫，“给我形容一下那条狗！……”
“你家的文尔内在家吗？”值班军官小心翼翼地问道。
“文尔内不在家！”我极为警觉地回答。
“出事现场有两位我们的战士，”值班军官继续报告道，“据他们说，这条狗像是文尔内。”
“人还活着吗？”
“快要断气。”
“狗哩？”
“狗还活着……”
值班军官还说了点什么，但我没听完他的报告就给车库挂了电话要车。
五分钟之后，我已经赶到了值班军官报告的那条街上。柏油路面上还有一滩血迹，扫街人还没来得及扫掉。这滩血迹指明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被咬的德国人已抬进了就近的一栋房子，在我驱车赶到前几分钟他已经死去了。
这是一个已不年轻的男人。浅色头发，高个，穿着一套普通的平民服装，满脸冷酷之极，就连死亡也没能稍稍改变他那副冷酷的模样。狼狗几乎咬下了他的喉管，他连一刻钟也没捱过就断气了。文尔内也躺在旁边，但它是一副什么模样啊！
原来，这个过路的人持有一把手枪，他一边躲避狗的攻击，一边开枪抵抗，向文尔内射出了整整一匣子弹。文尔内受了致命的枪伤，但是还活着。我跪倒在文尔内跟前。它认出了我，且微微揪动着尾巴显然，它是想向我表示欢迎。它嘴角的血泡不断胀大，与此同时，血泡发出了咕嘟咕嘟的声响，这种喑哑的声音仿佛卡在它的喉咙里出不来又下不去似的。文尔内老是看着我背后。我看了看它目光所指的地方也就了然了：它的眼睛一刻也不停地盯着被它咬死的德国人。它的目光里蕴含着怎样一种深仇大恨啊！
“抬他出去！”我朝尸体一指，命令道。
两个战士来到尸体边，一个搬头，一个抬脚。因为磕碰了一下，死者的右手滑落下来，直往下垂，“扑”地一声碰在地板上。我不由得悚然一惊：死者的右手缺了两只指头。
猛然间，我记起了一幅遥远的图景，这些年来战争带来的种种严酷事件将这幅图景遮掩住了。如今，这幅图景是如此鲜明，就象是昨天看到的一样：践踏过的雪地上，血迹斑斑，被敌人打死的斯达罗斯青躺在地上，一只受了伤，且流血过多的狗，两根腊黄的人的手指头……想起这些，我就什么都了然了。瞧，这是个什么人躺在我面前啊！杀害斯达罗斯青的凶手受到了惩罚。
看吧，狗的不寻常的行为用什么来解释？文尔内竟能由柏油路面上的足迹嗅出了敌人的气味。这个人的气息在它的头脑里保存了八年之久！八年来它一直对他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并且等到了复仇的一天！
“死者的身份确定了吗？”我问道。
“差不到哪儿去，”我的助手意味深长地答道，他是不久前赶到到现场的。他将死者的证件递给我。
这不就是嘛一张纳粹党的党证，一张盖世太保的登记卡。
“他随身携带的？！”我惊讶地问道。
“是缝在衬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