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国著名希腊史学家格罗特为例，他以公元前776年为界限，将古希腊史分为传说时代和历史两个阶段。格罗特觉得，“公元前776年之前希腊的大量事件无论在历史和年代上都不能复原”；[24]
宣称“在希腊传说的诗歌中列出年代的特定人物和事件，都不能认为属于真实历史的领域。”[25]
格罗特称公元前776年以前的希腊史为“传说时代”或“传说中的希腊”。他有时也沿袭使用英雄时代一词来表示史诗和传说中英雄活动的时代，但既不考订英雄时代的事件，也不确定其年代。格罗特实际上是把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和其后直到公元前776年之间的历史都笼统地纳入传说时代以至英雄时代的范畴，并认为其具体史实是无法确认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格罗特不承认英雄时代的历史事实，但他从研究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角度出发，在全书序言中宣布，“根据荷马的描写和提示，可以认为英雄时代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一般说来是能够认识的，对此我进行了描述和探讨。”[26]
格罗特明确地写道：“然而，那些诗歌作为生活方式的图景却是充满了教益的，正是那些使它们的作者失去作为历史家的可靠性的相同的情况，使他们作为当代社会的不自觉的解说者具有极大的价值”。[27]
据此，格罗特在第19章中对传统的英雄时代各事件的年代不加肯定，但在第20章中对希腊传说所显示的社会生活状况展开了较深入的分析。此外，他还在第17章中将神话的脉络与近代欧洲各民族的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 19 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最著名的希腊史学者是恩斯特·柯修斯。他对待古希腊神话和传说的态度，与格罗特有所不同。“蒙森曾拒绝罗马史上的神话，格罗特则不接受希腊神话作为历史证据”；但柯修斯认为，“可以从传说中引出大量历史，因为传说远不是某一单个人的捏造，而是整个民族的回忆”。[28]
但是，他认为荷马史诗所说的以阿伽门农为统帅的特洛耶战争纯属杜撰，建立在这一事件之上的传统年代学则是不可靠的。在柯修斯看来，只存在多利亚人南下后掀起的希腊人向小亚细亚迁徙的浪潮。正是在征服伊奥利斯的移民战争中，“一向爱好诗歌的阿卡亚人，为了在缓慢进展的斗争中支持自己，就用关于他们古代军事贵族阿特柔斯王朝事迹的赞歌来加强自己的力量，通过回忆神一样的阿喀琉斯的英雄威力来培育勇敢精神”。[29]
这样，终于形成了荷马史诗，历史被拉长和颠倒过来：出现了“对特洛耶地区的两次征服，具有相同事件并由相同部落及家族进行的两次战争”，[30]
编造出了英雄们返回希腊的情节，多利亚人南下则被插入到两次战争之间， “除史诗所说外毫无根据或基础”的那第一次特洛耶战争竟成了“希腊人由之开始其全部年代学的固定起点”。[31]
然而，柯修斯与格罗特在使用史诗来说明英雄时代的社会面貌上是一致的。他认为，荷马史诗是“关于直到大移民时期希腊人整个生活的唯一传统原始资料”。[32] 正是在史学家逐渐否定英雄时代具体事件的历史可靠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史诗、传说所反映英雄时代社会状况的真实性的趋向下，摩尔根对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长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摩尔根对格罗特颇为推崇，认为他“鉴别能力之高，使我们除了引用他的原文以外，别无其他更为可取的途径”。[33]
他采用格罗特关于传说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说法及研究方法，不深究其事实和年代，而着重探讨英雄时代希腊人的社会制度。他说：“瑟秀斯（即提修斯——笔者）的时代不能确知”；[34]
但明确指出：“传说的世系和故事，神话和零散的诗歌，终之以荷马和希西阿德的诗篇，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文学遗产”，并认为可以根据这些知识来源，“把组织成政治社会以前不久所出现的氏族社会的主要面貌重新恢复起来”。[35]
摩尔根的伟大贡献，就在于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和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氏族组织，从而“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36]
他把人类的文化发展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而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又各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上，摩尔根认为古代社会即原始社会几乎普遍存在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四个阶段，“在蒙昧社会即已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到了低级、中级、高级野蛮社会而臻于完备”。[37]
在管理机构的发展上，摩尔根主张：“在低级野蛮社会，是一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在中级野蛮社会，是两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和军事指挥官；在高级野蛮社会，是三权政府，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38]
摩尔根运用他的伟大发现和理论，结合古代希腊的有关神话、传说和史诗，认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英雄时代希腊人的社会组织，正处于“在一个氏族社会中合并成为民族”的阶段。[39]
他指出：“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在其政府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部或权力机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长会议；第二是阿哥腊，即人民大会；第三是巴赛勒斯，即军事总指挥官。”[40]
摩尔根特别批驳格罗特关于“原始的希腊政府基本上是君主政府”的说法。[41]
他强调，巴赛勒斯不是国王，而是军事指挥官。巴赛勒斯的政府——巴赛勒亚，不是王国，而是军事民主制。摩尔根宣称：“我们可以给巴赛勒亚下一定义，视之为军事民主制……巴赛勒斯是他们的最高司令官……与巴赛勒斯并立者则有酋长会议和阿哥腊，如果对这种政府形式需要下一个更加专门的定义，那么，用军事民主制来表达它至少具有合理的正确性，而使用王国这一名词及其所必然包含的意义是错误的”。[42]
总之，摩尔根认为希腊远古历史的发展，同其他民族一样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而英雄时代的希腊则处于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仔细阅读了摩尔根的著作，并写了详细摘要。他基本接受摩尔根关于希腊英雄时代的论述，写道：“在英雄时代的雅典人中，有三个协调的权力机关：（1）酋长会议；（2）人民大会；（3）主要军事酋长，或巴赛勒斯”。[43]
马克思也指出：“‘巴赛勒亚’——希腊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时代王权（因为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统帅）这个字，在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存在的条件下，只不过是军事民主制的变形而已。”[44]
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有关英雄时代的观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