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为，孟子是怀有匡正天下的巨大抱负的。在《离娄上下》中，讲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我看来，修、齐、治、平，从本质上说，就是施行仁义之道。

此语出自《孟子·离娄上》。诚，真实无妄的意思。天指自然，天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或自然的规律。自然界的一切，宇宙万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没有虚假；真实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虚假就没有一切。所以说诚是天之道。人之道，是指做人的道理或法则。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道与天道一致，人道本于天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讲到诚也是这样，既然诚是天之道，人之道就应该思诚；思诚就是追求诚。思诚者，人之道，就是说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这段话是从宇宙万物存在的现实和规律上说明了诚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因此也是为人的根本，这就从根本上论证了诚的意义。
作为人道的根本要求，诚渗透在一切方面。做人要诚实，不讲假话，不欺骗，不作弊，不掩盖错误缺点；与人交往要讲诚信，言必有信，说到做到，不折不扣地履行合同承诺；对国家、对事业、对工作，要忠诚，尽心竭力，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对友情、爱情，也要忠诚，要全心全意，不三心二意，虚情假意。集中到一点，最高的要求是《大学》所说的“诚意”。所谓诚意，是说要能慎独，在个人独处，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实实在在、不折不扣按照道义要求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无论在人前还是人后，都能做到言行一致、内外一致，没有丝毫的虚假不实。
现在我们是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契约、合同为纽带，讲诚信、守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之道，或者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的天之道。因此诚信也就有更重要的意义。思诚，追求诚信更应该成为做人的根本。但现实的状况却是诚信缺失，虚假泛滥，作弊成风。这已经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在对诚信的认识上，又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前些日子看到一篇讲诚信的文章，题为“诚信的妙用”。文章从教师、学生、企业家、商人等各个角度列举诚信的“妙用”。诚信可以带来好处，当然是对的；认识到诚信的这种“妙用”，可以促使人们愿意诚信，做到诚信，也是对的。但是如果只从“妙用”上认识诚信，那么一旦有机会放弃诚信会带来更大的好处，欺诈显示出更大的“妙用”，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诚信，选择欺诈了。对于作弊，有人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作弊是傻瓜，正证明了只看“妙用”也可以通向欺骗。还有人说作弊是“被逼无奈”，也是只从个人得失上衡量，而没有从根本的为人之道上来认识诚信的意义。很明显，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坚持诚信。所以，重新认识“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的道理也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真正认识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的道理，把诚信当作做人的根本要求，树立起追求诚信的自觉，才能奠定重建诚信的坚实基础。 （只有资料）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说明对它评价很高。《史记·外戚世家》曾经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一般都是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对诗的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认为《风》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雎》的具体表现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其声、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但《关雎》究竟如何呢？
这首诗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郑玄从文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现在用郑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其兴淑女配偶不乱，是君子的好匹配。这一章的佳处，在于舒缓平正之音，并以音调领起全篇，形成全诗的基调。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统摄全诗。第二章的“参差荇菜”承“关关雎鸠”而来，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流”，《毛传》训为“求”，不确。因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处不当再有“求”义。“求”字是全篇的中心，整首诗都在表现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第三章抒发求之而不得的忧思。这是一篇的关键，最能体现全诗精神。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氏对本章在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最为精当。应当补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祯《渔洋诗话》所谓“《诗》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林义光《诗经通解》说：“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写，可谓“哀而不伤”者也。第四、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乐”，用字自有轻重、深浅不同。极写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谓“乐而不淫”。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毛传》云：“兴也。”什么是“兴”？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所谓“兴”，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如此诗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
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刘师培《论文杂记》云：“上古之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间多用叠韵双声之字。”此诗虽非句各叶韵，但对双声叠韵连绵字的运用，却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
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对《关雎》，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当然，《关雎》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以声调传达诗义。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