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王干对话录》，是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两位作者有关文学的一系列对话的成果。这个对话是围绕了“新时期”展开的。“新时期”是我们至今依然难忘的时光，但在对话中，他们却都对“新时期”文学本身发出了追问。王干指出：“所谓‘新时期文学’实是一个非常含糊、不科学的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新时期从粉碎‘四人帮’以后，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但‘新’到何时为止？”应该说，这个问题实已触到了要害。王蒙先生更指明：“当时用这个概念无非和过去相比较，实际上新时期文学是和年年运动，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那个时期相比较”。这些论点都已经开始对“新时期”本身进行思考。他们用“文革后文学”来界定“新时期”，认为新时期“实际是从‘文革’蜕变来的”。这些说法实际上试图以超出“新时期”话语的限制的姿态对“新时期”文学进行重新反思。这种反思恰恰是告别的前提和条件。
两位对话者对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形势作了极为深刻的描述。在他们对当时的“疲软”“滑坡”等等现象的描述中，正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多元话语正在形成。他们明彻地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同时也失去了流向，这对每个作家都是考验，失去流向就没有规定的道路给你走。”他们似乎已经将话题延展向今天面对着商品化与大众传媒的新的文化情势了。昔日的政治化的轰动早已寂灭，而作家追寻的总体性的“轰动效应”也难以重现了。虽然在“新时期”文化的话语中，文学一直处在中心，但文学的这种话语中心的位置已随着社会选择的多样化及大众传媒的崛起而走向了衰落。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矛盾，正是知识分子和文学在呼唤，在呐喊着一个多样化选择的时代的到来，但一旦这个时代真的到来，却最先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文学的话语中心位置的衰落。两位对话者凭着他们对时代和文化的敏感，点出了“指路的探照灯”式的文学观和中心意识的溃解。
在《文学的逆向性：反文化、反崇高、反文明》一节中，两位作者在一些尚未成为潮流的现象中，将我们当时狂热追寻的“现代意识”加以追问和再思。
这个追问和再思限于当时的文化情势，尚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显豁和明确。但其实已触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大关节，也就是开始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所谓“现代性”指的是文艺复兴之后所出现的启蒙的文化思想。有关“现代性”的定义虽然头绪纷繁，但人们都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和认知。而“现代性”所构筑的文化设计从鸦片战争时代起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它是梦想和期许，又是承诺和宏愿。但“现代性”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概念，它将中国的文化编码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变成了西方文化的“他者”。中国的文化设计和思想就一直沉浸在一种“他者化”的焦虑之中。我们全面地接受了启蒙的设计之后，就不免失掉了自身的独特性。“新时期”文学所产生的“走向世界”的焦虑，正是启蒙的“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对话中专有一章论及《何必走向世界》，王蒙说得十分直率：“现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讨论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的讨论，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很少，相反那种想当然的‘西洋情结’非常多”。“过分地关心走向世界，实际是长期封闭之后一种自卑心态的表示。当你仰视世界、仰视诺贝尔奖金，仰视外国读者的时候，你的作品永远不会赢得他们。”这是清醒明彻的声音，它也是我们告别“新时期”和“现代性”话语的可能性的展示。
对话录对具体作家的品鉴与分析只是即兴的三言两语，但却准确、生动，独具概括性。他们分析了从王蒙自己和他的同代人，到韩少功、王安忆，再到余华、格非、苏童、刘恒等完全不同的作家。这一部分对作家、作品的评析既体贴创作的甘苦，又能一语破的，指出其成败得失。看得出是批评家和作家在对话中所达到的独特的洞见，同时也表现了一种从容开阔的气度。在这里，两位作者在对话，也在和他们涉及的众多“新时期”作家对话，也在和我们这些读者对话。对话是明智的前提，有了聊天，人才不易被偏执和僵硬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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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竞争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过程，有实力者往往战胜软弱者，而且为了追逐最大的利益，往往不顾一切，不损人利己，甚至践踏道德。但句中的“似乎”表明这些现象不是普遍的绝对的，而作者也相信道德原则并未完全被代替，这是他立论的基础。

我们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缺乏良好的盲目依赖。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善良是愚蠢的寓言。东郭先生，农夫和蛇，好农夫和东郭先生是多么可笑是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对象是狼或蛇，善良是自杀，了活该恩慈，良善是帮助狼或蛇，善良就是白痴。
但是，我们也希望去想那些谁需要在那些等待援助之手，他们的善良的人们有所帮助或冻结他们严重受伤，有多大比例的蛇还是狼？我们还想问一下，宇宙，以及有多少比例是蛇，狼？在有限的蛇，狼和蛇都在考虑和狼，狼毫不犹豫地对付蛇和规则，为自己的成绩，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病？
我们也可以问，我们对待那些倒霉的蛇，狼的态度，太多的人之间有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蛇和狼的考验吗？如果说盲蛇，狼和良好的农民的脸是困惑或东郭先生，那么面对的不是毒蛇或狼的人要面对的蛇或狼坚决的态度，我们变成了什么？是不是有点接近我们自己的蛇还是狼呢？
比较善良与邪恶，当出现前是如何周芷若多么强大，后者似乎是这样的。邪会毫不犹豫地延长杀气善良，脾气好，但不是即使在一个位置，以抵抗不设防。邪在做的一切，因而有多种武器凶猛。和善良是做什么样的，武器是比凶猛的要少得多。击败常在那种凶猛的手中。
但是，人们还是喜欢好的，善良的欢迎，向往善良。善良唯一的快乐，好相处，彼此愉快地和平，良好秩序集中在建设性和有意义的事情，好摆脱无休止的战斗与自我消耗，以达到良好的健康，至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良好的和平与和谐。
这是一种力量。一种力量是，它是人类。它是属于人民的，它属于文明史上属于合理的部分属于科学。它属于更文明，更发达，更高尚的好男人。它属于更民主，更繁荣的社会更文明，更发展。
凶猛的每一个“战胜”的好时机，把自己压缩，因为它宣告了自己的丑陋。每一个好打败邪恶再次把他发扬光大，因为它宣扬了自己的光。
也是一种智慧，远见，一种自信，是一种精神力量，和平的精神，平静的以逸待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积极的。
善良和纯真也可以与超越的成熟链接。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善之邪不可，不，是不是。善良的人是不是自卫，不会打，只是不要滥用的“自卫”罢了权利。通常情况下，孩子是好的，真正参透生命与强大的人在世界上也不错，但不到一个半瓶子晃荡瓶大多数人并不看好。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难过。恶人往往是四面楚歌，显示出它的叫声凄厉，他的行为是荒谬的，也是它的稀缺性，它的心脏恐慌。好人微笑面对现实，并从未失去对世界和人类，国家，朋友，理想的信心。
我喜欢的那种。我不喜欢邪恶。我认为即使自以为是百分之百代表真理和正义不应该乱恶。滥用不仅是一个邪恶的本身。我相信人们最终会越来越好，而不是相反。例如，在“文革”中，凶猛不必照呢？披凶猛比做“伪装”了吗？然后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