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论》不一般地谈论范增功过得失，而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新颖角度阐发开去，议论文人谋臣如何“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中忽而引证古语，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转为叹息，写得虚虚实实，时张时弛，使一篇短文波澜横生。又如《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这一类文章中，也有些是随意搬弄历史以显高明，写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反映出苏轼好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稳的议论有趣味得多。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

原来既已听闻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万分佩服，尤其他那一阙《大江东去》、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及其余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等等等等，不尽于牍，皆令我为之折服而赞不绝口。他为北宋豪放派词人乃是当之无愧，开创出宋词另一番天地。
阅毕此书，方知东坡其余的光辉点如天际之星，亦熠熠闪光，如爱民、敬友、忠妻，不一而足，他在杭州任太守期间，曾数次不厌其烦上书朝廷“莫专以救济百姓为法，而要未雨绸缪的做好防饥备馑工作”（见第二十二章）。苏轼毕生朋友满天下，且几乎各行各业皆有：道士、僧人、朝廷命官、边城微吏、平民百姓、青楼妓女、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举之不尽，列之不穷，就连后来他的敌人章CHUN（竖心旁加“享”），东坡也不计前嫌的宽容他的罪行（见第二十八章），至于其元配夫人王弗，苏轼在她早年亡故后，作了流放百世、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其后娶王闺之以续弦，夫妇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王闺之的大力操办下苏东坡从纳了后来一直追随他至死的小妾朝云。可见三个女人对苏东坡一生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女人——元佑年间的太后，在其摄政期间（1085.3～1093.8）极力支持苏轼，擢其高官，使苏轼得以大力宣扬其政治思想。然太后逝世后，他失势极惨，被四处流放，甚至到过海南，最后遇赦勉强才回到中原，死于常州。
无疑的，苏轼的一生是光辉璀璨的，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的诗作书画一样是值得我们后人细细体味的。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宋帝国的臣子，还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才子，他都当之无愧的在华夏大地的群英中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林语堂这本书尽管融入了他自己对于苏东坡的看法，但我想，正如他的那句"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正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位千年才子的贴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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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二篇：
苏轼传的读后感
读《苏轼传》
《苏轼传》是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和崔铭合著的一部书，四十五万字，去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写得很好，但这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苏轼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著作多，面广，这是难点之一。还有，就是有林语堂的名著《苏东坡传》在前面比着，那书写得那么精采。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著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著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而王著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