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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呵成,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以文学为主径的小文化）的经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表达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写得中气充沛、淋漓酣畅.而这种驾驭历史、囊括文化、指点江山、评判古今的做法,没有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欣赏力与聪颖的表达智慧,也无法奏其功.
　　我长久困惑于一种学术堆积：随着史的研究的深入细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扩大,笔触则日益细腻发散具体而微,读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与方位感,仰头不见天日,只见铺天盖地的阔叶针叶树冠藤萝、陡峭山径崖壁巨石.学术开辟为时代积累起巨量的丰厚与弘博,也给普通读者把握传统设置了无以数计的路栅道障.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历史写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经显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这次试探再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惊绝概括力与描述力：“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又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再如：“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敏锐的感觉,精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为其聪颖洞见而称奇.
　　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夜读《阅微草堂笔记》
以我的水平和能力，是没有多大兴趣读文言文的，懒而笨的原因。
《阅微草堂笔记》是闲逛超市时买的，不厚，原文后带译文，印刷很精美。仔细看了下目录和封面，是《阅微草堂笔记》其中的一部分文章，是哈尔滨出版社“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丛书中的一册。特意选择了深夜，一字一句的读完了此书，时而如古时私塾读书一般，朗朗读出声。其中多是鬼妖之词，夜里读来，稍有胆怯之心。没有对纪老先生的一丝不敬之意，只是夜太静了
了解纪晓岚，当从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说起，这部不是历史的电视剧，因了演员的精彩演技和剧情的亦庄亦谐，吸引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当然，仅从一部不是历史的电视剧中了解纪晓岚，是不能够的，但正是这部电视剧，让我对纪晓岚有了浓厚兴趣（兴趣二字可能有所不妥，不知该用一个怎样恰当的字眼），从而对有关纪先生的书有了兴趣。
我一向如此，择人读书，依喜好读书，读书的面有些狭窄，我已经意识到了，也许以后会改正有文说：《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一部撷录中华文化史料的笔记，是纪晓岚在文津阁编修《四库全书》时，从库藏的无数秘本珍籍以及禁毁书中抢救采撷下来的，有的还加上自己的评注。又说因纪先生遭和珅记恨，私录的秘册《阅微笔记》被和珅的耳目毕庸窥知，于是密报和珅，幸有幸有一位名叫王丁的义士，凭着一身轻功，赶在和珅搜抄之前的一个深夜潜入文津阁，把这部《阅微笔记》取出秘密隐埋在野外双塔山上。纪晓岚避去了一场灭门之祸。但是后来王丁死去，这部《阅微笔记》孤本再也寻找不到了。现在流传下来的《阅微草堂笔记》是《阅微笔记》失落之后纪晓岚追忆重写而得的。断断续续“追录见闻,忆及即书”，积十年才成此书，但所记事迹中史料还不到原笔记的十分之一，内容远不及原笔记丰实，全书仅以记述狐鬼神怪为主。
全书共二十四卷，分《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纪晓岚六十五岁后的十年间，即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1789-1798）陆续写成。
我读到的这本书，只是前三卷，因为没读过全书，故不知所读过的是全书文章的多大比例。仅就读过的文章，就足以反映出纪先生的用心良苦，书中大都劝戒的文字，几十字到几百字的简短小文，读后却大有畅快淋漓之感。
所见所闻，街头巷议，均被纪先生入文，每篇文的开首或尾末，纪先生都有议论，因此每篇文的格式基本都是故事加议论，当然，依我们现在的观点和思考角度，有些议价未必我们会接受。看似随意的简短文字，蕴涵丰富，显现了纪先生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依我看，就是一篇篇小杂文，不同于杂文的是，纪先生的文不是生硬的论理说教，读时，便不觉得枯燥乏味，间或会心一笑，意味深长。
鬼，狐，妖出现在文章中，想来是环境所致。明清流行志怪类笔记小说，文人不能光明正大的随心而写，随意而论，便“鬼话”连篇，以狐说人，借妖说事。不知有着高深学问，一生只编书，不写书，只留有这部《阅微草堂笔记》和《纪文达公遗集》的纪先生，是不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
“余一侍姬，平生未尝出詈语。自云亲见其祖母善詈，后了无疾病，忽舌烂至喉，饮食言语皆不能，宛转数日而死”。这一篇是书中最短的文章，廖廖数语，干脆利落，主题鲜明，寓意深刻。
“南皮疡医某，艺颇精，然好阴用毒药，勒索重资。不餍所欲，则必死。盖其术诡秘，他医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无敢延之者矣。或谓其杀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有佚罚焉。夫罪不至极，刑不及孥。恶不至极，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祸延后嗣也
这两篇皆意在以善为人，言及因果报应。
我倒是希望人人都能好自为之，良善为人处世，但当今是功利的社会，浮躁的人心使良善蒙羞。有个词叫做积德，如今，这个德字已经不是为人之本，长此下去，我倒是担心这个德字会被遗忘在某个角落。而“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老话，怕是也会记不得了。
如果真的有因果报应，相信这世上就能少了很多的“恶”人。有时候想起一些话，象是封建迷信，似乎有伤现代文明人的风雅之气，可社会在进步，却都在说人情淡薄，不知为什么
“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酣酢太熟。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云水散人，拙于应付，不如避之为佳。其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甚与人语恒字字推敲，责备无已。闲云野鹤，岂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这段文字，写出了做一个真人的必要性，太世故圆滑，太拘于礼数，事事俱细的人，都不为人所喜欢。当今的人和事何尝不是如此？真诚，才会以心换心。
《阅微草堂笔记》，涉及面广，细细读来，你会从种体会到很多有益的道理。通俗易通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一篇篇故事娓娓道来，即使不懂文言文的人,也很容易理解。我不了解古文，不能说出这部书的文学价值，单从纪先生的才气学识，我就可以肯定，这是一部文学性，趣味性，哲理性丰厚的著作。希望有机会可以读到完整的《阅微草堂笔记》。
参考资料：http://www.zigui.org/article.php?id=1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