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

原来既已听闻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万分佩服，尤其他那一阙《大江东去》、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及其余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等等等等，不尽于牍，皆令我为之折服而赞不绝口。他为北宋豪放派词人乃是当之无愧，开创出宋词另一番天地。
阅毕此书，方知东坡其余的光辉点如天际之星，亦熠熠闪光，如爱民、敬友、忠妻，不一而足，他在杭州任太守期间，曾数次不厌其烦上书朝廷“莫专以救济百姓为法，而要未雨绸缪的做好防饥备馑工作”（见第二十二章）。苏轼毕生朋友满天下，且几乎各行各业皆有：道士、僧人、朝廷命官、边城微吏、平民百姓、青楼妓女、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举之不尽，列之不穷，就连后来他的敌人章CHUN（竖心旁加“享”），东坡也不计前嫌的宽容他的罪行（见第二十八章），至于其元配夫人王弗，苏轼在她早年亡故后，作了流放百世、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其后娶王闺之以续弦，夫妇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王闺之的大力操办下苏东坡从纳了后来一直追随他至死的小妾朝云。可见三个女人对苏东坡一生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女人——元佑年间的太后，在其摄政期间（1085.3～1093.8）极力支持苏轼，擢其高官，使苏轼得以大力宣扬其政治思想。然太后逝世后，他失势极惨，被四处流放，甚至到过海南，最后遇赦勉强才回到中原，死于常州。
无疑的，苏轼的一生是光辉璀璨的，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的诗作书画一样是值得我们后人细细体味的。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宋帝国的臣子，还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才子，他都当之无愧的在华夏大地的群英中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林语堂这本书尽管融入了他自己对于苏东坡的看法，但我想，正如他的那句"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正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位千年才子的贴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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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二篇：
苏轼传的读后感
读《苏轼传》
《苏轼传》是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和崔铭合著的一部书，四十五万字，去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写得很好，但这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苏轼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著作多，面广，这是难点之一。还有，就是有林语堂的名著《苏东坡传》在前面比着，那书写得那么精采。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著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著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而王著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

这个冬天实在很冷，或许熊都无法冬眠，何况它的同宗兄弟——狗，于是每晚都听到狂吠于楼下，心头很有怜悯之感。本来，躲在房中的我想烧一捆书取暖，其实家中摆了一架子书的人家，都是有先见之明。书，冬天可烧作取暖，夏天可作扇子。而且现在的出版商格外有商业头脑，发觉那些“写手”写的只是寥寥几句，毫无卖点，便在纸上狠下功夫，（听说那纸烧起来比卖起来还旺），包装上市如同新娘子上轿，少不了折腾，等读者们掀开“红盖头”——撕了那层包装纸，才发觉自己买回来的不值。其实买书与在时候结婚是一样的，市场之命，推荐之言，只是薄薄的油纸却如同红盖头一样不进“洞房”不可掀，许多青年的大好时光就如此浪费，许多读者的锦囊也是如此脱水。买回来也不好退，索性束之书架，用作显摆。久而久之，“对生活极其细心”的人便发现了书还有这种用途，没多久，天下便争相效仿。我如今也想借用人家的专利，因为电费实在比空调的温度还高。但听到吠后想，晋朝时有个书生因为穷就抱着狗取暧看书，我想我堆书可是家传的，我也没有富裕到去买那些无聊的写手的书，所以也算穷地没纸烧吧，那我何不也抱狗取暖看书呢！于是便抱上了那条狗，在书堆中到处翻，好不容易翻到了一本《苏轼传》，我也欢喜地看起来了。
上面这段算是我交待了一下我看这本书的契机，其实，我这个冬天也就是在类似于以上的状态下看了好些书，既然我看的并非是一些花哨的无聊“巨著”，自然每本书都有可观之处，我所接受的启导也是五花八门，而我的感受就如同一池湖水，扔进多大石头，就能激起多大浪花，照进怎样的脸，也就映出怎样的脸。现在扔进来五花八门的东西自然就有五花八门的反应，我柯某人才疏学浅，找不出一个词来统括这些感受只能冠以一个“杂感”，敝人很是荣幸今天请到苏东坡来为我铺纸磨墨，在此也多谢苏学士了（苏东坡：“不必客气”）。
其实，中国人给别人作传很容易走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格外惜墨，力求寥寥几笔，便把人物刻画地栩栩如生如生，用国画的技法来说是白描，从类型来说是写意。关键就在于意，用最少的语言传达出最传神的人物形象，最深刻的精神流露，如苏轼自己曾写过一篇传记叫《方山子传》，极尽简练之能事，言有尽而无意无穷，文章用词毫无雕琢，清丽平淡，而所选的几件事点到为止却几折几回，读者便于知方山子是怎样的人，如果熟悉苏试的便很容易知道方山子便是陈季常。说来惭愧，这也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但其实，过于苛求文字简练与追求文辞华美是一样的，如同两个裁缝，一个只想用的布料越少越好，而另一个则在布上“锦上添花”，还嫌布不够用，结果衣服都穿不了，因此顾言武在《日知录·文章繁简》中说：“是故辞至乎达不至乎简。”就是要泼一盆冷水，而林语堂的《苏轼传》就意在打破这样的陈规，而且，原著用英文写就，很明显是从语言和写法上学习西方。特别是像茨威格，罗曼·罗兰，虽说西方文字远不如我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再怎么变也逃不出26个字母，（我曾见过英文中最长的单词，用了13个“i”）但他们的传记如同创作长篇小说，对人物的描写极其细腻，罗曼·罗兰对贝多芬相貌的描写找来了车尔尼、克勒贝尔、米勒、莫舍勒斯、雷斯塔伯等各国各时代的人“作证”那种十分表现式地写法，用国画的类型来说是工笔，关键在工字，精工巧做，饰彩雕磨，挥墨如土，但求使人物的外貌、性格、精神能完整无缺地呈现，这种写法是非常艰辛的。要查阅无数史料，人物的生活要真实地再现，要揣摩人物他心理活动。这也间接影响了后世对心理学的研究。我常常想为什么西方在心理学研究要比我们发达呢？或许就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就很重视人物的心理（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绪”也叫“恋母情绪”就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得到启发）若再追溯上去，古时候东西方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这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成本低廉，我们用宣纸，他们用的是羊皮纸，比我们易得；我们用狼毫，他们用鸡毛，便宜；我们的墨要经过十分繁杂的工序才挤出一滴，他们奋笔疾书时，从不考虑墨水与自来水的区别。说了这么多，《苏轼传》真的不愧是我国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其实若要为苏轼作传我想也非得这么多笔墨，不可在我国古代，为人物作传若花这么长的篇幅，除非是史传，一般的小品文、杂文、笔记、传笔绝不会掷如此精力一人，我没读过宋史，不知道里面是如何写苏东坡，单就我所了解的苏轼来说，林语堂是最舍得写的，林语堂也是写得最好的。
其实我觉得读后感并非只拘泥于内容之感，老师不要嫌我“偏题”我若是没读《功轼传》或许也想不到以上这一大段的比较，这也是我的感受之一，当然关于苏轼我也是要写点的。
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了解苏轼，在此我也就高屋建瓴地说一下苏轼留给我的大致形象。世人都说苏东坡旷达、豪放，这一点我无可否认，钱钟书说苏东坡是继李白之后最豪放的人了。但是苏东坡也毕竟不如李白，因为李白是纯道教的思想，他的诗才会有绮丽谲诡的美感，他崇尚道教又嘲笑秦始皇追求不死，“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衷……但见之泉下，金棺葬寒灰”于是从精神上追求永远不朽，永远成仙，永远解脱，而道教的始祖是战国的道家，他们主张“无为”，李白便不再屑于从政，扬长于名山之间，飘逸于大川之上，就连死，也是被淹死在月下。苏轼就没有那么幸运，他的家庭背景和天赋决定了他要在仕途上打滚，从来没有人想过，被天赋所操纵究竟是幸还是不幸？这种问题就类似于从未有人想过“我”看地见，听得见是好是坏？苏东坡自己也没想过，因为他有太多的天赋，他对政治很有主见；他写文章行云如水，才思敏捷，他学识渊博，他很幽默……。常人难得有一样天赋却容易被埋没，尤如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被放在众多发光的钻石中间。其实每一项能力都是天赋，常人总觉得“个个都出类拔萃，便没有出类拔萃”了，于是天赋也就是这样被越看越扁，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会觉得有才能有个性，即使是在一群天才中，也不会埋没了自己，这也是同样的道理，苏轼便是很有脑子的，他的天赐样样得到很好的表现，光凭这一点，王安石就该好好反省自己。
其实，苏轼的旷达、洒脱，不来自于道教，自然山水是给他一些启发，便更多的是来自于幽默，他真的很有幽默的天分，而他幽默的天分却又来自于他用博学，拿一肚子的学识开玩笑，足够看出此人是多么聪明。他幽默说明很关于思考，他很善于把脑子里储存的知识玩弄，说明他善于用思考处理知识，这样的人难道不聪明吗？这样的聪明能换到呆贵的笑声，难道不旷达吗？苏轼像杂技艺人一样玩着自己的天赋，别人只能在一旁羡慕，很多东西都是必有因果的，苏轼的旷达，绝非只是哈哈大笑，对自己的遭遇孰视无睹，他有这么多的天分，他能熟练地操弄这些天分来应对各种变故，因此他的旷达中还多有一样自信。否则，他怎么有自信“西北望射天狼”，否则，他怎么会在沉浮的仕途中从不绝望，人们都说是乐观，这可绝不是乐观那么简单，任何人都可拥有乐观，但不是任何人都敢拥有自信。伏尔泰被流放后，他靠自己的脑子买彩票中奖回国；李敖被关进监狱，天天锻炼身体，思考人生，并为女儿写了一部简明世界史；周文王被囚在美里，研究八卦，演成64爻，穷探天下之理，还创作了《拘幽操》苏轼有了自信，便觉得世上并没有值得担心的，人的境界便于更上了一层，所见之事见比他人更远，这是“旷”，所想之事比他人更开，这是“达”。
《荒原狼》里有一句话说：“一旦人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一切更高级的幽默就开始了。”我不得已再次引用这句话，《荒原狼》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作品。苏轼与荒原狼是对立的两种人格，一个自信地处事，一个却处处胆怯，为敢与人交往。一个把天下所有人都看作是好人，自己更是如此，一个却把天下所有人都看作恶人，而且把矛头对准自己。一个有积极开朗的人格，爱死了生活，另一个天天在躲避什么，总是想拿刮脸刀抹脖子。一个只有天真的儿童般的性格，另一个却分裂成人性和狼性。但这两位都很博学。把他们一比较就会发现为什么书中用这句话来劝导荒原狼，荒原狼没有苏轼的自信，苏轼思想中的另一支源头则是儒释道的混合，模仿上面的话，这种混合可能是更高级的乐观，而荒原狼所在的环境并没有正确引导他，可能这便是世界上的两类人，一类无所畏惧，一类孤独胆怯。但是令人感到心惊的是“高级的幽默”是指顺着荒原狼的思想用怪诞不诠释他眼中的世界，这是心灵上的极刑，如果荒原狼遇上苏东坡，是否会有令人欣慰的结果呢？我希望有。我想起《浮士德》里，人造人Homunlulus对瓦格纳说：“这是事物的本性，自然物感到宇宙不够容身，而人造品则要求封闭得紧紧。”苏轼与荒原狼都是自然的天才，荒原狼之所以被冠上“荒原”二字是因为人心已经贫瘠，天才不得已才封闭自我。
苏东坡的幽默在历史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他被贬到海南，那儿无医无药，他便自嘲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这话一语双关既给自己面子又狠狠地骂了那些庸医草菅人命，而汉朝时，东方朔因为进谏汉武帝不成功便说：“别人隐居是隐居在山里头，我脸皮厚，我隐居在朝廷里。”这话既给自己下了台阶又指责那些有才能的人一辈子“韬光养晦”还有一次有个学生拿着自己的诗读给苏轼听，读得抑扬顿挫，慷慨激昂，接着问苏轼，诗如何，苏轼给他打了100分，然后说：“朗诵70分，诗30分。”而评广平写了一篇《罗素的话》的论文给鲁迅过目，鲁迅也打了100分，但罗素得95分，评广平得5分。
几日前去了国清寺，香火鼎盛，香客们各各都自认为受过佛祖指点，也开始指点别人，我只是奇怪，佛祖教给他弟子的怎么都截然不同啊！我看别人跪拜时，嘴皮子就像烧火时的风箱，一刻也合不上，所有人都是有所欲而求佛，都为了自己而求佛，佛本想消除人与人的隔阂，却没想到这种隔阂越来越严重，人也许就是自私才去求佛，幸好佛不自私，如果佛也那么自私，那他将会去求谁呢？我又听到《苏轼传》里的那句话：“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我们的宗教不是正在腐烂么？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