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雪斋是个出身卑微的暴发户，家僮(伴读的书童)出身，有着暴发户通常都有的骄奢，“为第七个小妾的病”发愁，不惜花费重金，到处寻访治病的药引子。万雪斋当然是极聪明的。“万家，他自小是我们这河下万有旗程家的书童，自小跟在书房伴读。他主子程明卿见他聪明，到十八九岁上，就叫他做小司客。”为主人家打打杂，事情做得停当，自己弄“窝子”，积累了四五万两银子。然后赎身出来，抓住机遇而“大发”。有了十几万银子的家当。这是穷道士的评价，看他的生活排场当远不止这么多财富。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项就是与文人墨客交朋友，所谓“笔墨朋友”。只叹他交的这位牛玉圃是位地道的“匪类”，只惯于吹牛骗人，不知肚子里有几滴墨水也无~

　　浅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编写的长篇章回体讽刺小说，是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对堕落的文士、腐败的朝政和吃人的科举给予揭露。书中人物，交相呼应，有痴迷八股文的马二，有讲究“文行出处”的杜少卿，也有在功名利禄下丧失人性的严贡生等。在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作者极力歌颂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的真儒名贤杜少卿。杜少卿是《儒林外史》第一人物，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中有正派也有反派（比如匡超人），作者本意力挺的则是正派中的庄虞杜迟诸贤人，而这几位之中，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况，因之也成为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个性最丰满、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在杜少卿身上，作者以自己的原型，把个人的切肤之痛置放在理性的体认和历史的嘲讽之下，写出了复杂而多厄的文化生命现象。
　　
　　一、淡薄功名，傲视权贵。
　　
　　杜少卿是作者极力称赞的人物，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在科举制度和八股毒害的世间，科举成为求取功名仕途的桥梁，极少数人一跃而上，一旦成名就变身为鱼肉百姓、贪得无厌的假名士，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杜少卿与之完全不同，他是真儒名贤，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汪盐商生日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杜少卿坚拒绝道：“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
　　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甚么？”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杜少卿道：“既如此说，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蓬，杜少卿坐了来家。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了，慢慢来谢邓老爷。”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
　　由此可见，杜少卿对功名富贵的藐视与不屑。
　　
　　二、对妇女尊重，反对歧视和摧残。
　　
　　（一）、尊重妇女，讲求地位平等。
　　
　　在封建社会的毒害下，世人皆以“三从四德”约束女子。《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杜少卿却不顾封建社会礼法的束缚，以平等身份对待妻子，反对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别人劝他纳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他敢于在封建社会窒息的时代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不惧别人异样的眼光。大醉后，任性挥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让路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在尊重妇女方面，杜少卿与贾宝玉相得益彰，皆以平等心态对待妇女，不任意打骂纳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极力赞扬争取人格独立的妇女，赞扬与封建道德对立的反抗精神。
　　
　　沈琼枝，是争取人格独立的女性人物代表。沈父沈大年本以为宋家会将女儿明媒正娶，等着宋家择吉过门。但后来发现光景不对，宋家大模大样地要将沈琼枝直接抬到府里去，这不像要将她待为正室的样子，沈父沈大年知道事情不妙，就问女儿:“这门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沈琼枝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什么肯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样待我。”这是沈琼枝出场后的第一句话，从这精炼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子，而且从中看出了沈的有勇有谋，她要将一切事情原委弄个究竟后再做打算，看出了她的反抗斗争不是莽撞糊涂的瞎闹一气，而是明白就理的为人格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她不是怀着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使命去奔赴人生的，她是以一种自救的心态与命运抗争的，她的行为包含了她对当时社会清醒地认识：要拯救自己不要企图靠那个混浊不堪是非不分的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去赌，才算是解救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杜少卿看来，沈琼枝不甘为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确认为她是“希奇的客”，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都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可见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从携妻游园，到支持抗婚逃婚，再到反对纳妾，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已经超越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达到近代先进思想的境界。
　　
　　
　　三、讲求传统的美德。
　　
　　（一）、讲求孝道。
　　
　　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下，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离经叛道的勇士。少卿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连他的夫人也亲自“煨人参”、“送人参”。当娄太爷病笃之际，有遵循他的意愿送其回乡。娄老太爷病故之后，杜少卿又亲自前往陶红镇祭吊，不因娄太爷的管家身份而有所轻视。杜少卿移家之后所剩总计不过千把多银子，用了三百两银子秀将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人才，以此达到颜渊所提出的“一日行习礼乐，一日之唐虞；一月行习，一月唐虞也；一人行习礼乐，一人之尧舜；人人行习，人人尧舜也”的理想。[1]
　　杜少卿与郭孝子素昧平生，然而敬他二十多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孝行，不避通叛的嫌疑，留他在家里歇息。与夫人张罗替他浆洗衣服，治酒款待，为他求虞博士的介绍信，自己寻衣服当银子给他准备盘缠，一切做得自然。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二）、乐于助人，扶危济困，尚义任侠。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给与慷慨无私的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史记·游侠列传》写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己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杜少卿平生既不行盐营典，又不出仕为宦，别无生财之道、赚钱之能，但却又“最好做大老官”，只要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那大把的银子奉上。且施恩不图报，例如：
　　“门上人进来禀道：“张二爷来了。”只见张俊民走进来，跪下磕头。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张俊民道：“就是小儿要考的事，蒙少爷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说过了。”张俊民道：“各位廪主先生听见少爷吩咐，都没的说，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门下那里捐的起？故此，又来求少爷商议。”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两，此外可还再要？”张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官求入籍的呈子来。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学里去，银子在我这里来取。”臧三爷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罢。”张俊民谢过，去了。”
　　即使他自己的生活极为贫困，捉襟见肘的现象不断出现，也不改其乐于助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表兄余有达来南京探望，他却无力为其接风，幸亏庄濯汇送来节礼，这主人才做得成。
　　
　　四，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
　　
　　杜少卿敢于对某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高翰林指斥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的“正经人”。
　　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认为“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
　　《诗经》的《郑风·溱洧》是一副古代风俗图画。农历三月上巳那天，溱洧两河春水涣涣，人们都到水边采花草拔除不详。在这种群众聚会的场合，青年男女互赠芍药以结爱情。汉儒解释这首诗说“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朱熹的《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2]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
　　他对《女目鸡鸣》的解释，宣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杜少卿夫妇是平等的、恩爱的，“携着娘子的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游走了一里多路。夫妇逛园游山，携手同行，在今天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有违男尊女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内则》)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规，有伤风化。世人称奇，因而在他们携手春游的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里，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着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
　　杜少卿要变卖住屋移家南京时，先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才行动。在这里丝毫看不见封建的夫权、“夫为妻纲”、“妻受命于夫”、“三从四德”的古训古礼。
　　
　　五、尊重个性，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
　　
　　杜少卿家到南京之后，封建统治者为征聘人才，诏开“博学鸿词”科，三品以上官员及各省督抚保荐人才，送京廷试。这种征辟大典几十年才遇一次，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乞望被荐。朝廷征辟他，为辞征辟，他不惮麻烦，先是礼让与安徽巡抚李大人，后托病故辞于天长县令邓大人。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说明杜少卿不远做朝廷的驯服工具，把君臣之称都丢掉了。[3]
　　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有平等的色彩。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杜少卿做豪杰，接待四方宾客，三教九流，阶层广泛，而他待人有一准则，就是平等，惟独对官场横眉冷对，“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吴敬梓先生笔下的杜少卿，是理想中的作者自况，现实中，吴敬梓先生曾困顿到冬夜绕城步行数十里借以暖足的地步，书中的杜少卿还不曾到这样的窘境。这是作者自己不忍，亦是为读者的不忍着想。高翰林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不可学天长杜仪”——但不是他说的理由，而是因为，杜少卿实在是天人自成，非人力可以穿凿效仿的。
　　杜少卿是一个生活在末世但已然有所觉醒并不断反思的人物。他的出现无疑是讲既沉重又黑暗的封建黑墨炸出一条缝隙，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士人该走什么样子的道路，却显然昭示了士人之前所走道路的不可行性。杜少卿不愿为官，但不似陶渊明的隐逸，而是积极的参与社会；他不满官场的黑暗，但不同于阮籍嵇康的怪诞和杜甫的忧国忧民，他另有生活情趣；在支持个性自由和女性解放方面，他比贾宝玉更为积极乐观。[4]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
　　鲁迅先生盛称《儒林外史》是中国旧小说中唯一当得起最完善意义上的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的艺术作品。该书以其“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辛辣讽刺的语言，尖锐地攻击了残害文人的科举制度，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被投诸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异变，异变所带来的不安和动荡，痛苦和毁灭，集中冲击着文化体系的承传者知识分子，改变和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选择的走向。《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