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终于在电脑上看完了央视拍摄的100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受益匪浅，体会颇深。此系列片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教授担纲，以考古发现，学者访谈，视频演绎，自然地貌取景等等为载体，一定是耗费了很多精力，时间和财力。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温故知新的过程，期间学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学到的知识。从宋朝历史起，我终于开始了笔记，并在晚上时查阅百度。直到最后的清末历史，我又翻出曾阅读过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予以对比。当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此书中沿用文革以前的史学观，给予各种农民起义以浓墨重彩来叙述。也比较客观地较少地提出作者的主观看法，更没有什么过度的借题发挥，借古喻今。
这次观看的纪录片，前半部分以考古发现为引领，娓娓道来，叙事也较为严谨客观。渐渐地发现，剧本统稿很成问题，因为长达100集，每个断代史都有不同人撰稿，解说也换过人，字幕也换过人。如此造成前后不统一，不断地重复说着同一件事，竟然还把视频资料也不断地重复使用到不同的年代。视频中的演员也是如此，饰演着不同时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时会以模糊的场面出现，有时连模糊的模式都不用。最为令人不满的是字幕中出现很多错别字，解说也读白字，甚至于教授学者们都会说出很多错别字，真是难以容忍。堂堂中央电视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堪称中国最具权威的历史研究者，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让我等对历史情有独钟的观众情以何堪。再看片头上赫然出现的历史顾问名单，不知他们是否看过此片，还是仅仅挂个名字而已。每一集的导演撰稿人，又是否看过此集前后的内容，如此不严谨，对观众中的学生该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啊。
据我观察，观众中不乏学者教授，历史爱好者，犹以青年学生为主。因为可以看到弹幕，所以更加有发言权。从弹幕中看，观众中的历史知识都很厚实，有些会指出字幕和解说的错误，有些会指出学者们的错误，有些会提前或同时弹出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些还会给出不同的见解，如对片中出现的野史予以批评。有的人会同时推荐相关的资料，书籍和影片。当然弹幕也有吐槽和调侃的，鱼龙混杂，不足挂齿。
这么长的纪录片，难免挂一漏万，可以谅解。可是有些重要史实和重要人物，片子都一带而过甚至都不提及，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遗漏。最后一集标题为‘帝制的覆灭’，洋洋洒洒用来很大篇幅来复述前几集的内容，又不像总结，倒像是凑数。至于帝制的覆灭， 说到清帝退位就戛然而止，可谓一笔带过。而后面的近代历史就此断裂。虎头蛇尾吗？不得而知。
有好事者总结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要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关于历史就是两个人在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然后周围的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此做出各种判别，为其所用。有借题发挥的，有借古讽今的，有夹杂着大量的个人情绪和观点的，有把颠倒过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普通人不知所措，只能呵呵了。

]《中国通史》读后感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而《中国通史》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中国通史》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却不能容忍对我国历史的无知，《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简要描述，对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但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