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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

小孩子不要过于依赖网络，这样的应该自己写，否则只能害了你自己！

我用了三个月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接上：
水浒传》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小说。它没有给读者揭示出梁山泊这支队伍的基本性质，没有告诉读者这是一支以什么样的阶级成员为基础构成的队伍，只是着力刻画了一群代表性人物。人们也只能以这些代表人物亦即队伍的领袖人物去理解这支队伍的性质，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冲突下走上梁山的。
“逼上梁山”是群众形容梁山好汉落草原因的谚语，其实上梁山的并不全是被副的，逼法也各人不同。最典型的当推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城市贫民，更不是农民。由于高衙内企图霸占他的妻子，设计陷害，使他成了囚犯被发配沧州，而后又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闪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为了求活他不得不上梁山。逼使他落草的，是大官逼小官的矛盾，与地主官僚压迫农民无关也不是在租税灾害的迫害下无法谋生才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的标准原因，而是任何社会中都有的与对立无关的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同一阶层内部也可以大量发生，打不上什么阶级烙印。那情况与高俅逼走王进一样，是与阶级利害无涉的私人恩怨的爆发。
与林冲出身相似的是曾任殿前制使的杨智。他因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如果他要参加起义，正该去参加因花石纲而逼反的方腊队伍。可是他累遭挫折，仍一心想搏得一个封妻荫子。杀牛二事件使他被发配到大名府，而他又甘心为梁中书送赃礼效劳，直到生辰纲丢了，才不得不以到二龙山落草转入梁山。而这也和揭竿起义的农民革命不相干。
鲁智深也是军官，在提辖任上因仗义救人，三拳打死郑屠，官府追捕下被逼削发为僧；后又因仗义救护林冲在东京不得安身，流荡江湖而落草。他的身份与落草的原因也和农民反抗地主的起义无关，倒是因仗义而啸山林这一点却是许多梁山好汉集结的最大原因，称之为“聚义”。那一群侠义之士聚集在一起行义侠之事才是《水浒传》给予读者的最重要的意向，这个意向在小说中压倒一切。
使梁山泊走上兴旺道路的晁盖一伙的入伙起因是打劫生辰纲，这也是江湖上通行的夺取“不义之财”的侠义行为。刘唐的报信，阮氏三雄的撞筹，公孙胜的奔来参加都是冲着“义”字来的。晁盖的身份是当保正的庄主，从江湖上的角度可称得上是“开明地方”；吴用是教书先生，可称乡村贫民；公孙胜是道士，刘、唐、白胜是无业游民，只有阮氏三雄是渔民，可排得上是农民，而且受官腐的捐税勒索。但他们所向往的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快乐生活，入伙也是因为有仗义的庄主晁保正牵头。官兵来捕捉的战争中他们还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哪有反王权的气息！《水浒传》少数几个出身农民的也都是江湖气重于泥土气，只有李逵的哥哥还像个农民，偏偏他正是反对李逵落草的。
《水浒传》中的地主，晁盖不必说，史进的父亲史太公，桃花庄的刘太公，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孔明、孔亮的父亲孔太公，穆弘、穆春的父亲穆太公，等等，无论从肖像描写还是从性格描写，都是仁善之辈。只有陷害解珍兄弟的毛太公和沂水县陷害李逵的曹太公才是负面形象，而好坏则是以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即以“义“来划线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地主欺压农民的镜头，作者的标准是义与不义，而不是以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关系为准的。
宋江是地主出身的县吏，和江湖好汉结交，仗义疏财出了名，他因通风报信救了晁盖一伙，杀净婆惜（是因救晁盖通梁山惹的因）而出逃，累遭动难，都是梁山好汉仗义营救脱的险，而他仍不肯落草，后因江洲一线，事情闹砸了才上山，终于当上了梁山之主。其他如戴宗、李逵、张横、张顺、石秀、杨雄、孙立、孙新一伙，青洲三山，饮马川一伙等等，也都是慕宋江之义和梁山泊的名声投奔入伙的，连降将呼延灼，关胜也尽是悉于宋江“义气深重“上的山，只有卢俊义是因为山寨慕名邀他聚义不成，才逼他上绝路，营救出来后，感于恩义入伙的。情况虽不同，题目都是一个：江湖义气。
招安以前的历次战争也无不为了“义“。燕顺、花荣等打青洲是为了救宋江，大闹江洲也是为了救宋江，三打祝家庄是因为石秀一伙为祝家庄所困辱，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收呼延灼之战也由此引发），三山聚义打青洲是为了救孔明、孔亮，打华洲是为了救鲁智深和史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石秀（收水火二将之战是其余波），打曾头市是为晁盖报仇，打东平、东昌府是因为山寨位置摆不平，为了免伤义气以攻城为卜，打泰安洲是为了策应燕青，闹东京虽算不上战争，也兴师动众，大费周张，只是为保护宋江一伙去东京看灯进行的窥探活动。这些小说中最热闹的地方都是为了表现江湖义气而写的。
梁山泊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简单点说也就是为人间打抱不平。黑暗无能的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事，由“义”来伸理，来诛残除暴，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确切含义。“替天行道”是“行使侠义”的另一种说法，是更冠冕的名称。
招安以后虽然称“义”作“忠”，帮朝廷去打别的强盗了，对打击的对象来说可以说很“不义”了，但宋江一伙仍然讲着义气，俨然是宋王朝军队中一支特殊的用义气团结起来的集体，但这时比起占据山寨的时候来，味道已大不相同，似乎有了点缺陷，这也许就是《水浒传》后半部分讲史部分在形象上也差了些的缘故吧。
总之，《水浒传》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大人民与封建官僚势力英勇抗争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更反映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使得这部长篇巨著有着更为深远地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