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瞒之死
　　
　　曹阿瞒纵横天下三四十年，“普天之下，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畏惧”。凭着他的雄才大略，纵横捭阖，使天下“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在他六十六岁之时因脑疾而寿终正寝，因而抱恨归天。
　　曹操之死是令人惋惜的。之所以惋惜，皆因他如此雄才大略，而未能实现他一统华夏之夙愿。这也许是史家和小说家的一大遗憾。
　　其实，曹操之病本可以有救，不致于死。然而他毕竟死了。他的死不在外部，他的死在于他自己。他的死在于他的多疑、猜忌，死在他对往日征战杀伐之中而血洒疆场的已方和敌方将士兵卒冤魂的恐惧，死在他对曾被冤死丧命的无数灵魂的惊惶。
　　按照当时医家的诊断，曹操的脑疾，本来不是无法挽救的不治之症，只是“小可之疾”，动下手术，辅以药疗，完全可以康复，并无大碍。然而，曹阿瞒多疑、猜忌的本性，使他不但不听医生的医嘱，讳疾忌医，而且惟恐医家借手术之机谋取他的性命，并下令将医家关进大牢，等待处置，结果错过了医治的良机，白白丢了自己的性命。当然，如果曹操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人物，丢了性命那也无关大局，偏偏他是怀抱一统华夏大业的一代枭雄，他的死对东汉末年身处国家分裂，多灾多难，遭受连年战乱的平民百姓而言，实属一大不幸。
　　不仅为此，由于他的猜忌、多疑，不但枉送了自己的性命，而且还拉上一个无辜的陪葬者，白白牺牲了一位医学巨匠。可怜一代神医华陀成了他疑心、猜忌的冤魂，连同华陀集毕生心血所著述的医学巨著《青囊经》也被无知地当作废纸付之一炬。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一代神医华陀本是一位不带政治倾向，只知专心钻研医术，专事治病救人的知识分子。他治过东吴的周泰，也治过蜀将关羽，所治之病，无不药到病除。对关羽的毒箭之伤所采用的刮骨疗毒的绝妙手术，至今在我国民间仍被传为佳话。然而，为曹操治病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屈死在曹营的大牢。这难道不让人叹惜么？
　　由此看来，曹阿瞒因为生性多疑和猜忌，不但误了他自己，也害了他人。这是不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呢？我想是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生存，不能不对周围生存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险象，各种疑难、困惑，各种人物，具备一点警惕性，具有一定的戒备，否则会吃大亏，甚至蒙受巨大的灾难。这本是生活的常识。但是，警惕性同无端的多疑和猜忌本不是一个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俗话说，疑心生暗鬼。世界上本来是没有鬼的，疑心重了，猜忌多了，“鬼”也就跟着来了。这个“鬼”一出现，总觉得在自己生活的周围仿佛到处都是陷阱，人人都跟自己过不去，随时都会招来灭顶之灾，不但同事、朋友的善意他会当作恶意，而且只要有一点不遂其意，便要想方设法予以报复，为此然然。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利，对别人也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这种心态的人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不但成天生活在诚惶诚恐、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中，而且必定会有不少善良的人遭受其害。
　　看来，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还是生活得豁达、坦荡些好。对生活的警惕性不可以没有，但多疑、猜忌之心一定不可以长！
　　
　　司马懿气度
　　
　　《三国演义》第一百回、一百三回专门写了诸葛亮先后两次羞辱司马懿的故事。我想，这也许是诸葛亮想以此从心理上击垮司马懿，然后一举攻魏，直取中原，以完成托孤之夙愿。
　　头一次在出祁山后遭遇魏都督曹真。曹真大败，司马懿急速赶到，击退了蜀军，并屯兵渭滨，伺机而动。此时诸葛亮只想速战速决，乘势击败魏军，然而见司马懿按兵不动，有点焦急，遂写信辱骂曹真，以激其应战，结果曹真“恨气填胸”，“死于军中”。魏主知曹真死，便下诏催司马懿出战。其实司马懿为避蜀军锋锐，并不急于求战，然而魏主下诏就由不得司马懿了。不得已，司马懿下战书出战。这一战从斗阵始，到魏军破阵失败，被俘无数而结束。诚然，斗阵一战对魏军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损失，然而，诸葛亮则显得趾高气扬。于是遣返战俘回魏营并捎带口信给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这些本无可厚非，那也算了。可是，诸葛亮此时却用了一个损招，将魏军战俘一个个脱光了衣服，涂黑了脸面，回营见司马懿，以此羞辱司马懿，激怒司马懿。愚以为，诸葛亮这种做法，缺少光明正大；而侮辱战俘人格的伎俩，实在有点过分。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愤怒之余，一来诏旨在身，二来要维护魏军尊严，不得不同诸葛亮又打了一仗，结果“损伤兵力十之六七。”至此，司马懿“退在渭滨南岸下寨，坚守不出”。我想，这也许是司马懿休养生息，等待援兵，以逸待劳的考虑吧。
　　第二次是在五丈原，两军相持，诸葛亮累令人搦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与之相持。当时的诸葛亮健康状况已出现了严重问题，自感来日不多，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尽早完成北伐中原、恢复汉室的托孤大业，因此只求速战速决，一举大破魏军，长驱直下，直捣洛阳。此时见司马懿坚守并不应战，心中之急可想而知。诸葛亮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又使用了一条并不磊落的下作之计，以激怒司马懿出战：“乃取巾帼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对司马懿极尽羞辱之能事。然而司马懿虽“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并不嗔怒”。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全军统帅的司马懿，着眼战争全局的大局，不为小辱而乱谋的大气大度。最终，诸葛亮命丧五丈原，司马懿则获得了全局的胜利。
　　试想一下，如果司马懿是个小肚鸡肠的统帅，受此大辱，必定会暴跳如雷，一味蛮干，那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正中了诸葛亮之计，可能兵败如山倒，或逃回洛阳，抑或葬身于祁山脚下，令蜀军长驱而进，破长安，直捣洛阳。
　　其实，在《三国演义》中，论智慧，论才干，论谋略，论兵法，以及统兵之道，司马懿并不在诸葛孔明之下。从封建正统观点看，司马懿是为曹魏政权服务的，而曹魏政权是纂汉得来的，司马是助纣为虐；诸葛亮则是为复兴汉室而讨伐中原，当是忠臣良相。故此，历来人们多褒诸葛而贬司马。这实在有点不公。正是司马懿具有这种为大将、统帅者之气度和才干，为曹魏政权最终吞并东吴，扫灭西蜀，司马氏家族最终完成三分天下归一统，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群雄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纷乱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气度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为了实现既定的理想、目标，完成某项任务，做成某件大事，不但要运用学识、智慧、勇气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必胜信念，有时往往也需要具备宽宏的气度，该忍则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古代韩信，承受胯下之辱，终于祭坛拜将，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伟大的马克思在遭到人身攻击时，只要不涉及理论原则问题，总是把这种攻击当作蛛丝轻轻用手从身上抹去，从不计较。一个人如果小肚鸡肠，或逞匹夫之勇，承受不了一点委屈，一点怨气，不论利害，不讲大局，动辄对着干，被对手一激就怒一怒就以牙还牙，大打出手，这些看似痛快，实质是一种不但于事无补，相反会事与愿违，对人对已却没有一点益处的愚蠢行为。
　　由此看来，不论大事小事，也不论是大人物还 小物，凡事要讲一点气度，要有一点气度为好。

三国归晋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三国演义中开篇就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东汉末年的连年战乱，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和平的愿望非常迫切，魏国的曹丕采取“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后，得到了士人集团的支持，成就了自己建国的宏图霸业，但败也于此，最终导致“司马氏专权”篡魏为晋。
司马昭灭掉了当时国力最弱小的蜀国后，公元280年，吴国被西晋所灭，孙皓投降晋。吴国的灭亡其末代皇帝孙皓是主因，他本人是历史有名的昏庸残暴之君，致使吴国的也人民也迫切希望和平统一。
综上所述三国归晋是“天下之事，和谐统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