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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之为“新军事变革”。他是在信息技术、精确制导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以及隐形技术的推动下发生的，其本质是更新武器装备、革新军队体制、创新军事理论、刷新战争形态。
趋势之一:是战争越来越注重效果。工业时代以来的战争大都属于“高耗型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而且旷日持久。二次世界大战，光是摧毁德国的轴承厂和飞机制造厂，就出动了上万个飞行架次，炸了7个月。随着信息技术为军队作战日益提供种种前所未有的新能力，应当力求以尽量少的兵力投入、物力耗费和尽量短的时间，通过各种信息化的侦察探测手段，中远程精确打击，广泛开展特种战和心理战去达成最大的战略效果。这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快速决定性作战”计划，就是按这种理念制定的。
趋势之二:是作战方式向“网络中心战”发展。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信息时代的联合作战。就是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把整个军队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和火力打击系统，在很宽广的领域链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使各级、各军兵种、各部队、各部门以及各个作战单元、各种武器平台，包括单个的士兵之间能够作到快速的信息互通，从而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典型的作战表现就是“发现即被摧毁”。
趋向之三:是：军队信息化建设向网络化、智能化和太空化的方向发展。
趋向之四：军队结构向规模轻便化、多能一体化和指挥扁平化的方向发展。规模轻便化，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改师为旅”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指挥扁平化，就是把以往层级多、纵深长的指挥系统，改造成适合信息快速流通的扁平式“网”状体制。
新军事变革的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的，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概括起来，这场新军事变革主要具有五个特征，即武器装备智能化、编制体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样式体系化。
一是武器装备智能化
其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PGM，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在历时14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只占使用弹药总量的0.2%，当时使用的只是命中精度较高的灵巧炸弹（Smart Bomb）。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增至8%，当时主要使用的是“战斧”（Tomahawk）式巡航导弹。而这一比例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更分别上升到35%和60%。
二是编制体制精干化
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为2794.66万，1999年降为2187.59万，减少607.07万，减幅达22%。通过裁减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等措施，军队规模更趋精干，战斗力普遍增强。
三是指挥控制自动化
自20世纪60至70年代起，为使指挥控制实时高效，世界主著要国家军队纷纷着手开发C3I系统（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把情报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通信这条生命线用于指挥部队和控制武器装备。8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C3I加上了Computer（计算机），变成了C4I。90年代后又进一步发展为C4ISR系统，增加了Surveillance（监视）和Reconnaissance（侦察）。目前这一系统又发展为C4KISR，增加了“Kill”（杀伤）。指挥控制自动化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水平，要得益于Data Link（数据链）的发展。它是整个指挥自动化的“神经中枢”。
四是作战空间多维化
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而制信息权又离不开制天权。据统计，美国等国在海湾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33颗，在科索沃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50多颗，在阿富汗战争中也先后动用军事卫星50余颗。
五是作战样式体系化
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机械化战争阶段有陆、海、空的协同作战，但它只是协同。随着信息化战争阶段的逐步到来，“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便向着真正的体系对体系的“联合作战”（Joint Warfare）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诸军兵种之间形成完整体系的粘合剂
7变革影响
一是新军事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战争理念，改变了现代战争面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安全环境和战略策略，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已进行过三次军事战略调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1997年，又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战略。俄、英、法、德、日等国不甘落后，为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潮流，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在战略上也作出了必要凋整。可以预见，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 并促进国际战略格局进行新的整合。
二是新军事变革有可能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可能会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军事系统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新的更大的"时代差"，从而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三是新军事变革不仅使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而且会刺激新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给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新军事变革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多样化的可能选择。如一枚导弹携带228枚精确制导反坦克子弹，攻击敌坦克群的能力与1000吨当量的核弹相当。现在，高新技术使战争的可控性显著增强，也使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进一步拓展。据统计，冷战时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为4次，而冷战后年均却达10次之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是处理国际危机的前提。自1990年以来，美国对外出兵达60次，占二战后对外出兵总数的一半以上。
四是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吸收和运用世界军事科技的成果，推动本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经验，使本国的军事改革少走弯路。但是，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顺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本国的军事变革，大力提高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发展上，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怎样决断，是一个关系重大、非常复杂的战略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