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报》读后感
无论对任何性别、任何年龄段、任何文化背景的人而言，只要打开这本书——维·比安基的名著《森林报》，您都将进入一个新奇瑰丽的无边画卷，开始一段浪漫清新的精神旅行。
维·比安基，生于1894年，逝于1959年，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森林报》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作者采用报刊的形式，以春夏秋冬十二个月为序，向我们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发生在森林里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有感情的，爱憎分明，它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静谧中充满了杀机，追逐中包含着温情，每只小动物都是食物链上的一环，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而逃避和猎杀，正是在这永不停息的逃避和猎杀中，森林的秩序才得到真正有效的维护，生态的平衡才得以维持。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当作俯视一切的自然秩序之上者，那么阅读中一定会失去很多感动与震撼的心灵体验，甚至被书中的小动物们骂成“无情的两足无毛冷血动物”。
野鸭一般都是灰色的，这是一种天然的保护色，使野鸭免受很多捕猎者的攻击，偶尔也有个别患色素缺乏症的野鸭“突然变得雪白雪白，”这样以来就很容易引起猎人和其他猎食者的注意。且看野鸭们是怎么做的——
……突然从草丛里飞出几只野鸭，其中就有那只白野鸭。我举起枪就朝它放。但是在开枪的一刹那，百液压被一只灰野鸭挡住了。灰野鸭被我的散弹打伤，掉了下来。白野鸭却和别的野鸭一起逃走了。
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过，那年夏天，这只白野鸭我在湖中心和水湾里还看见过好几次。它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那么，猎人的散弹当然会打在普通灰鸭身上，白野鸭却完好无恙地在它们的保护下飞走了。
反正我始终也没打着它。
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灰野鸭当然不能未卜先知、更不可能在枪响的那一刻真的去用自己的身体替同伴挡子弹，但“它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无论这种护送行为的出现是野鸭们的自然本能还是有意识的选择，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和感叹。书中像这样用平静的文字描写出的牵人情肠的场面比比皆是，令你长吁短叹、心潮起伏。
动物们之间的斗争与协作精彩纷呈，看似无知无识的花草树木之间也不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挺直的树干里酝酿着骇人的阴谋，飘忽的风絮里隐藏着殖民者的勃勃野心，翠绿的枝叶既是遮阳的温情大伞又是张牙舞爪的无情利剑。读一读连续六集“播出”的林中大战把吧，一切都从伐木工人生产作业后的那片空地开始，一切都在无边的安静和温柔的风声中进行。先是云杉将自己的球果撒满了空地并长出了小树苗，可是当真正的春天到来时，这些可怜的小树苗却被野草紧紧缠绕和封锁，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这时一直在河对面隔岸观火的白杨已经看准时机，准备远征了。它们的花序张开了，每一个花序里面都飞出几百个带白色刷毛的小种子，被风吹过河，均匀地散布被野草和云杉占领的整个空地上。这时云杉已经在和野草的战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不但完全摆脱了野草的围追堵截，而且还用黑黝黝的树荫去蛮横地掠夺白杨头顶的灿烂阳光。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弱小的白杨树苗一棵接一棵地憔悴枯萎了。眼看云杉就要赢得最终的胜利，可是别高兴得太早，又一批乘着滑翔机的敌国伞兵在空地上登陆了，一登陆就钻进泥土里潜伏起来，它们是白桦的种子……
而这只是整个采伐地战争的开始，更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
森林里也不全是拼搏厮杀，更多的是自然的生老病死，更多的是舞蹈与歌声，更多的是令你眼界大开的丰富知识。
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动植物的名字，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生长特点。孔子鼓励人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话是两千多年钱说的，对我们现代人更有意义。对自然的日益远离使人们除了金钱和钢筋混凝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认识。足不出户的蜗居生活造成了人们对大自然美妙图景的弱视与短视，自封为万物灵长的妄自尊大遮蔽了发现美感受美的心灵之瞳，对物质生活的病态追求和来自社会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多重压力使人们心里根本容不下一丝原始的绿意。
“花苑”“花园”里憔悴着背井离乡的“名花”，砍伐了大树后的大路旁哆嗦着同种同性的瘦草。除了好奇的孩子偶尔会将目光暂时从昂贵的玩具上移开，投注在它们可怜的病躯上之外，城市中的男人和女人们早已把原本属于自然的一切都看作毫无生气的生活背景，不肯有丝毫的留意。
于是常常怀念儿时在乡下的时光。那里举目四顾，到处都是绿的草，青的庄稼，一年四届，永不落幕。马泡是我心目中的葡萄和弹珠，香根儿是难得的口香糖，渺小如星、红艳如血的是“野葡萄”——这是我儿时为它取的名字，很显然是错误的——就连红薯梗都被我们那来做成长长的“珠帘”或皇帝的龙冠。一切都是那么美丽，那么令人魂牵梦萦。
然而，我也清醒地知道，所有这一切美丽大都经过了记忆的美化和潜意识的加工，在我真实的童年生活中，真正亲近自然、全身心漫步在原野中的机会是少而又少的。虽然那时的我们和现在的乡下孩子相比，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玩具，更谈不上有什么娱乐项目——整个东街只有3台电视，2部录音机。对自然的日益疏离，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个无奈而又必然的进程，这是人类拒绝孤独渴望喧闹的本性决定的，是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决定的。遑论城市，即使是乡下孩子也早已和大自然几乎完全绝缘了。
于是我便特别看重《森林报》和森林报里那些对发生在森林里的各种事件与秘闻的报导，因此也特别感谢编著这份“报纸”的维·比安基。是他和他的“报纸”给了我一次间接亲近自然的机会，给了我直接步入自然的动力，甚至我还要替我们班的孩子们谢谢他，因为很快我就会安排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来共读这本书。让分不清庄稼和野草、韭菜和麦苗的孩子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也萌生带领孩子回归自然甚至是到自然界中短暂做客的冲动。
当然我还要感谢一个人，一位来自河南泌阳的农村老大爷——郭师傅。很多年前，暑假打工的我有幸和他一起在金水河绿化工地上打工，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自己手栽的草坪旁，他向我讲起来田野里令我眼花缭乱的野草家族：老爱缠着人裤腿不放的野蒺藜，平平躺在地上的大鞋底子，挺拔得像小树的咪咪蒿，生命力强劲百毒（除草剂）不侵的莎草，能下面条的野菠菜，看着难看、凉拌起来特别爽口的娘娘苗子，庄户人的免费草药黄蒿等等，听得我心往神驰，情难自已。我也在农村长大，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工地早已变成了成熟的老游乐场，郭大爷的话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耳际，时刻提醒我曾经拥有过的惊喜、感动和遗憾。
是呀，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农村，郭师傅和比安基就知道得那么多，我却有眼无珠、充耳不闻呢？心在哪里，眼睛和耳朵就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呢？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所披露的这种诗意启蒙理想，其实正是流动于8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普遍冲动。例如，那时弥漫人文科学领域的“美学热”正可以说明这一点。面对“文革”浩劫留下的恶果，许多人相信，单靠科学、哲学、道德等启蒙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凭借“美”或“审美”的魅力，才能使中国人抚平政治“伤痕”而获得健全的自由的生命。《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通过梁启明对孙长宁的音乐熏染，使现实文化语境中的这种普遍而一时难以实现的强烈要求获得一种象征性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显示了比具体的文学意义远为广大的文化意义。或者不如说，站在90年代视界上，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置入80年代文化语境中，那么它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就应比曾经获得的更高。
十年浩劫中，音乐工作者梁启明被打成“黑线人物”，送到东北的大森林里劳动改造。他意外地发现了伐木工人的孩子孙长宁是一个富有音乐天赋的幼苗，便将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孩子身上，爱护他，培养他，使他成长为一个很好的长笛手。梁启明病逝后，“四人帮”被粉碎了，孙长宁遵照梁老师的遗愿，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森》试图显示一条面对政治蒙昧的诗意启蒙之路。诗意的启蒙，简单讲来也就是审美的启蒙，即凭借对自然、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蒙昧的心灵乃至整个生存方式获得解放。启蒙方式应是多样的，不仅有政治的启蒙，还有科学的、道德的、哲学的和诗意的启蒙等。尤其关键的是，按《森》的刻划，这些启蒙方式都应借助于诗意的方式去实现。孙长宁作为一位“文革”政治硝烟中的蒙昧的林区少年，不仅能出污泥而不染，而且令人惊异地成长为新时代音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