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馆记》，的读后感
我读龚定庵的《病梅馆记》，深有所感。
他以为一盆盆的梅花都是匠人折磨成的病梅，用人功放法制造成的那一副弯曲佝偻之状乃是病态，于是他解其束缚，脱其束缚使其无拘无束的自然生长，名其书斋为病梅馆龚氏此文常在我的心中出现。令我憬然有悟知万物皆顺自然。盆景是艺术而非自然。我欣赏之余真想告诉天下的父母说一句：放开孩子们的手吧！给他们更多的决定权吧！
下面是译文，文章中间加点课文内容的理解就可以了
江宁的龙蟠里，苏州的邓尉山，杭州的西溪，都产梅。有人说：“梅以枝干弯曲为美，笔直了就没有风姿；以枝干横斜为美，端正了就没有景致；以枝干疏朗为美，稠密了就没有姿态。”本来嘛，这些文人画士心里明白它的意思，却不便公开宣告，大声号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天下的梅；又不可以使天下种梅人，砍掉笔直的，删掉繁密的，锄掉端正的，把梅弄成奇形怪状，弄成病态，拿这作为职业来赚钱。梅的枝干的横斜、疏朗、弯曲，又不是愚蠢的、只知赚钱的人能凭他们的智慧能力做得到的。有人把文人画士这独特偏嗜的隐衷明白告诉卖梅的人，（使他们）砍掉端正的，培养横斜的侧枝，删掉繁密的，杀害它的嫩枝，锄掉笔直的，阻抑它的生机，这样谋求高价：于是江苏、浙江的梅者病残了。文人画士所造成的祸害的酷烈，竟到了这个地步啊！
唉！怎样才能使我有很多空暇的时间，又有很多空闲的田地，来大量贮存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尽我一生的时光来治疗病梅呢！

读太史公的《报任安书》

是一篇千古名篇，司马迁在这封信中，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主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晚芳曰：“此篇（《报任安书》）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婉，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这篇千古名篇回顾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过程，叙述了忍辱著书的目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文章充满了作者受刑后的无限痛苦与悲凉，但让人读后并不感到，而是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的、无坚不摧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尽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愤懑”之作，但他把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就生化出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在此文中，他写下了一段名言：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司马迁认为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记》。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端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理解，于是只有通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历史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这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所以他以《报任安书》来明志，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史记》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载于《全汉文》的《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而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之路。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具体地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很明显，《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褒贬。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那种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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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读后感
大红的地毯、蜡烛、门楣、纱帐……纯黑的印龙、栏纹、浓墨、青丝……厚重的高墙、精巧的飞檐、素面的宫娥、坠髻的妃嫔……矮桌、木桌、垂帘、竹简……一切这一切，和数不清的曾经，一同绘制了一卷道不完、看不尽的盛世大汉图。
推开历史尘封的石门，会被清朝的繁复华丽所吸引，会为兴荣的明代商市所也欣慰，会不觉赞叹广阔强悍的元朝，会被宋代忠心之士所折服，会在路过盛唐时，想停滞不离，回在在听见隋代之音时而惋惜潸然，感慨孟德的所谓奸雄，佩服孔明的旷世之谋……我，可以为每一个时代流连，但我所敬的，所爱的，永远只是那独一的汉朝。
恍若血液中留传下的，对着那些不够华丽的汉饰，总会怦然心动。独爱那简洁的腾龙图，唯慕那简单到要死的槛栏，沉醉在大红与纯黑的美中，舍之其谁？再也找不到如刘彻般令人如此动容的男子，也寻不见武帝般叱咤风云迷人的帝王。在千年之远，我为那个名叫彻的人更动心于那个年代，那一段段情，一幕幕史。
曾为了彻的过失而痛心，因为另一个名为迁的男子蒙受腐刑，看到“主上所戏弄”“最下腐刑极矣”……为迁珍爱生命的所谓“苟活”而舒了一口气。即便无法回到纯白，也要成就更鲜亮的色彩。我永远也不知道迁会如何想他的主上，在每个午夜袭来，是否会以为自己已变为灰烬，而在每一个黎明又会再次醒来，看到在上的那个伤害过自己的人，会不会明白，原来所敬的、所恨的，可能都不是眼前这个人……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这样吗？迁，不会的，当你再次醒来，阳光下的一切，那样透彻清明的眼眸和给你的拥抱，会让你知晓，所有不堪的过往，不过……浮生一梦。
盛世、糜情，刘彻、司马迁……
汉，吾爱，于千年之远坠入尘埃之下，终不得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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