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 似乎是天花
不过我认为说三大瘟疫比较合适
埃博拉病毒不算什么，流行范围和祸及人群不多，另外三种病死了多少人！

　　西绪弗斯神话》开篇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人可否自杀”。如果说今天还有人继续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被称为“诗人”。
　　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便是诗人自杀。人亲手终结生命，一般而言源自暧昧世界的绝望，诗人自杀起因于自身信念的绝望。
　　诗人与哲学家一样，最早感知世界的无意义性。从庄子、斯多亚学派到伊壁鸠鲁学派，诗人的信念不仅是对世界无意性的一次解决，更是儒家理学和基督教精神的解决。
　　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精神对世界无意义性的解决遭到了怀疑。歌德说“谁站在这样的边缘，就得自杀或发疯，别无出路。”于是，少年维特开枪自杀，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事情本身充分表达了歌德的感受：
　　Es ist eine absurde Welt,die nicht wei?,was sie will,und die man mu? reden und gewahren lassen（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它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们只得让它愿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切听其自便）。
　　歌德本人没有自杀，他还有可以坚持和确立的信念，诗人自己却因“生来为信念”而坚强地活着。难怪加缪说“确实不曾有过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死的人。”然而诗人自杀的时代终要来临，一切传统的价值信念都要接受“末日审判”。
　　斯芬克斯在自己掌管的人世之谜被识破后，跳崖自杀。世界的神秘就是它的信念，神秘引起的敬畏才是世界意义的保障。俄狄浦斯猜破了斯芬克斯之谜，就娶母为妻，使美丽慧娴的王后自缢而亡，生命世界果真在失去神秘后变得颠倒、混乱、邪恶四窜。俄狄浦斯戳瞎双眼无异于自杀，以次证明一种自醒意识：对生命意义与世界意义之间本质关联的自觉。
　　人类文明的前行无可避免地伴随着自杀与杀人。该隐出于嫉妒杀死胞弟，血流成河，向上帝哭诉。亚伯之死仅仅因为自己的祭品更好一些，在当今时代之下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人杀人的动机往往是依据某种信念，人在寻求世界意义的同时又在毁灭世界意义，这些行为都与人追求生命的意义有关。
　　无论是杀人还是自杀，都曾发展到根据信念而为的程度，所谓“理性的自杀”和“合理地杀人”。现代人被迫承认，人性并没有随文明进步改善多少，人的天性中仍然有黑暗的罪恶渊薮。以至于人不得不怀疑所有现存的和传统的信念是否真实、可靠。
　　在怀疑精神的感召下，诗人开始自杀。诗人屈原含恨汨罗江，不光因为爱国，在那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血肉杀夺的年代，何国可爱？崇信儒家道德自足的屈原死于对崇奉信念的怀疑。从此中国诗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故土。安详的气氛直到现代中国出现精神大分裂，王国维自杀才被打破。
　　西方诗人的自杀起于启蒙精神遭到深含苦涩的怀疑之时，起先是疯癫：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特疯了，尼采疯了……启蒙精神不仅摧毁了宗教的价值，而且摧毁了它自身所崇尚的理性自明真理。在理性的怀疑中，普通、自明的理性无法在哲学上立足，随之西方精神信念大骚乱。克莱斯特自杀，格因德罗德自杀……查拉图斯特拉只身在深山承受了十年的孤寂，依然走下山来宣告：你们要做超人。
　　哲学和宗教的虚无主义试行没有信仰的生活时，诗人因价值毁灭而走投无路：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托勒、茨威格、克劳斯?曼、沃夫尔、普拉斯……
　　没有了神圣的价值，历史理性逐渐替代思辨理性。历史的现世目的成了绝对的价值真实，在历史规律之外没有了永恒的真理和争议。所有价值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行动就是绝对价值本身。
　　到道德价值被历史理性步碾成灰时，诗人又一次集体自杀：
　　1925年冬，诗人叶赛宁在彼得堡旅馆自绝。没有墨水写遗书，他割腕用鲜血写道：“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亲爱的人们呵，你们在我心中，注定了离别，定然已约定了再见的日子。”
　　马雅可夫斯基嘲笑叶赛宁的自杀：在历史理性的沸腾生活中，死不难，创造生活却难得多。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饮弹自尽。他最终也没有承受“创造生活”的生活：“妈妈，我的姐妹们，请原谅我，人当然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出路。”
　　法捷耶夫与他一样，“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过来。”然而“在最后一刹那，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
　　诗人自杀不是个体问题，而是信仰危机。审美主义说，诗人是人类在精神困境中自己救自己的最后可能性，如今这一可能性已经在诗人的血泪历史中陷入了绝境。“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卧轨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在太平洋小岛上进入了永恒的黑夜。海德格而说“人，诗意的栖居”，而今栖居何处？
　　2007-08-17 13:21:01 布布熊 (有影视广告业务的请豆油)
　　起先，外国文学的老师推荐我们读《西西弗的神话》。同时她也强烈建议去看看加缪的《局外人》，她说加缪与萨特的风格完全不同（指文学意义上），更容易为现在的大学生所接受。于是，抱着“偷懒”的想法我走近加缪，实际在此之前我看过萨特的《存在是一种人道主义》以及一些篇幅较短的论文，领教过所谓的“枯燥”。
　　很难说《西西弗的神话》是不是哲学作品。大概不少人认为它应该算作哲学书，至少书上的大部分内容是讨论哲学。先说几句题外话，讲存在主义的时候萨特是雷打不动的主角之一，加缪在哲学史教科书上也算在存在主义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加缪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他的书，不管文学性强弱，总离不开哲学的影子。换言之，《西西弗的神话》无疑是哲学作品。然而，我对此有些个人看法：哲学原本领域就很大，如果一定要把哲学家的作品都归在哲学的大旗下，按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似乎又不够准确和人性化。回到《西西弗的神话》，加缪一直在讨论“荒谬”，我不禁要问“荒谬”是不是一个哲学命题呢？
　　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不认为加缪是在建构他的哲学。此书的编辑认为“本书是阐述其哲学理念和文学思想的随笔读本”，我看这里也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加缪“阐述”了么？阐述了什么？为什么要阐述？
　　我仅仅认为加缪在言说“荒谬”。如果他在“阐述”“荒谬”，那么“荒谬”也许就被赋予了某种确定性。把一个属于“荒谬”概念的“荒谬”阐述出来，不是加缪“荒谬”理念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假设自己是加缪，可能我仅仅是要把一个叫“荒谬”的虚构人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不期待孩子们听明白故事的内容，而是希望他们能在乎听的形式和过程。
　　加缪说：“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不栖身于被比较的诸成分之中，它只产生于被比较成分之间的较量。”
　　“荒谬既不存在于人（如果同样的隐语能够有意义的话）之中，也不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二者共同的表现之中。”
　　从作者的表达中，我能隐约感受到一种无奈。加缪的难题在于，他所要说的正是那个不能条分缕析、言之凿凿的etwas，而他竭力在澄清etwas ist nicht etwas的同时，必须避免出现把A说成A 的样子。后来，加缪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失败在任何解释与可能的说明之外并没有指出虚无，而是指出了超越的存在。”
　　随后我的感觉是作者必然地要引入神秘主义，或者彻底地转向宗教。加缪很快谈到舍斯托夫，“他并没有说：‘这就是荒谬。’而是说：‘这就是上帝：我们应该信赖他，即使他并不符合我们的任何理性范畴。’”舍斯托夫的意思显然不是发现了上帝的“荒谬”，而是在“荒谬”身上找到了上帝的影子。在加缪那里很难名状的etwas，在舍斯托夫那里倒是成为了大家熟悉的Gott，随后加缪发觉一切其实就变得微秒：我们不能阐述上帝，不能说上帝是什么，也不可能说清楚在上帝概念之外有多大的范围，然而作为概念的上帝存在了2千年，作为人性善的化身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下去。那么“荒谬”呢？作为一个难以界定、言说又实存的非单纯概念，它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上帝呢？能不能借用上帝来让人们理解“荒谬”呢？加缪没有说，或者客观而言是他用其他的表述解决了人们的疑问。
　　加缪说：“这样，在舍斯托夫看来，承认荒谬的同时本身就意味着荒谬。评论荒谬，就是承认荒谬。”他已经很清楚地反对理性主义，反对了西方认识论的基础。虽然说现代西方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非理性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西方学人反理性就那么天经地义。加缪始终处于讲故事的状态，故事本身有它的倾向性，但是叙事的语言应该是公正的。表达故事倾向的任务由结构完成，而不依赖讲述者绘声绘色的语言。也就是说反理性主义，不是作者直接用文字明白无误地宣告：“我们发对理性主义。”而是他去构建一个看似没有违反理性主义原则的结构，同时这样的结构又蕴藏了颠覆性的元素。理性主义不是从外部被摧毁的，而是加缪们用理性主义的定律从内部reconstruct（我不知道英语里这个单词有没有特定的意义）后使之脱胎换骨的。因此，“荒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隐含这样的努力。
　　行文至此，我要回答文章开始时的问题：《西西弗的神话》是不是哲学书？然后回答这个问题有何意义。
　　加缪在行文的过程是“荒谬”最好的注释，我希望自己文章的结构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就是加缪讲一个自己的神话，在讲故事，在用人类都听得懂的语言讲一个非理性倾向明显的故事。倾向是哲学性的，故事本身是无所属的，语言是文学性的，如是而已。
　　那么回答了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正如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不是为了了解西欧精神病院的发展史一样，回答问题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而那个回答的过程是在结构一个自己的理念，同时颠覆一个自己过去的理念。这样的“脑外科手术”不是谁都会想到做的，也不是谁都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