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50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雨，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太多太多，你把你太多的精力放到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上，太少太少，你把你太少的心思放在你的身体健康上；太勤奋，你工作太勤奋，太懒惰，你关心自己太懒惰。你奋斗出的花朵延长了你的光彩，永远照在祖国航天事业的一个个里程碑上。
——题记
你父亲为你写挽联：
“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
能娴科技，能娴文艺，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这不只是对你的思念，还有对你这一生的一切的认可，肯定。
你努力工作，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连自己的身体健康都可以不顾，直到积劳成疾，积郁成病。每天的生活过于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甚至是为一个小零件、一个小螺丝钉烦恼上一个、两个月，心里又还塞满着一些想不通的事情，这样的生活，谁能够经受的起？
你病重时，反复绕开住院治疗的话题，全身心投入在自己的工作中，直到医院发现肿瘤已经相当大，威胁到生命时，你才勉勉强强停下手中的活，去医院接受手术。手术前，你竟然还在想着一个重要的会议，你的敬业，你的乐业，你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付出，这些，让我佩服，佩服的五体投地，让我感动，感动的泪流满面。手术顺利结束，让你的家人、战友，同事都松了一口气，可是，让人觉得还是担惊受怕，因为，当肿瘤取出来时，足足有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然而另一面，已经坏死。天啊，这是在穷乡僻壤默默奉献自己青春才华的人哪，怎么会让这么可怕的东西长在你的身体里？！
出院了，你又毫无顾虑的、目不转睛的盯着你的航天文件，劳累至极，不到半年，病又复发了，更伟大的，你没有失去信心，面带微笑，只是因为，你，冯钟越还没有累够。
你日夜奔波在祖国大地上。你的汗水一点一点都洒在了祖国大地上，你的精力一丝一毫都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你抓住了为数不多的时日，吐自己的丝，用力把这丝吐得更亮更美，用力把你心中祖国航天事业的霞彩照的更亮一些。
也许只有燃尽了自己，才能给人间一点点光亮，可是，这也为以后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
即使，到了“胃下垂”、“肾走游”，在剧痛中也和在办公室里阅读文件的你一样，拿着那些航天资料，“还想看看”。你几经霜冻，好不容易奋斗出来的几片花瓣，骤然凋谢。
这“迟开早谢”的花啊。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腾飞的丹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顽强的跳动，不肯停息。
现在，你不在了，可你那颗美丽的丹心，倒是依然存在。地球上所有的风，把你的丹心带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扑通，扑通”，大家听呀，他还在跳动呢！他还在跳动呢！

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沙俄文学批评特别注重爵位制。其实择地皆然，只是东方国家相对显得更加势利罢了。在中国，身居高位历来有助于文名的传播，这是为一个传统的权力中心社会所决定的。五十年来，由于文艺和出版机构实行集中管理，整套行政等级体制实际上相当于“爵位制”；文化官员完全可以利用职权，而不是凭借作品为自己积累文学资本。从前的政治运动固然使一些作家和作品升沉无定，近年的商业炒作，包括行内人操办的各式座谈会，也都一样可以使作品的价值错位。文学评论在权力和金钱的持续的操纵之下，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
同权势相比，普通个人的批评意见将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我们仍当强调一个基本立场，就是回到文本中去。重视文本，并不等同于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在这里，应当承认，形式主义批评着重文本结构中的每个部分的孤立观察不无意义。文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我们撇开一切命令，禁忌和诱惑，专注于实质性研究，不但研究形式的因素，而且研究落在每一部分形式中的内容：思想，感情，人格，个性，时代，传统，不仅仅是经由组织的意象和材料。重要的是精神指向。过去，我们长期遵奉一种所谓“现实主义”——其实是客观主义——的信条，囿于机械唯物论的说教，把对外部世界的“镜子”式的反映看作是作品意义的全部，完全忽略甚至根本取消了作家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又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所谓“两结合”的方法，以长官意志和文件精神误导和取代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其实，无论纯粹提供社会历史的画面或者加以逻辑的说明，都不是文学艺术的特殊功能。文学的特点，除了历史的因素，还因为它是美学的和道德的，而且是主要因素。因此，文本分析应当是一种综合分析。不同角度和不同途径的分析，最终将通向综合。于是，我们可以穿过用心编造的材料结构，发现作家主观精神的每一个活跃点，他的内部世界，他与周围环境以致人类生存的全部关联。我们必须确定文学批评的以人生为坐标的新的指数，惟其如此，才能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超越专门家的狭隘的学术领地，从作为精神生成的本原出发，揭示文本的不同性质及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们有理由期望我们的作家和文学的第二河床，承载人类自由进步的潮流，而不是污泥浊水。
刘白羽、秦牧、杨朔，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整个艰窘的五十年代里第一批集中试验抒情散文的人。
从选材到写法，不能说他们没有各自的特点。比如刘白羽喜欢记述“英雄时代的英雄生活”，而且总是通过一种英雄主义把战争时期同建设时期连结起来。他不会关注那些琐细的日常生活，因为在他看来，“勇敢，搏斗，急流勇进，这样才是我们的生活”。在他的散文中，活跃着一个红色意象群：春天，早晨，太阳，火焰，大海，崇山，激流等等；由于他总是以革命之骄子自居，因此没有那些缺少革命资本而偏要歌颂革命者的矫糅造作，而能以霸气出之，纵意挥洒。秦牧在行文方面同样使用赋法，像《社稷坛抒情》《土地》等便如此；不过，采用的材料更多的是现成的时事要闻，此外是借用熟典，或是花鸟虫鱼之类，歌颂的是新人新事。“中心生活”的匮乏，反而成就了一种特色。杨朔惯用比兴，以小见大，讲究意境，刻意经营。他写“三面红旗”，“反帝防修”，很少刘白羽式的直接议论；偶或出现“画外音”，也都极其简练。对于散文，他是当古典诗一般制作的：精巧，点染，留有余韵。三人的作风确有差异，但是彼此运思的一致十分惊人。他们的作品，明显地同属于“教训文学”。作者乐于充当文学侍臣，在一个癫狂的，充满谬误的时代里，热衷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盲目乐观的宣传和说教。在这里，首先谈不到作家的敏感和勇气问题，因为他们决意委身权力政治，因此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心智，甚至起码的良知。刘白羽的名篇《长江三日》，记乘坐江轮游赏三峡山水，驰目骋怀，诗情洋溢；其时正值红旗漫天，饿殍塞途之际，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秦牧的代表作《花城》，也是三面红旗的赞歌，并非风俗实录。杨朔的《蓬莱仙境》《海市》等一组还乡散记，其粉饰之严重，与“彭大将军”的还乡报告及搜集的民谣适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