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提琴的深厚的如泣如诉的声音在空中飘荡。这声音一时悠扬婉转，一时低回呜咽，如秋风飒飒地吹着落叶，如冬云黯淡地凝聚在天空。渐渐地，愈来愈轻，愈来愈细，好像要失去，再也找不回来了。忽然间，琴声又激昂起来，充满了渴望，流露了内心的希冀与追求。
　　“这是慕容乐珺。”音乐爱好者可以分辨出拉琴的人，因为慕容的琴声，总像向你心窝扑来似的。
　　慕容乐珺是一个艺术学校的大提琴教师。她终生与大提琴为伴。多少年来，她只要一拿起琴弓，自己似乎就化作了大提琴的一部分，和琴一起在发着声音，抒发
着乐曲的各种感情。今天她随意拉着琴，一首没有完又换一首，总是觉得心神不安。后来索性把琴放开，走到阳台上向远处眺望。
　　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天，正是日落时分。夕阳的光辉把远处的红楼绿树镀上了一层金色，这光辉也照着乐珺夹杂在黑发中的白发，使那根根白发显得格外分
明。她虽已年过半百，容颜还很清秀。她向街的尽头看去，一有年轻女孩子出现，就留神看是不是向自己这幢楼走来，但终究都不是。
　　乐珺要等的人，是她的一个好友的女儿。这好友和她也有一点亲戚关系，但这种关系从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们还几乎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但
那并没有成为事实。他们只是好友，也永远是好友。现在一方已经永辞人世，这种友谊也并没有中断，而是延续到他的女儿身上了。
　　“她，”乐珺想，“是怎样的呢？”
　　在那抗日烽火熊熊燃起的年代，他和许多有志青年一起奔赴延安去寻求理想和未来。那时是燕京大学音乐系学生的她，则随着父母到了内地，以后得到一种助学金，到了国外，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来。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她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全心地投入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那五十年代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多么丰富呵。乐珺觉得自己虽然平凡渺小，可就像大海中的小水滴一样，幸福地分享着海的伟大与光荣。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她回到室内，继续沉思着。
　　解放后头几年，他在国外工作。六十年代初调回北京做文化交流工作。她听他做过几次报告，每次都深深地为党的政策所吸引，为他对党的忠诚所感动。她也见到过他的妻子，那是一位好同志，好妻子。她曾想：“也一定是一位好母亲。”
　　至于他们的女儿，乐珺在她小时虽也见过几次，印象都不很深。只有一次，她使乐珺终生难忘。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斗争最激烈的年月。巨大的风暴考验和锻炼着
每一个人，也把人世间最卑鄙最污浊的丑怪之物都翻了上来。有些人挖空心思批判文艺方面的“黑线专政”，像乐珺这样有一技之长、小有名气并且去过国外的人，
当然是批斗对象。有一次“造反派”头头们把文艺界的一些“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开批判会，乐珺也叨陪末座。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好几位名家身穿各色纸衣，被
推来拽去，被逼着挨个儿到麦克风前报名，说自己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坏人之类。正闹着，有三四个年轻人把一个中年人连踢带打推上台来，一面喊着口号：“打
倒贩卖封资修的文化掮客梁锋！”
乐珺心上一惊，侧眼偷偷看去，见确是梁锋站在那里。那些人要他去报名，他缓步走到麦克风前，一字一字地说道：“梁锋，中国共产党党员！”话音刚落，几个人
跳上台去，打了梁锋几个耳光。血从他的嘴角滴下来，落到地上。会场上每个人的心都揪紧了，满场静得连呼吸都可以听见。这时忽然有一个女孩子的清脆而痛苦的
声音喊道：“爸爸！我的爸爸！”
　　会场登时一阵大乱，有人喊：“不准打人！”但是也有人向叫“爸爸”的女孩子冲过去，把她一把拎出会场，一路拳打脚踢。乐珺虽然弯着腰，却全看见了。只是看不清女孩子的模样。有好几天，她一直在想着这个叫“爸爸”的女儿。心里感到又酸痛，又温暖。
　　这个喊着“爸爸，我的爸爸”的女儿，现在要来了。
　　门外有人叫慕容。乐珺答道：“是小裴吗？”站起身向前迎了两步。进来的是大提琴专业的一个支委，大家都叫她小裴。小裴是比较年轻的老干部，六十年代初
本是大提琴专业的支部书记。多年来，一直是乐珺的知心朋友。她脸儿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身材也是圆圆的。她其实和乐珺年纪仿佛，但到现在还是“小裴”。
　　“从楼下过，就来看看你。梁锋的女儿这几天要来，是吗？”
　　“说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可还没有来。”
　　“我说她准是个好孩子。你记得——”小裴两眼直望着窗外。
　　“我刚刚正想着那次批斗会。” 乐珺温柔的目光望着小裴。她还想起那时每次学校开批斗会后，小裴总要关心地悄悄和她说几句话（其实小裴的遭遇更艰险得多）：“坚强点！这是考验！”“这不算什么，不要怕。”话虽不多，每次都给乐珺很大力量。
　　小裴血压高，很容易激动。现在她克制着自己，沉默片刻，对慕容说：“慕容呵，你用心好好教她吧！”
　　“我真想教出人才呵。可教材能扩大一些吗？”
　　“照我的想法，教材完全应该扩大，可谁敢做这个主？我看咱们国家出了纵火犯，他们要把好人都整死，还要把几千年的文明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统统烧掉！”小裴声音有些发颤。
　　“怎么对付这些纵火犯呢？” 乐珺小声问。
　　“看吧。谁知道！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小裴用力敲着沙发的靠壁。她们谈了一会儿，小裴说要上医院看她的偏瘫老头子去，对乐珺皱眉一笑，走了。
　　黑夜已经降临。乐珺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树丛中唯一的枫树，临近的灯光洒在树上，依稀闪出一些红色。她又思念起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她，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不会来了吧？——”
　　这时，就像回答她的思念似的，有人在敲门。
　　乐珺“请进”两个字还未说完，人已经进来了。她身材苗条，举止轻盈，一面走进来，一面很急促地大声说话：“是慕容姑姑么？您这儿可真难找！我一路问了多少人呵，起码十个以上！您这儿真黑呵，可我进门就看见这把琴，知道我走对了。我是粱遐！”这就是乐珺等待的人。
　　电灯开了。乐珺看见粱遐是个很美的姑娘，她上身穿着米色外衣，里面是黑色高领细毛线衣，下身是深灰近乎黑色的长裤。一头蓬松的短发，有些像男孩。脸儿
又红又白，唇边挂着微笑，眉毛很黑，很整齐（不少人以为她是描出来的），一双真正的杏眼，带点调皮的意味（后来乐珺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嘲讽的神情），正瞧
着乐珺。
　　“她也打量我呢。” 乐珺心想，一面伸出手和粱遐握手，说：“我正等你——”

50年代的作家基本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无法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的《红豆》却能够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
读宗璞的《红豆》，满眼的兰芷，宗璞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描摹真切、语言简约，纯净沉郁，以质朴无华的文字传达爱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满雅韵逸致，文化气氛浓郁。
可以说宗璞是一位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过的知识性女作家。宗璞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正是有着这样特殊是文化气息，使她在后来的创作中流露出一种真实的创作风格。
她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1953年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然而，《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当时这种恶劣的批判情况，应该是当时的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理解。结合当时作家的革命心理，我们不难发现，主要是当时的作家将“文艺为社会服务”错误理解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然后片面地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演绎着“文艺为社会——社会为政治”的怪圈。谢冕先生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方向。”整体上说，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颂无产阶级英雄的纷纷涌现，而不是为探索人性奥秘、表达真情实感，挖掘并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爱情、亲情等元素。所以出现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创作主体的荒诞现象，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有些文章尖锐地指出：“这篇小说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值得党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怀念？”这些指责完全歪曲了文本误读了作家，是毫无道理的恶意攻击，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荒谬可笑的。事实上，当时许多作家仍然没有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却能够正视现实，正视具体的人生，写出了江玫、齐虹这样生活在充满了复杂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动。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其实作家宗璞在真实地将这对恋人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时，就是要激起当时在爱情上的种种正确观念的产生。让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能够在那个以歌颂为主的“文学独白”的年代绽放光彩，让更多的人特别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让中国的文艺界多生产一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可以说《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所以小说中齐虹与江玫的三次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凶残”本质，可以理解为青年人对爱情的痴迷、深情。
可以肯定，宗璞的《红豆》是一部真真切切的爱情小说，它通过江玫与齐虹的一场恋爱表明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爱情观念。同时，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刻画也正表明了《红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性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痕迹，这是一种文艺界真实美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