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女子在宋代以前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在此以前的男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健康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是他们基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男子是世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他们崇尚武力，喜欢征服一切具有挑战性的东西，这时的男人们表现出的是他们率直的真实。也是处处能够胜过女人的内心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只能持续到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阴错阳差，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居然作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这对以男人统治世界为常理的男权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打击。从此，女人兴奋了，男人震撼了，中国的男人对女人不再放心了。在传统的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中，男人被认为是精神的、心灵的层面，女人被认为是物质的、身体的层面。即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当男人觉得女人对它们构成某种威胁时，便会对她们进行诸多的限制。所以宋代理学家们在前贤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一系列压制和限制妇女的规则。所以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宋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是很卑下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宋代书里及诗歌里可以看出宋代妇女是相当有地位的。“胭脂虎”、“河东吼”等怕老婆的故事都出自宋代。打丈夫，吓得丈夫满街跑。当然那么厉害的女人毕竟是极少数。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本文尝试从宋词中的爱情词来探讨宋代女子的爱情状况。
　　二、宋词中的爱情词
　　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更是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而其中所抒之情又以男女恋情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宋词中的爱情意识空前活跃。造成词长于言情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产生词的社会土壤是歌舞享乐，填词的具体场合是宫廷深院、青楼教坊，写词的目的是娱宾遣兴 ，唱词者的身份是歌舞女子，男女交往的频繁，使得情词便在歌宴酒席中感发出来。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昌盛，与此相适应的是都市里的酒楼、瓦舍大量增加，市民生活的提高，男女观、爱情观也发生了转变，所以人们都渴望大胆而真挚的爱情。[1]与之相适应的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2]所以，宋代出现了大量的爱情词。归纳起来，宋词中的爱情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夫妻间的爱情词；情人间的爱情词；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
　　1.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
　　自古以来才子爱佳人。很多恃才傲物的才子在政治上往往郁郁不得志，于是他们便放浪形骸，浪迹于歌楼妓馆之间，出入于花柳烟花之地，以填词作曲为能事。爱情词中以此类为最多。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大多香艳、哀怨。个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柳永，因其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惹恼了仁宗皇帝，所以仁宗皇帝罢黜了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中国词史上就有了一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柳永《风栖梧》写道：“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把思念恋人的感情推向了高潮，情侣间不能见面，相思成疾，形销骨立。那对爱情始终不渝，锲而不舍的精神，千百年来震撼人心。张先《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骑渐遥 ，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 ，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对爱情的执着，对青春的珍惜，对幸福的向往，对无聊生活的抗议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一位叫李之问的官员。并给他写下一首情诗《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之问回到家后，这首诗被他妻子读到，她竟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其夫把聂胜琼娶回来。自己得到了美满的爱情，也要成全别人。多么善良、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呀！女人同情女人，大爱战胜了自己的私心。
　　值得一提的是“小晏”晏几道，他是南宋非常著名的苦情词人。他对歌姬舞女的那种感情是相当真挚深刻的，所以他饱受相思之苦，“为伊消得人憔悴”，写下了大量的苦情词。“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蕨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初心已恨花期晚，别后相思长在眼。兰衾犹有旧时香，每到梦回珠泪满。多应不信人肠断，几夜夜寒谁共暖？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玉楼春》) 等等。“这些作品写的或是相别相思的惆怅和痛苦，或是相逢的欢欣，但感情却是如此深沉而又奔放，温柔而又真率，因而给我们的印象，就决不是一个玩弄者对一个被玩弄者在感情上的粉饰，而是爱侣们燃烧着的心灵的毫无顾忌的倾吐。”[3]
　　2.情人间的爱情词
　　情人间的爱情词清朗、明丽，处处透露出作者的渴望迫切之情。周邦彦的《风流子》很具有代表性。这首词诉说相思怀人，表达对情人的渴念之情，除起首三句写景之外，全是想象，感情随着想象而逐渐加深，最后达到控制不住的境地。“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感情已是喷薄而出，祈求苍天，可见怨之极，渴望之急，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出，非常激烈的表达了词人对情人的思念之情。
　　朱淑真《元夜》：“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新欢入手愁忙里”，她又有新欢了，看来她不止交过一个男朋友。在这里，她用“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的缠绵之辞，把她同恋人幽会的情景，写的有声有色，毫无隐晦之处。由此看来，早在几百年前的宋朝就有女人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了。再看朱淑真《清平乐》：“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首恋情之作反映她于含烟带露的季节来到湖上．在与恋人相见后，被留下一块游玩。正当两人携手漫步欣赏潮中的荷花时，突然间下起了蒙蒙细雨。为了避雨，他们在极其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窃窃私语，相亲相爱。此时他们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爱情烈火，不顾羞怯地倒向恋人的怀抱。这时他们默默无语，如痴如醉地享受着世间美好恋情的幸福，一度欢乐之后，最后不得不分手了，这时候难分难舍，是最难过的时刻。回到家中，总觉得心中空空荡荡，百无聊赖，连妆台都懒于靠近，哪里还有心情去梳妆打扮呢？这首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两句，这一种近似放荡的爱情表白，写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敢于写出这样的词句，表现了她对爱情勇敢大胆的追求。难怪乎李清朝、朱淑真被后来的道学家们贬斥为“淫娃佚女”、“有失妇德”。然而词论家却不吝啬，给予她俩高度的赞扬：“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均善于言情。”[4]
　　3.夫妻间的爱情词
　　夫妻间的爱情词写的主要内容是互相不能相间的苦闷与缠绵。苏轼纪念老婆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成为千古名篇，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读起来都感动万分。十年的时间，在短促的人生中，是一段漫长的途程。然而，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他不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而且思念之情，历时愈久而愈深、愈浓。怀想至切，却生死相隔，不得一见。“茫茫”二字，传达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空寂凄清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茫茫”前的“两”字。“两茫茫”，就不只是讲诗人这一面的心情和感受，也同时包含了九泉之下的妻子在内。生者和死者，一样情思，一样哀绪。这里将无知作有知写，虽系虚空悬想，却更见得夫妻二人生前相知相爱之深，死后刻骨相思之切，以及相思而不得相见之痛。
　　贺铸也有“原上草，露初，旧楼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鹧鸪天》)这样感人的词句来写伉俪之情的温馨，糟糠夫妻，情如磐石，妻子“挑灯夜补衣”的形象使词人难以忘怀。这是宋朝优秀男人对女人的深情怀念，是宋朝男人对女人的痴情，男人的痴情注定了女人婚姻的美满。可见当时的女人还是相当幸福的。
　　说到夫妻情意，李清照更是以其女性的身份塑造出多愁善感、缠绵凄惋的自我形象，真实地展现了词人的情感历程和内心世界。不论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剪梅》)的相思难熬，还是“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的忧虑，亦或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的憔悴，都感人至深，都表达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深切怀念。
　　此外，能表现宋代女子爱情状况的还有她们自己写的爱情词，通过词作来抒发她们对自己心上人的要求和择偶标准。宋代女子自己写的爱情词并不多，并且大多含蓄、内敛。其中只有朱淑真是个例外，她清真丽质，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作起词来热情奔放，才情毕露。如她幼年时作的《秋日偶或》诗三：“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这不但反映出她自恃才高、放诞风流的性格，而且她的挥偶志愿也十分清晰：就是儒雅英俊、学识广博、风流倜傥的萧史一类人物、是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的终身伴侣。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宋代虽然创建了理学，但只是始作俑者，宋代本身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到了明朝，统治者才变本加厉，严酷的摧残妇女。所以明代的贞节烈女特别多，为了名节，女人必须以一生的幸福为代价。所以到明代以后，中国的女人才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由于程朱理学在宋朝的影响有限，理学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等因素的影响，宋代女子的思想并不保守，社会地位并不地下，宋代的女子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喜欢的人，也可以果敢的和不如意的丈夫离婚（如李清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宋代女子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她们能够得到比较美满的婚姻。但这些都是相对的，在整个的古代封建社会，一直都是男尊女卑，女子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在今天都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女性为了赢得自身的解放，仍须与传统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视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米芾自幼爱好读诗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慧，六岁时能背诗百首，八岁学书法，十岁摹写碑刻，小获声誉。十八岁时，宋神宗继位，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当时校对，订正讹误。从此开始走上仕途，自到1107年卒于任。米芾一生官阶不高，这与他不善官场逢迎，又为人清高有关。米芾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善官场逢迎。使他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玩石赏砚钻研书画艺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在别人眼里与众不同，不入凡俗的个性和怪癖，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基石。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他就是这样一个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 人。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
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
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
所以后人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子米友仁书法继承家风，亦为一代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