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三字经》中含有古代人民的智慧，让后人读后感悟如何做人的道理。
《三字经》中有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一生下来的时候本性都是好的，只是由于后天的成长过程中，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
《三字经》中还有这样的诗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意思很清楚，一块玉石不经雕琢是不能成为一件玉器只是一块玉石。人不学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而“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意思是说：孩子小时应特别注重三个方面的学习：亲近良师、亲近益友，要学习礼貌懂规矩。
通过学习这些诗句，给我们讲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养成优良的品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才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才能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强。

前言
有很多为人父母的，在生活中对年龄尚幼的儿女，应该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为人要真诚、为人要谦虚”等等。而当儿女们问及父母：爸爸、妈妈，为人为什么要真诚，为什么要谦虚呢？于是更多的父母，却难以给孩子以更好，更详细的解说。甚至有的父母们会认为，这些最基本的为人之道，等孩子长大了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殊不知！做父母的有的连他们自己，到如今都未必真清楚。这些基本的为人德情及处事道理，有些做父母的只所以至今不太明白。关键是他们的父母，没有在他们年幼时，去对他们及时的说教。
其实关于为人处事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值得一听的，人类最高的智慧话语。都是围绕着如“忍让、自信”等，关于处世之道理与德情方面的那一百多条常识而展开。这些一条条为人处事方面的最基本常识，如果一个人在任何一条上，没有认识到其智慧，甚至忽略了某方面的思想。那么他在做人做事上，都是很差的。甚至会让他自己活得很累，也令别人讨厌他。
为人方面的“圣贤经典”，亦被当下人简称“经”，是说教于人的，是源于人们对生活的总结，源于古今民间智慧话语的结晶。
任经典多少，我们充其量是领悟其中所蕴含的道理与德情的定律。因为只有为人父母们懂得，这些基本为人常识对人的用处，才会更清楚的认识到，孩子在生活中的某些行为思想，是怎么的不好，才会引导孩子及时的改正。所谓教育，就是教孩子养成这种种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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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人处事方面的道理与德情，如“真诚、理想等，每一条常识，都有一篇相应的经文，那么为人父母的学习国学智慧育儿，特别是从中获取某一方面的智慧思想，远比从或段或句的心灵鸡汤，甚至是圣贤经典中吸取的要丰富便捷的多。就可以想要教孩子哪一条常识，自己就直接学习哪一篇，可以把那篇反复的读许多遍，相信一定会对这方面智慧有足够的了解，甚至自己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感悟。
同时因为对这一篇反复读多遍，其中的一些句子已深入脑海，与人交谈这方面的话题时，就会不经意的说出这忧美的句子，显得说话各外有水平。就会在生活中，稍微结合一下相关的实际经历，于是感悟会更深。那么此时的你，带上自己的感悟，说说文中的句子，添上真实的例子，原来你也可以很好的给别人讲讲这方面的课。至少可以很好的说教自己的孩子。
《至理贤文》就是这样的一本“国学散文”集，共五万余字，由一百二十余篇经文组成。此书源于经典最富有哲理的话语总结，并融入了许多圣贤书中的经典语句，更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圣贤道德思想为主。正是国学智慧，做父母的应该让子女，在他大脑发育最迅速的年龄阶段，接触到，从而开放孩子的高度智力，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为孩子的成人成才奠定坚实基础。
《至理贤文》一书中的为人德情方面，以及学习上进方面的格言善语等，是很值得做父母的讲给孩子听的，待孩子能阅读时让他阅读更佳，然后人际方面等智慧语录也可以逐渐让孩子阅读，儿童圣贤经典诵读教育，对全脑发展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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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诵读圣贤经典一部，胜杂书万本；《至理贤文》也是一部“道德经”，是涵蕴常理常道，教导人生常则常行的书，我们一生中，学习能力最好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0-14、5岁这个年龄段，记忆力特别好，背诵过的东西一般终生不忘的，或者说，成年以后，稍微提醒立刻就能想起来，我们自己都会有这个体会的，所以说，在孩子年龄还小的时候，熟读像这样一些有高度价值的书，终身受益。
哲理的话语就是智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某一新事物时，因为不了解其自然规律。往往在考虑问题时，在思想上总要先走上一段弯路，然后才能回归正常的思路。而若懂得一些，往往有时，就能很好的从对的角度去直接考虑问题，或去学习，或去做，于是无论是领悟力，还是反应力，或是进步都会显得快些，这就是智慧。
特别是我们每个人在即将告别孩时而步入成人的阶段，因为思想的巨大转变，这时是最懵懂的，没主见的，叛逆的。所谓，跟好学好，遇坏学坏。
如果让孩子从小就受有这种种智慧思想的启迪。以通情达理为做人处事的根本。那么因有为人德情的熏陶，就会减少他的叛逆心理。因了解一些处世道理，及人生哲理，那么在思想上也就会显得更有主见。道理即智慧，有智方有才。德情即为人，做事先做人。
古有“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今有“勤学至理走天下，常读贤文会说话。”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的启蒙教育读本，大家对它也十分熟悉，“人之初，性本善”，耳边仿佛回荡着几百年前，私塾里的学童正咿咿呀呀地诵读声，我就情不自禁地拿起书，有滋有味地看起来。读到“玉不琢，不成器”这句话时，我仿佛看到了一块刚掘出的碧玉，经过工匠长年累月地精雕细琢，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玉器。人也是这样，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炼、学习、持之以恒，才能成功。可我有时候也不能坚持到底，有些计划实行一两个星期就以失败告终。有一次，我计划每次写完作业就要检查，提高正确率。开始时我还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一遍，检查出些小问题。三四天后，就没耐心了，草草地瞟一眼，看两下，就做别的事去了。凑巧“屋漏又逢连夜雨”，有几天作业特别多，我一写完连看也不想看了，热情从沸点降到冰点。后来几天又偷懒，隔两天检查一次，最后还是没能持之以恒。
《三字经》最后的“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值得我们去深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勤奋努力地学习，一定会获得成功，而天天玩乐、懒惰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要引以为戒，应该勉励自己努力去学习。这可以说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它告诉我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可虚度岁月，蹉跎光阴。我们是小学生，爱玩是我们的天性，但我们也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不要整天沉迷于游戏。学习时也要改掉懒惰的毛病，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学习，不断地提高学习效率，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回想以前，真是惭愧。有一次，我在做一些奥数题，每一道题就像一座座迷宫，让人看得一点头绪都没有。于是，我就懊恼的丢下它们去看电视了。然而，我的脑海里却一直没有丢下那一座座迷宫，心情焦燥不安。可是，引人入胜、趣味横生的电视节目，不久就把我的思绪带到九霄云外去了。直到晚上，我才记起奥数题还没做，心中一阵紧张，没办法，只能挑灯奋战把它们做完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题目很容易解答，早上却因为偷懒没有认真思考。看来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啊！学习不就在于勤吗？要是学习不勤奋，再聪明也没用。
经过读《三字经》让我知道了：“夏有禹，商有汤。夏传子，家天下。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太祖兴，国大明。清顺治，据神京。复汉土，民国兴。”这些人都是因为知道了这些责任，明责任，负责任才去为国家作出无私奉献。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应该这样：一人立志，万夫莫敌，”因为每个人都把成功的秘诀当作自己的坚定目标。成功是希望与奋斗的结合，那么我们都会和平相处，读了历史书，考试时要按时记载，通过古到今，如果亲眼所见者，都会明白学习的敌人其实都是因为自己的满足。 读了《三字经》后，我的感受更深了，因为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做人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做人要厚道，尊敬父母，有意志力和奋斗力，要有高尚情操。因为坦白就犹如是城市和勇敢的生成物质，我们要拥有良书，哟工友益友，拥有一颗纯洁的人，这会是理想中最完美的生活。用你那纯朴的心灵去体验别人的困苦不堪，可以去听见远方的呼唤。让你去了解，去亲近社会与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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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弟子规》是清朝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全书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教人应该怎样待人处世。
虽为古文，但作者最初的立意对象为受训的儿童，故而字意简单，读起来并不费劲，加之在网上查到杨淑芬老师的讲解，使我对整篇文件的思想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全文以人的品性修养为根本，教育一个人从小到大应该刻尽的本份和不应逾越的界尺，虽然觉得有些古板，但字里行间的劝叫，如明镜般映照出我与文中教诲的德行的格格不入，随之而来的是我对人生的迷惑和无助：我究竟应该怎样活着？
在读大学的时候，对儒家思想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并不深入的学习过程中，发自内心的感慨古人的智慧，之乎者也中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但是，近代一百多年的社会动荡和西方文明的交融，使得原本清晰的文化脉络渐渐模糊，尤其是肃清全社会价值取向的若干次运动，更是雪上加霜。或许，对共产主义和建国领袖的崇拜支撑了上一代人的精神体系，到了我们这一代，原有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物资的充沛更加彰显精神的苍白，我们是文化缺失和精神贫乏的时代的产物，从何而开为何而去，我们没有信仰，却渴望信仰，我们对新的旧的道德标准都报以怀疑的态度，不屑于权威，却又迷失在追求的过程中。
或许会有人笑我矫情，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还去管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迷茫会影响我们的价值取向。偏激的、散漫的或者是愤世嫉俗的内心反映出来的正是我们自由主义。
看《弟子规》，觉得以前的人挺幸福的，一出生就已经有一套社会认可的道德范本，遵循着约束着，在短短的光阴中，总有被主流思想认可的圣贤书指引着，不管对个人发展是好是坏，但至少不会迷茫无助。一个人有一生都为之坚持的信仰，就算他资质驽钝，依然会有所成就的。
细读《弟子规》，发现其中的道理看似小，却是我们最无知和薄弱的地方。古人训诫做人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关怀朋友，都因为心怀感恩，正因为感恩，所以对人对物多了虔诚的敬仰之心，尊敬发至内心，而后谦虚谨慎的做人。时下太多如我一般的年轻人，强势的自我，对人对物都少了一份感恩之心，目空一切而后标新立异，自由散漫而后无法无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照《弟子规》，发现，陋习多的不是一点，而是全部。欣喜，此书再次开启我的启蒙教育，内审自我价值观，批判的接收古人为人处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