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读后感
半个多世纪以前，当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无比巨大的理论威力、思想锋芒和战斗精神令西方统治阶级发抖时，中国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157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昂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的先进思想，迎接着世界变局的挑战……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浓缩了157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更显示着中国共产党84年奋斗发展的辉煌。
1848年2月，英国伦敦瓦伦街19号一家不大的印刷所，印出了一本字数不多却震撼世界、影响人类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是因为它的发表标志着一个伟大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成为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
在黑暗的旧中国，这个光辉起点的到来，浸透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智慧、勇敢和鲜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些斗争的最终失败揭示，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可能承担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这次革命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未能改变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路在何方？这依然是中国志士仁人和先进知识分子苦苦求索的问题。
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时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化作喷薄而出的红日，光芒四射……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终极原因。《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向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历史雄辩地说明，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指引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丰功伟绩，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和面貌，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向世人昭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经久不息的活力。
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之火，之所以能穿越150多年的时空依然光芒四射、璀璨夺目，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品格，就是与时俱进。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许多传世名著，但没有哪一篇能够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牵动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心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正如马克思在为《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生产力的发展本身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落后了就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先进的生产力所代替。就工人阶级的某一部分而言，也可能由于新的生产力不断出现，原先所联系的生产力变得落后了。为了从整体上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也应该随时相应地加以变动，不断地向更加先进的生产力转移。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应该有不断前进的意识。
开拓，才有出路；创新，才能发展。一个执政党只有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能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三个代表”本身是创新的产物，处处体现出创新精神，其实质是要求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
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一共两篇，共产党宣言的和资本论的，望采纳！（资本论的在下面自己可以下载）

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些感触。因为人的有机体需要能量输入，所以人要吃饭。要吃饭，那是“必然”的；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则是偶然的。

同样，因为人是有机体生命，而有机体生命总会经历生长、成熟、衰弱、死亡这样的过程（自然法则），所以人总是要死的。人要死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则是偶然的。 今天起来发现路面是湿的（结果），我们推测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人用水浇的（偶然）；假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们会用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早上的路面一定是湿的（必然）。

我们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找出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找到最终的原因。人本性上有一种对事情穷根究底的求知欲望，古希腊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想找出这个世界（存在）的最终解释，从泰勒斯的世界起源于水到柏拉图的理念，人们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必然的并经得起理性考验的解释。
辨证法大师黑格尔对偶然和必然及其关系的演绎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顶峰“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依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依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成为自身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偶然和必然的认识自然也有了更加纯熟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是，在历史观领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

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给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主义印象。经济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充满了不以物质多寡为条件的变数，心理的，外在因素的，传统习俗的，伟大人物的个人作为都是相当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之感，因为必然性漠视了个体的作为，个体的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后现代的一种趋势。人类开始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中走向一种彼此交往更加密切频繁的信息化时代。偶然性的因素正在增多，必然性的说教越来越得不到认同。

在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谈理想，谈人生意义，所指向的是一个永恒的必然领域：真理的，价值所在的世界，必然性起支配作用的理念世界。现在的人还相信这样的永恒世界恐怕不多了，那么人生到底怎样才有意义呢？

（面对着必死的人生）我的回答是：活在真实的偶然中，并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那偶然向自己昭示的那个世界的样子。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个世界必然要发生什么——因为那是虚假不可信的——，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根本没有不变的、永恒的真理——，必然的真理只是偶然的事实而已，在生活中被偶然的揭示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肯定，我也不需要肯定知道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的是，明天对于我一定是新的一天，一定不同于今日和昨日；对于别人也一样。马克思说的好：解释世界的不如改变世界的。

从2021年6月开始，党中央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对此，我们将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经典著作，并进一步探索其深刻内涵和内在逻辑，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和使命。坚定信念和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出发，必须给予足够的逻辑推理，尤其是在认识论上，以加深对“初始心脏”的理解，丰富“初始心脏”的内涵，增强“初始心脏”的状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脏”有其特定的含义。 “心脏”通常被视为思想和思想的器官。

在中国思想史上，新学是儒家学派。它强调生活的过程，提倡对思想，身体和生活的研究，重视投机及其过程，并使儒家哲学化。从这个意义上延伸，“思想”实际上具有认识论的内涵：它既是认知工具，又是认知本身，并且始终贯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中国思想史上“思想”理论的形成，即知识和行动，最高的心态是“对良心”。良心成为思想的主体，指导人们的行动。明代的“阳明派”更加注重志向和修养。通过自我修养，他们可以对经典有所了解，以实现思想的升华。

从“心脏”到“早期心脏”，我们可以链接到另一个概念：使命。什么是任务？我们需要把使命视为义务，这通常是由理想和信念决定的。它与现代政党和政府有联系，并有明确的目标。从使命的角度仔细研究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不难发现“为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是使命的重要内涵，它构成了党的根本目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突出特点。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为人民谋求幸福，为民族谋求复兴。

扩展资料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113》一文作者5261是李大钊。

李大钊4102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1653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