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感：（摘抄在后面）
（一）
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的是汪曾祺。在寒假我把他的自选集认真地读了完了。
汪曾祺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他有两个创作高峰期，一个是四十年代，一个是八十年代。这两个时代都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四十年代在歌颂革命歌颂党，八十年代又是对文革的反省，“伤痕”遍地。在这样强的政治语境下，很多有个人特色的作家作品只能潜伏暗沉。而汪曾祺的作品却有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他对于生活的描绘。
他描绘的人和事都很活，虽然没有太大的崇高意义，却浓缩了许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在他笔下的生活是真实生动的，鲜活的。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有风骨的，像《岁寒三友》里的三位挚友。“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凶狠。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岁寒三友》）还有《鉴赏家》里的季陶民和叶三之间知己般的惺惺相惜。
我还十分惊讶于汪老对民间风俗事物的了解程度。很多准备远离我们的食物、器物他都能准确地写出，而且写得饶有兴味。尤其民间的传统美食，写得简直让人垂涎欲滴。“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看着他的文字，真的好想吃啊！
他的语言十分流畅，口语化，虽然辞藻不华丽，却能够把活生生的生活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岁寒三友》）这寥寥几句就把王瘦吾想发财维持一家生活的强烈愿望给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活、生动，便是最大的文采。
我同时也很佩服汪老对人世的洞察，世故得天真有趣。他的文章也因此像一股清风，给伤痕累累的文坛带来了欢愉。读他的文章时，内心是清透的，它们刮去了疲惫和烦恼，让人欣赏到生活的美。
（二）
旅行人长途跋涉，他走到一个庙里借宿。这是一座怎样的庙宇？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抬头。看看天，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掠过他的视野。山把所有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宿，明天该折回去了。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旅行人走过很多路，他几乎用一生寻找他的仇人，一个从没见过的仇人。他有些累了，有些疲倦了，但有些不想走了：“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于是，他走到山路尽头的庙宇。其实，也是他人生路的一个归宿。
在这里，旅行人见到住在庙里的和尚。“蜂蜜和尚”。
庙里只是一个和尚吗？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旅行人突然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们也被吓了一跳。这一刻，我们才知道，庙宇不是一个和尚，这里有另一个和尚。
“这和尚好怪！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佛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而他现在住的禅房，分明也不是和尚住的。”
一切仿佛有着冥冥的注定。
然后，我们带着这一个声音向上或往下回溯。
“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他该有已投多好的白发。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
那一刻，旅行人以为那一头白发，是母亲的。但是，他不知道，那一头白发也是他的。另一个和尚，是他。这是神秘的预兆。文章结尾有一句话映照了这个预兆：
“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
为什么流泪？谁流泪？
旅行人。或许他为心中放下没有恨的仇恨流泪。或许他为仇恨放过他而流泪。
全文涌动着非常强烈的意识流。疲倦，仇恨，解脱，三者意识相互交织，非常完整地交代了一个故事。更巧妙地，汪老也用一个镜头的语言，交代了仇人的赎罪。
“好了，到了头：
一堆长发。长发盖着一个人。匍匐着，一手錾子，一手铁锤，低着头，正在开凿膝前的方寸。他一定是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他不回头，继续开凿。錾子从下向上移动着。一个又一个火花。他的手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两只僧衣的袖子。他的披到腰下的长发摇动着。他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他的手。这双手!奇瘦，瘦到露骨，都是筋。旅行人后退了一步。和尚回了一下头。一双炽热的眼睛，从披纷的长发后面闪了出来。旅行人木然。举起，举起，火花，火花。再来一个，火花!他差一点晕过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有三个字，针刺的，涂了蓝的，是他的父亲的名字！……”
过去与现在交织，复仇者与被仇恨者相遇，仇人与和尚形象重合，执迷者被渡，仇恨情绪终归于虚无，正应和了卷首的庄子之语：
“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三）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陆放翁的诗，与他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爱这首诗的，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他想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带着心情的生活。
他对生活的感觉，似乎略有逃学孩子的清闲，世界也就这么大：嘴里叼着的微甜的草根、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娇嗔柔和的“卖杨梅——”声、在窗台上悄悄“吸着水”的绣球花，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他真实地、切身地享受这种艺术。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汪曾祺散文集》读后感(http://1.unjs.com)。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大多数人为了摆脱平庸而奋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经历了暴风雨也见过了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理解平淡、用这种平淡的心境热爱着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实从他的文章里得以体现的闲适之美正是他经历了人事浮沉后所潜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可惜现在人们大多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关注这些看似琐碎的美，他们大多脚步匆匆，厚重的镜片竟把人们的心与社会、与自然隔离，太多的金属制品竟把人们的心层层包裹，作者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四）
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汪曾祺的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中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哪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橼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犹豫，别的是花飘下，香橼花时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 ——《花园》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生活。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胡同是贯穿大街的网络。它居闹市很近，大哥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似有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文化》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人物的特点很鲜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汪曾祺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五）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夏天》
　　如此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笔有几人写得如此惬意?惟恐只有汪曾祺能做到了。品读汪曾祺的散文，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祝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似乎看到了葡萄藤老爷般呆在架子上。
　　这便是汪曾祺的散文所带来的感觉享受。读汪曾祺的散文处处可见这样的文笔，行文中透着淡泊宁静，即使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能被他写出不同的韵味。
　　如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濒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学习，当时师从沈从文，后来写得小说受其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在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中，这段时间是惨淡动荡的。然而在汪曾祺关于这段时间回忆的散文中，却透着生活的情趣。如《跑警报》：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既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揳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
　　在极度动荡恐慌中，居然能感受到松脂气味、阳光、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这让我感叹汪的心境何其淡定。
　　汪曾祺经历过人生的大波大浪。文-革中，汪曾祺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正因为有这份超然，他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理解了。他是唯一敢于在江-青面前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其中脍炙人口的“人一走，茶便凉。”便出自汪曾祺之手。汪曾祺渊博多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我对于汪曾祺的了解，始于读他的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这话让我深受触动，父子之间能做到这样少见。这让我对汪曾祺的文章有了兴趣，于是到书店去搜寻，遗憾而归。只好在网上断断续续的看。学校读书协会买了一批书，其中便有《汪曾祺散文集》，书拿到手中，如获珍宝，细读之后，忍不住想写感想。没有想到，动手写时，却顿顿卡卡总是词不达意，意犹未荆看到极美的风景时，我们总是会感叹词汇的缺乏，似乎任何词语也表达不出此时的美。读到一本好书，也是这样的感受：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任何词语都不能精确表达自己读后的感受。
　　微尘见世界，我只能这样说。
（六）
这一两个月来，很多很多我仰慕已久却绝不能得见的老人会偶然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奇特，以至于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几句话记下我的梦会让我遗恨。
读《汪曾祺文集》后，我梦见那位“可爱”的汪曾祺。之所以用“可爱”来形容汪曾祺，是因为他的笔触里没有华丽、没有异想不到，即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他也能保持那种特有的风度，用一种几近调侃的调调述说他在抗日战征时期的西南联大读书生涯，每次读及他大学时代的那些小故事，你会产生错觉，会误以为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城在演习娃娃过家家，不是吗？你看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忙里偷着乐呢——许多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手拿着女生喜欢的花生、瓜子，在女生的宿舍门口等候，所以跑警报的时期也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候，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这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只有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生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当然他们也会在防空洞里写对联、写诗，好玩吧！但也有不怕死的不跑警报的个例，如一个女生总是趁别人跑警报的时候洗澡，等那些人从防空洞里出来，人人排队洗澡时，她却好逍遥。还有另一个男生，警报响了他也跑，可他不进防空洞，他来回在路上看，看有没有跑得急跑掉的财物或手饰，当然也偶有所得。当然，汪曾祺书中不仅仅是那些跑警报的人没有怨言，连十年文革的劳动改造也让他在文字中淡化了哀伤，不信你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写老舍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个冬日如何被逼无耐投太平湖自尽的。
其实在大学里就老听爱好文学的舍友提起汪曾祺，在她的眼睛里，汪曾祺的书是通俗易懂的，没有我们所读的哲学书籍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汪曾祺的人是可爱的，尽管著书立学，可是没有学者的讲究，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一付除了课本其余都不读的懒散作风，让我与汪曾祺擦肩而过。时至今日翻阅两遍《汪曾祺文集》后，才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想想，如若早在十年前我有幸拜读，会不会让我人生更积极、更乐观、更阳光些？是呀，日子就是这样的，愁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像他一样，每天整装待发时放下生活的重负，淡化郁闷与忧伤，快乐的、轻松的生活呢？
其实我很爱汪曾祺的文章，还有另一重意思，我是一个爱臭美的小女子，不但爱美衫、美裙还酷爱美食，但凡我有机会外出，必会想方设法到当地的菜市逛逛，然后带回一堆的特色调味品或干货，比如从成都带回鹃城豆瓣、花椒、核桃花、虫草花，从重庆带回秦妈火锅料和桥头火锅料，从武夷山带回岩耳和红菇，从龙胜带回煲汤的三七根和油茶果子等，把这些个宝贝收集回来，细细研究煮法，用一道道小菜赢得品尝者的赞许和期待，即是我游玩回家对旅途的另一种回忆。因此，对一个文章中也会提及美食的作者，我便如同面见了知己一般，汪曾祺，您说的家乡出产的高邮双黄咸鸭蛋，西湖糖醋鱼现在还是那时的味道吗？
摘抄：
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读完汪曾祺散文，感触较深。
一是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比如如何在文章中用字，其中他提到中国汉字的独特性和意义，他说中国汉字是用来看的，不是说的。许多诗歌一朗诵就没有以前的东西了，所以他反对朗诵诗歌和散文。他主张一字一字的认真扣字眼，沈从文的《边城》不到七万字，但写了半年。汪曾祺的散文同样从一个一个的字来看没有什么独特。但当放到一起那种行云流水的洒脱真的很奇妙。他主张刻画人物不应该描写太多，而应该从环境、声音、颜色等各个方面进行描写和烘托。如何组织文章？他说他是先在头脑里面对整个文章有了轮廓以后才写的。要先有个整体的构思。这些都是他端一杯清茶静坐时想出来的。
二是他的散文风格朴素、简练。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正是师承了沈从文的特点。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汪曾祺也说到老师沈从文、老舍他们是怎样练字的。汪曾祺本人家学渊源深厚，爱好广泛，上小学时，他的祖父就给他教《论语》，写小论文“义”，这就相当不错了，我上小学时，除了会放羊、掏鸟窝之外，文化的东西是绝缘的。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是真情、真语言。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不像现在好多人写的文章喜欢辞采华丽，但内容空空。不舒服，很令人别扭，不真实。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我的母亲》中对三位母亲的回忆。虽然两位是继母，但却充满了感情和幸福。
三是他的用情。他对任何人都是友好的。如对西南联大的诸多师友的回忆中，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对老师和同学的感情。很纯真，很自然，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像他一样。对任何人都很友好，对任何事都很认真。且那种追求自然、朴素的养生之道也值得我学习。文中提到的他的老师的一些为人处世，待客之道，修身养性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那都是真人真事，人在生活中应该保持一颗童心，不要装腔作势。看书就是学习嘛。学文章，学做人，都很重要。

一、小说最前面引用庄子的话，点名了题意，认为人的存在不应该受外物所累，切己向内寻求真正的自我。旅人一直为了复仇而存在并不是真正的存在。小说后段：
“他简直忘记自己背上的剑了，或者，他自己整个消失，只剩下这口剑了。他缩小，缩小，以至于没有了。然后，又回来，回来，好，他的脸色由青转红，他自己充满于躯体。剑！他拔剑在手。忽然他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
表现的就是矛盾后的顿悟和超然。
二、作品简介：
《复仇》是汪曾祺早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个"遗腹子"为父报仇大半生最终放弃报仇的故事,更深层次上作者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来表达自己内心对整个民族的良知,希望民族的下一代能够放下仇恨,谨记祈福和希望。本文从作品的主人公"复仇者"和写作者汪曾祺老先生两个方面,通过对作品内容本身的分析和对王老先生生平性格的了解,去分析《复仇》的表意内涵,以及一个作家的大爱。
三、作者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