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辑录两位有趣文人对于读书这件事的各抒己见。洪子诚是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早已退休，但本科生必修课当代文学史还是选用他编著的教材。阿兰·德波顿是当代随笔作家，我戏称他为“英伦余秋雨”。两文对读，饶有趣味。

一、洪子诚《我的阅读史》代后记《读书的心情》

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阅读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的功利意识，准备考试，进行学术研究，获得实用知识，等等。除此之外，我想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有一种平和的，放松的，不预设过多功利目标的阅读。我将它称为“邀请”的阅读。这种阅读，有时候会带来你意料不到的发现和心境，犹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诗中描述的：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像是由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晖……

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年，出版了“学科邀请丛书”：《政治学的邀请》《经济学的邀请》《伦理学的邀请》等等。这是书籍对读者的邀请。我这里说的却是读者对书的“邀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自序里，说学术论文也可以采取一种快乐的、散文式的写作。他说，英文有一个词组“entertain an idea”，可以直译为“娱思”。我理解他说的“娱思”，在书籍、论著与读者的关系上，也就是一种快乐的、邀请的态度。宇文所安说的是论文以邀请的态度接待读者，我说的是读者以热情款待访客般的态度对待所读的书本。同情地倾听其中的高谈阔论，将它看作是一种可能性，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抑或拒绝、辩驳或修正。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面对书本，只是面对“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

我想，具有这种心情的读者，他就是一个欢迎书本来访的“接待站”；因为有这样的心情，读书对他来说将是快乐的，由是他也将是幸福的。

二、阿兰·德波顿《无聊的魅力》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