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受陈虻邀请，进入央视搭档白岩松，做“时空连线”节目。那时，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我不做声。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

　　那段时间，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女主人公史达林是美国联邦调查局24岁的贫穷实习生，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同事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他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