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占彪/口述

严慌慌/撰文

我叫袁占彪，85后，出生于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小山村。自小我就在学习上显露出天赋，没上过补习班，也不用父母督促，却次次都考班里第一，还经常是全校第一。

然而，12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后，我的求学之路便随之中断，整个人生节奏也被彻底打乱。

父亲走后，我在悲痛中苦学了两年，因为实在不忍心让母亲继续操劳，最终决定辍学回家务农。为了让小我三岁的弟弟继续上学，15岁那年我跟着村里的叔叔伯伯当起了小工，辗转青海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一干就是七年。

我一度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了，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但突然有一天，我又在心中妄想：倘若继续回到学校读书，是不是还不算晚？

那时我已经22岁，几番折腾后，真的坐回了初中教室。就是这个大胆的决定，将本已偏航的我重新拉回到阳光大道上。

如今的我，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工程师，定居珠海。

人生峰回路转之前，我的生活里基本只有贫穷和苦难这两样东西。我出生的村庄坐落在海拔2800米的高寒之地，由于土地贫瘠、气候不佳，只能种些小麦、油菜一类的耐旱耐寒作物。

父母囿于家里的十二亩地，成天忙忙碌碌。种的小麦一般只吃不卖，收获以后就放家里囤着，以防哪年收成不好缺粮食；油菜则会自留两袋榨油，剩下的全部卖掉，换来的几百元差不多就是家里整年的收入。

平时上学，我和弟弟经常一人揣两个馒头当作中午的口粮；放学后先把作业做了，再把晒在屋前空坪上的柴火收拢成垛；倘若父母久未回来，俩人就搭手把灶上的冷菜热一热填饱肚子。

那时的我从未觉得日子清苦，有饭吃、有学上、家人健健康康，生活好像每天都无忧无虑。

这是上小学时和老师同学的合影，左下角蹲着的小男孩是我。

但1998年的一天，命运突然跟我家开了个天大的玩笑。那天夜里，父亲突发脑溢血，送到乡镇卫生院后，医生劝我们别抱太大希望，说这个病去大医院都不一定能治好，我们那儿山遥路远的，想转院也经不起一路上的折腾。最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难以消化失去父亲的悲伤，只能强迫自己打起精神。作为家中长子，我成了母亲和弟弟唯一的依靠，我一有空就下地帮母亲干活儿，弟弟也把我当作了父亲般的存在，遇到学习或生活上的难题，总是第一个跑来找我。

当时的互助县虽然经济不发达，但人们普遍重视教育，无论成绩好坏，我们村的孩子几乎个个都上完了初中。尽管我家没有了顶梁柱，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母亲仍执意让我继续上了两年学，直到中考结束。

这是我初二时的一张获奖证书，类似于三好学生。

毫无悬念，我的中考成绩依旧是全校第一名。但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心里满是苦涩的滋味。我知道，自己的求学之路就要到头了，即使凭我的分数可以稳进全市最好的高中。

对于我主动提出的辍学决定，母亲不置可否。我知道她内心也惋惜，但现实如此，别无选择。那时我家除了几亩油菜能卖钱，再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我和弟弟交不上学费是常事。

而母亲一个女人家，承担了大部分脏活累活不说，农忙时邻居家都打碾结束了，她还独自在地里收割。由于常年操劳，三十几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当儿子的我很是不忍。

母亲年轻时没条件拍照，这是我后来带她来北京旅游的照片。

我在家里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个暑假，为了彻底断掉妄念，放下关于未来的幻想，甚至将所有课本都当废品卖了，以求眼不见心不烦。

2000年9月，到了麦收时节，以前的同学纷纷背上书包去新学校报到了，唯独我卷起裤腿，拿起父亲留下的农具，开始一点点学习如何当一个农民。

麦子割了个把月，当同学们又陆续回来过月假时，我仍在地里埋头苦干，人已晒得黢黑。看着同龄人朝气蓬勃的样子，我心里既羡慕又难过。

为了多挣点钱，村里的男人通常会在农闲时结伴去建筑工地打零工。辍学一年后，15岁的我也扛着铺盖卷儿出门了。我个头不高，身子单薄，往村外走时，路子走得歪歪斜斜，母亲见状泪流不止，一个劲儿地嘱咐同去的长辈们多照顾我。

村前的路，当年我就是从这里出门打工。

这是我第一次进省城，也是第一次去建筑工地当小工，计划去西宁曹家堡机场附近修高速公路。当晚我们一下车，行李没来得及放下，就被工头敦促着去干活儿。

期间有人不小心摔碎了几块水泥板，被工头劈头盖脸地骂，我们不甘受辱，也怒骂回去，结果全部被赶出工地，扛着行李四处溜达，最后在一间没门没窗的毛坯房里凑活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被另一个路过的工头发现，听完来龙去脉后，工头安排我们去西宁湟源县，他在那里承包了一片工地，同样是修建高速公路，包吃住，工资每天15元，工作任务是把石头运到粉碎机旁边。

这是件力气活儿，村里的叔伯们为了照顾我，总让我搬小石头，他们搬大的。即便如此，搬一天下来我也累得够呛，总是腰酸背痛，沾枕头就能睡着。

我们干满了一个月，除去两天下雨不上工，一共拿到了420元的工钱。当年，420元对于我家来说是笔巨款，差不多是务农近一年才能挣来的收入。回家后，我将钱悉数交给了母亲，继续忙活家里的农活。

跟着母亲种了好几年地，我至今不忘犁地、撒种技巧。

2002年，我再次随村里的叔伯们来到西宁，没有技术傍身的我，在工地依然只能做些辅助类的杂活，也就是俗称的“小工”。既要提灰桶、往搅拌机里装沙子，还要浇筑混凝土，每天累得灰头土脸。

谁也没想到，当我们苦干了四十天后，老板竟然跑路了。得知这个消息的我大脑一片空白，因为那时候遇到这种事基本上只能认栽。最后，我们一行人带着满身疲惫，身无分文地回了家。

这次受骗让我对建筑工地心有余悸，也对自己的处境越发感到绝望。但为了生存，往后的四年我仍然每年都会去建筑工地当小工。

我没有学历，还身无所长，只能在这样的工地上卖力气。

2004年，村里传来消息，说有公司在招修建青藏铁路的工人，包吃住，工资是普通工地的两三倍，一天50元。对工人也没啥技术要求，身体素质过硬就行。

去之前我听说了不少可怕的传言。有人说在高原上一场感冒就足以致命，邻镇有工人过去后得了感冒，继而肺水肿，很快就死掉了。还听说有工人刚从车上跳下地就晕倒了，再也没能醒来。

尽管如此，19岁的我果断报了名，因为日薪实在诱人，我仗着年轻，心里抱有一丝侥幸。

2004年，19岁的我上青藏铁路前在格尔木市的留影，脚上穿着我妈做的布鞋。

和我同批次去的差不多有50个人，我们负责修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路段中的一小段，那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到了之后，我的高原反应很严重，头痛欲裂的感觉持续了半个月。

白天我强撑着干活，晚上只能躺在帐篷里苦熬，帐篷也压根不御寒，只能挡挡风。适应之后头总算不痛了，但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手掌都会因血液中缺氧而显得乌青。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还得在沿线工地拌水泥、搬石头，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六点，简直是拿命换钱。我6月进藏，待了70多天后，迫于藏区风雪才停工回了家，最终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钱。

为了从小工变成技术工，我下青藏线之后考了焊工证。

那几年，除了上建筑工地、上青藏线，我还下过金矿、去餐馆当过传菜工。总之，有什么活儿接什么活儿，来者不拒，满心只想着挣钱养家。时间倏忽而过，我从一名中学生变成了农民工，也从一个少年长成了比同龄人更显沧桑的青年。

2006年，弟弟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辛苦这么多年，我头一次感到身上的担子卸掉了大半，心情前所未有地轻松。

我身上有几千元存款，足够付他第一年2500元的学费，每个月还另给他400元生活费，他自己也能申请助学贷款，平时做点兼职。那段时间我总是乐呵呵的，身为哥哥，我不仅将弟弟带大，还将他培养成了大学生，心里十分欣慰。

弟弟在大学里的留影。

可轻松过后又是一阵茫然，弟弟考上大学了，我自己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继续农忙时在家收割，农闲时四处打零工吗？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我每天都这样问自己，但想不出来任何答案。

2007年2月，我在老家遇见了彼时正在西南财经大学就读的初中同学。聊天过程中，他认为我还年轻，不能就这样认命。

在他看来，凭我当年的学习天分，甚至不用读完整个高中，直接去读个高三就能参加高考了，而且国家早在2001年就已经取消了普通高考报名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

听了同学的这番话，我心潮澎湃，当即决定辞掉传菜工的工作，回老家读书！

2007年的我，面容已有了几分沧桑，看起来实在不像学生。

得知我要重回学校读书，母亲吓了一大跳，以为我在说胡话。毕竟我已整整七年没碰过书本，怎么可能跟得上进度？要是最后书没读好，反倒成了邻里笑柄。

但我就跟着了魔似的，什么都不管不顾，内心只有读书这一个念头。次日，我便揣着弟弟的高中课本，只身去了县城的高中。

我曾经的初中班主任蔡老师彼时已调任至县城高中，我直奔学校找到了他。他曾为我的被迫辍学深感痛惜，见我有心继续读书便爽快应下，让我去他班上旁听。听了两天，我堂堂课都听得满头雾水，尤其是英文课，坐在台下就跟瞎狗看星星似的。

和蔡老师交流旁听感受后，他建议我还是回到初中过渡一下，并给我从前的初中老师打电话，让我插班到初三。次日下午，我回到了初中，正好曾经的几个老师都在，他们一块儿带我去找校长说明情况，为我办理了插班手续。

这时，我22岁，重新坐回了初三的教室。为了准备四个月后的中考，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古文和英语单词，用一个月的时间掌握了所有需要背诵的内容；中午疯狂刷理科题，知识点我都学过，虽然中间搁置了好几年，但拿起书本就能悟明白。

月底考试，我一举夺得年级第一名，在全校引发轰动。

这是我第二次初中毕业拿到的毕业证。

我的人生或许注定是先苦后甜。从22岁复学开始，忽然就柳暗花明似的，路越来越顺。人生第二次参加中考，我又取得了全校第一名、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成功进入互助一中“宏志班”，每年可以获得3000元的国家补助。

至此，再没有任何人嘲笑我要读书的梦想，母亲和弟弟也都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之后的三年，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站在地狱，仰望天堂。我们学校是全县最好的高中，而“宏志班”又集中了各个初中来的的佼佼者，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大家吃饭都是用跑的，和衡水中学的节奏没什么两样。

辛苦是辛苦，但相比种地的辛苦、在工地搬石头的辛苦，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高中三年，我的成绩年年名列前茅，期间还获得“第二十六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青海省级一等奖。2021年7月，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我的高考成绩超过青海省一本线153分，位列全县第十一名！

高中毕业前，我（前排，右二）和班里的同学出去游玩。

高考成绩出来后，考虑到家里经济的困窘，报志愿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去读免费师范。但一位从高一开始就资助我生活费的老师劝我，让我放心去报喜欢的大学，他可以多给我些生活费。

在另一位老师的帮助下，我还成功申请到了2万元的国家西部助学金，再加上每年六千元的国家助学贷款，足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

最终，我选择了位于湖北武汉的985名校——华中科技大学。那一年我25岁，历尽千辛后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彻底挥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迎来新生。

我在华科的学生证，本科是在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就读。

相比其他同学，我的大学生活算不上丰富多彩，因为深知一切来之不易，始终省吃俭用，从不与同学攀比。为了不让资助我的好心人失望，我的主旋律依然是学习，保持着和高中相差无几的作息。

2021年，我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年度十大自强标兵”，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自强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还受到校长接见，让我感到万分荣幸。

我一直没忘记这一路走来老师们对我的帮助，我曾受人恩惠，也想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回馈他人。2021年，我带领了一支15人的团队回到我的高中母校支教，支教结束时，每个人拿出400元资助了4名家境贫寒的学生。每次看着他们，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曾经的我。

2021年五月，我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

毕业前打暑假工时，我曾在深圳的一家酒店用品公司做信息校对。偶尔得空了，就独自在海边散步。

咸湿的海风轻拂在脸上，耳边是翻涌澎湃的海浪声，每当这时，我的心情都出奇地平静、愉悦。自那时起，从小长在大山里的我默默许愿：未来一定要去海边城市定居。

到了毕业季找工作，我特意向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投递了简历，后来顺利被录取，成为一名中央空调工程师。我主要从事产品研发和技术研究工作，参与开发的产品畅销国内和欧盟市场。

入职六年，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做到了技术能手，评上了中级工程师的职称，还拥有七项个人排名第一的发明专利，获得过公司的科技进步奖，在事业上也算小有成就。

这是我的专利证书之一。

更幸运的是，我还在公司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出身于湖北农村，和我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我俩的价值观也出奇地一致，不求大富大贵，都只想在能力范围内过上好的生活。

相识两年后，我们领证结婚了，并在珠海安家落户，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家。

我与妻子的婚纱照。

眼前的幸福生活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都说改变阶层要靠三代人的努力，那我就争做打基础的第一代吧，现阶段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升任科技专家。

如今，我老家已经盖好了新房，母亲也不再种地，我和弟弟会定期给她寄一些生活费，她则每天找邻居聊聊家常、听听地方戏曲度日，日子过得很舒坦。

为了给她解闷，我还教会她用视频聊天，我们娘俩儿每周都要在网上面对面。等疫情过去，我还准备接她来珠海住一阵，让她老人家见见世面，享受一下沿海城市的生活。

这是前几年带母亲去青海孟达天池游玩，操劳一生，她已经不怎么会笑。

除了生我养我的母亲，成长过程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帮助我的政府、老师、同学、四邻，是他们让我感到世界的温暖，也是他们，让我在多年的水深火热下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日益坚强，更有怜悯之心。

这些过往经历让我相信，只要足够坚韧，苦难就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在之后的人生路上，我会带着这些财富，继续追寻属于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