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与杨玉环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中国历史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写了不少成名之作，白居易的《长恨歌》便是一例。确实，唐玄宗“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与杨贵妃相互依恋、执著专注的恩爱之情，在中国历史帝后之间是绝无仅有的。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死了以后，玄宗整天郁郁寡欢，十分颓丧。后宫数千人中，又没有一个中意的。最为贴心的高力士深知主上的心意，遂到外宫寻觅，在寿王府见王妃杨玉环花容月貌，盖世无双，立即禀报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派人把杨玉环接到临潼温泉宫。一见果然姿质丰艳，而且能歌善舞，聪颖过人，尤善逢迎。玄宗愁怀顿开。他已不顾什么老公公娶儿媳妇了，礼义廉耻已不复存在，先将杨玉环度为女道士，赐号“太真”，收入后宫受用。其时唐玄宗56岁，杨玉环刚22岁。
　　唐玄宗娶寿王妃杨玉环，在今人看来无疑是父夺子媳的丑闻。然而一位君临天下的帝王想占有自己所爱的一切，本是易如反掌的事。只是由于帝王也要标榜“仁义道德”，多少得避些嫌疑。所以一直过了5年，在天宝四年（745年）的8月，才册封杨太真为贵妃。
　　从此，玄宗把后宫其他妃嫔统统丢在一边，天天守着杨贵妃，形影不离，百官宴会，朝廷大典，无不把贵妃带在身边。为了讨好杨贵妃，玄宗专为贵妃制造锦绣的工匠，竟达七百人，还在骊山的华清池专为她开辟了温泉浴场。贵妃生于四川，爱吃荔枝，为取悦贵妃，每年夏天玄宗不惜兴师动众，派人从千里之外的四川涪州以驿马昼夜不停地传递，运到长安时色味不变。总之，自从得了杨贵妃，玄宗心中之爱，皆被贵妃占尽，正如《长恨歌》所云：“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如春。”
　　玄宗对贵妃之所以如此痴迷，贵妃的倾城姿色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有志趣上的情投意合。玄宗是迷恋音乐的才子，他精通音律，造诣极高。而贵妃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对音乐的理解也有特殊的天赋，这显然是她成为唐玄宗晚年知音的重要因素。玄宗在温泉宫初次召见贵妃时，曾奏起他的得意作品《霓裳羽衣曲》，杨贵妃似乎有先天的感受，当即起舞，如仙女飘逸，极尽其美，使唐玄宗大为高兴。之后，玄宗常令贵妃跳《霓裳羽衣曲》，自己还亲手操鼓，在一旁伴奏。可以说，玄宗与贵妃在一起尽欢，最经常的形式，莫过于歌舞音乐了。

不过唐玄宗毕竟是个帝王，他可以独占杨贵妃，但不会让杨贵妃独占自己。而贵妃涉世未深，一时妒起，难免要产生龃龉。有两次曾惹得老皇帝发起火来，以忤逆之罪，立即把她赶回娘家。但玄宗心中所爱，已非贵妃莫属，所以每次又都是他授意把贵妃召回。当贵妃第二次被谴出宫后，哭得犹如泪人，而玄宗也是茶不思，饭不想，整日愁眉不展。高力士看透了玄宗的心思，遂请赐御膳与贵妃以示道歉。贵妃见高力士来，即伤心地剪下一绺青丝，托高力士奉上以表“忠诚”。玄宗见物思情，于是两人又一次破镜重圆。从此，玄宗与贵妃情爱弥笃，更加难分难舍。相传，有一年在华清宫的长生殿，正值七月七日乞巧节，唐玄宗和杨贵妃避开众人在这里仰望牛郎织女二星，双双跪拜，发下誓言：“人寿难朝，但愿我们世世生生，永为夫妻！过了今生，还有来世！”诗人白居易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长生殿之约写下了永恒不朽的诗篇：“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确，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种感情，在历代帝后间是罕见的。
　　封建帝王的任何婚姻，都要带上封建政治的烙印。随着杨玉环的受宠，杨妃的兄弟封侯拜相，三个姐妹也都封为国夫人，权势显赫，甲于天子。特别是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竟升为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总揽朝政，无恶不作。大唐天下，成了杨家的乐园。这就造成了唐朝政治腐败的局面，从而导致外戚祸国，也导致了杨贵妃的悲剧结局。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边镇节度使安禄山和步将史思明率领15万人马，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直捣长安，“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消息传来，唐玄宗惊恐万分，遂与杨国忠带着贵妃姐妹及一部分皇子皇孙和近侍、大臣悄悄打开北宫门，往西直奔蜀郡（今四川）而去。行至陕西兴平之西马嵬驿时，随从护驾的禁军忽然哗变。他们首先杀死了杨国忠，又团团围住唐玄宗所在的驿舍，要玄宗交出贵妃。此时，六神无主的唐玄宗想起了他与贵妃之间十几年的恩爱，又立过生死不离的山盟海誓，哪里舍得交出贵妃！然而，面对这帮刀枪出鞘的军士，玄宗深知大势已去，已救不了自己的爱妃了。不过，他不忍让贵妃惨遭士众的屠虐。在与贵妃泣不成声地抱头痛哭一场后，他赐给贵妃三尺白绫，让高力士把她带走，缢死在一间佛堂前的梨树上。其时，贵妃年仅38岁。
　　对于贵妃的死，唐玄宗伤心至极，“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如流”。此后，唐玄宗无论在逃跑途中还是在成都的一年多时间里，终日郁郁寡欢，情意绵绵地思念着贵妃杨玉环。长安光复后，玄宗回到京城。他处处触景生情，依然深深地思念着贵妃，还特地叫人画了一幅贵妃肖像挂于殿中，朝夕视之。岂知，这场“至死不渝”的爱情，完全是葬送在他所酿成的政治悲剧之中。此时的唐玄宗，悔恨交加，终于在宝应元年（762年）的四月五日，怀着对贵妃的缠绵情意，郁闷而死。正如《长恨歌》中所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唐玄宗后期由于宠爱杨贵妃造成腐败的政治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外戚祸国，应予以鞭挞。但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真挚而专一的爱情故事却成了千古佳话，得到后来人们的普遍同情，这又是无可厚非的。

全诗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喻与同情的交织，其主题应该是双重性的。
首先，从作品本身看，以“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界，全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表现出批判和暴露的倾向是不言自明的。后半部分写李杨爱情，思念之切，上天入地，感人至深，表面看来写爱情为主，其实也不乏讽喻。作者的思想用意，作品的悲剧意义在于告诫世人，尽管可以开天入境，但现实中的悲剧是无法挽回的。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如果不加以明察和借鉴，那就只有与天地永存的悲痛。由此可见，同情与批判相辅相成，双重主题得到好的发展。
其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来，尽管安史之乱是唐玄宗重用奸人所致，但他毕竟在战争中失去皇位，失去爱情，加上他有开元之治的政绩，所以他也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在他被迫还都的时候，百姓“夹道欢呼靡不流涕”。可见人们对他的态度是批判与同情兼有的。白居易写这首诗是在安史之乱几十年之后，对这样的民情，他不但很清楚而且也受影响，何况他本人很佩服玄宗，常把玄宗和太宗相提并论，而当时同情李杨爱情的传说大量产生，对于“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来说，难免会批判中兼有同情的个人色彩体现在作品中。一部好的作品，尤其是悲剧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不会只有一种主题思想。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大约意在讽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李隆基为戒，不要因“重色”而荒淫误国，造成“长恨”。但在后一部份，作者把失掉政权后的李隆基写得那麽感伤凄苦、一心思念妃子；把幻境中的杨妃对明皇的感情写得那么纯洁专一、坚贞不渝；而那些情景交融、音韵悠扬的诗句又那么缠绵悱恻，富于艺术感染力；就客观效果说，自然引起读者对李、杨生死相思的同情。

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
写《
》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
故事，而是以“情”作为
，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

形象的审美意义。

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
被授
尉，当时，他与好友
、王质夫同游
，听到当地民间流传

与
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
的长篇

。
为此诗撰写了一篇《
》。
以其标格
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
以“我诵得

”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
》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
；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
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
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
》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
前，
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
”的
纪。贵纪进宫后
，不但自己“新承
”，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
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
动地来”至“回看
相和流”，写
，玄宗逃难，被迫
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
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
》“惩
，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
不曾来人梦”，描述了
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
见月，

，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
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
，
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
。第四层从“
道士鸿都客”至“
”，写

觅
之
，重在表现
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
上让贵妃以“
寂寞泪
，
”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
间的感情
，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
”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
，和爱情被
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
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
＞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
间的
，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
之
，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
在历史真实与
之间，或者把对
的评价同
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
，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
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
、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
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
，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
》、《
》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
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
，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
，李、
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
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
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
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
集中于李、
间
、
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

”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
”之类
。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
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
史事件的中心和
。由于
的
、
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
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
、

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
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
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
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
》的《
》、《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
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
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
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
”。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
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
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
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
。“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
，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
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
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
”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
、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
，“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
赋》)，它们是一个完整
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
、为风鹏，并与
大力倡导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
，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
”来总结
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
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
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
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
使其上升为
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
、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
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
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
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
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
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
善”
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
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
的执著，甚至于在
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
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
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
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
相反，贵妃的
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
洗
”，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
地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
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
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
”，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
》中的
， 《
》中的
，甚至《
》中的
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
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
。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
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
了。与西方的女性
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
”的
所
，被
形象或
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
》、
到
，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
》
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
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
，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
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
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
直至
中更为
、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
，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
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
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
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
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
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
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
，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
——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
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
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
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
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
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
”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长恨歌》是古典爱情诗，通过写实叙事手法，表述了什么是爱情。爱情应该开长地久、缠绵不绝，爱情与君王身份无法，与政治斗争无关。
　　作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理解应该是他们的爱情已然超脱于物质，属于纯精神范畴，这在作者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种新观念，也是以君王作为主角，所以才会被广为传颂。

大学语文第十二讲 长恨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一生可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以其44岁贬江州司马为界。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这是他兼善天下时期。后期即自贬江州司马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

今天要讲的是《长恨歌》。但不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而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

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直在学白居易的诗。想必我们还记得他的《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记得他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我们记得的，可能还有很多。再譬如《钱塘湖春行》、《卖炭翁》等。我们为什么会记得白居易那么多首诗呢？除了其诗歌语言质朴通俗，便于读者接受外，我想，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与他诗歌表现的内容有关。白居易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少的讽喻诗都是从现实出发，以写实的笔法来针砭时弊，反映并同情人民的疾苦，有着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样的诗歌自然会得以流传。

当然，在白居易所流传的诗歌当中，不全是讽喻诗，还有一些感伤和闲适诗，由于这些诗中流淌着感时伤世和淡泊悠闲的情调，与当下人们的心境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所以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在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有两首长诗特别著名，这就是《琵琶行》和《长恨歌》。我们今天讲《长恨歌》。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为什么要长恨，恨的又是什么？

诗歌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单刀直入，交代故事起因。紧接着，诗人用极其节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得到杨贵妃及之后终日沉缅于歌舞酒色的情状，并极力铺写了杨之美貌。在解析这一段时，人们多采取批判的角度。唐汝询说《长恨歌》的主题是“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其根据主要建立在这一段上；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也以“写玄宗荒淫误国”总结这一段的段意。从批判的角度来评介这段史实，是有道理的。但不能绝对化，“安史之乱”的发生与此事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不过，造成“长恨”的确实与此相关，它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始，诗人具体地描述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出逃、杨贵妃之死以及唐玄宗在杨贵妃死后的寂然内心。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它透视了各色人对杨贵妃的态度——痛恨与怜悯，讥讽与同情。不管人们态度如何，杨贵妃的死宣告了“长恨”这一爱情悲剧的到来。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不论在叙事方式上，还是在思想意义上都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所谓“长恨”，具体到长诗中就是这一大段的描写。诗人抓住人物内心世界的“恨”，用凄楚动人的语调，描绘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后的睹物思人。“长恨歌”的“长恨”恨的是什么呢？恨的不是唐玄宗的荒淫误国，而是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正是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了这种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末尾，写道士帮助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下地，后来在海上虚无飘渺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难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出现，殷勤迎接汉家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照应唐玄宗对其的思念，深化了长恨的主题。

诗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点明题旨，回应开头，给读者联想回味的余地。

上面是对这首诗内容的分析，那么这首诗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它是以同情的态度铺叙李杨的爱情悲剧。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一、在艺术与历史之间

两个主人公是历史上本来就有的，有些人就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代替对艺术人物的评价，认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可实际上，《长恨歌》与历史的距离很大，李杨在作品中引出的爱情场面与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场面很不一样。硬是要从历史出发就不免歪曲或曲解《长恨歌》。历史人物与艺术人物不同，评论应开明一点。要承认艺术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样就能按《长恨歌》自己的艺术形象去评论。把历史与艺术的关系拨开回到文本之中。

二、在同情与讽刺之间

从二者所占篇幅：在全诗中，讽刺小于同情，服从于同情。讽刺的成分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讽刺部分在安史之乱前，有32句。

从艺术和历史的对照看，为了减少讽刺，诗中改动了某些史实。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子之妻，唐玄宗这样做从封建伦理上讲是乱伦。作者毫不犹豫地掩饰了这一点：“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显然不像从根本上损害两人的感情。

这首诗一方面充斥着讽刺，另一方面强调二人相爱之深。“春宵……早朝”讽刺裙带关系，写他们爱得太过分太荒唐，但并不否定他们爱的专一。

三、在怨恨与原谅之间

从唐玄宗给人的印象看，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对玄宗进行彻底否定，其前期有过很大的历史贡献。五十年太平盛世。玄宗多才多艺（诗人所喜欢），不能因为后期过错而否定其全人。

从马嵬事变给人的印象看，马嵬事变，绝代佳人丧命。杨妃结束，盛唐也结束，葬送的不只是一个绝代佳人，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玄宗在叛军威胁下仓皇出逃，连一个妃子命都保不住。别人都不死，偏偏叫一个女子去死。杨妃不大干涉政治，而且她善解人意。把一个这样的弱女子送上政治祭坛，岂不太残忍？。

从玄宗晚年生活看，他被囚禁，生活凄凉，感情中的成分主要是对杨妃的思念。

四、在反省与惩劝之间

从题材及主人公的身份来看，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梁祝、焦刘、林贾的爱情，梁祝等人的悲剧本身就是对封建的控诉，有民主性。而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不是由于封建压迫，其根源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其欢爱到了误国程度。另一方面，作者被悲剧所感动，在对其表现时，不由得有一种反省意识，对读者有一种惩劝作用。作者在回顾反映此悲剧时，感受到爱情在人生等方面有制约关系，认识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和长恨之间有因果关系。从人类生活看，爱情与生活、生命之间也还有矛盾。儿女情长会导致英雄气短，爱情只有奔放，危险即生。生活本身就是复杂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令人惋惜、同情，从而又对人有惩劝作用。这是《长恨歌》深刻方面，爱情作用于人生的多重性。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当这一部分膨胀太很，就会物极必反，毁掉自己的爱情。为了维护爱情的永生要把爱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承认这一点，就把同情与讽刺沟通了。

总之，这首诗的讽刺成分并不是很多，作者是满怀同情的态度来铺叙李杨的爱情悲剧的。

（此讲主要来源于唐诗研究专家，我的大学老师余恕诚当初给我们上课的笔记，特致谢意）

你可以从上海弄堂叙事角度来谈
也可以考虑一个女子的一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投影
虽然王安忆在尽量淡化政治背景但大体上看得出那个时代的影响
虽然年轻时的三小姐 中年时游离在体制之外
最后王琦摇的死亡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旧上海繁华梦的结束

世人总说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是由于李隆基疏于政务，任用奸佞小人，杨贵妃又专横跋扈，一人得到鸡犬升天，致使朝纲无到，民怨四起，才让安禄山有机可乘，发动叛变。在我看来，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有一方面是由于运气不好造成的。试想，古往今来，多少帝王没有后工佳丽的，哪个皇帝不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的。现在好了，一听说哪个皇帝时代有叛乱或被灭，有些人就一口咬定说是那个皇帝沉溺后宫，不管国事造成的。从历史观来看，人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原始到奴隶到封建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有其必然性，谁又能说王朝被灭不是一件好事呢，从另一侧面，它推动了历史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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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注释：
①白居易《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未戏元九、李二十》。
⑦见陈鸿《长恨歌传》。
③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他肯定了杨贵妃对爱情专一的要求，对封建宫廷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但他否定了他们的纵情享乐。 “政治主题”说，王永健在《洪昇和〈长生殿〉》中认为《长生殿》与吴伟业《秣陵春》、孔尚任《桃花扇》一样，都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种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以及对明亡的总结是整个时代的必然。“双重主题”说，徐朔方《长生殿校注·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它的爱情传说和历史主题两者都有杰出的成就，然而在内容上是彼此矛盾的。洪昇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在他看来这个矛盾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洪昇在《长生殿》中寄寓着较深的民族情感和故国之思。主题论的变迁—“情”与“史”的辨证，余秋雨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说到：《长生殿》魅力，恰恰在于这一无法弥合的矛盾，洪昇是“借李杨爱情的发生方式，表达自己两方面的时代性感受。”—即“至情”与“民族兴亡感”。他首先歌颂了“至情”对政治秩序和传统皇家婚姻制度的撞击，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洪昇自己对情产生了怀疑，而唱出了一首对情的挽歌。对于《长生殿》的主题说法如此多，本论文就对“双重主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关键词：《长生殿》；双重主题；情一、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关于《长生殿》中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也都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1．“统一”说：这种看法认为“爱国”和“爱情”在《长生殿》中是统一存在的，表达了作者爱情理想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统一，李杨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帝与妃的身份表明他们的情爱已不单是两个人的事，而已是被巩固成为封建社会最荣耀，最有特权的婚姻。说到婚姻，双方也就卷入了另一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网，也就进入了社会领域。鲁迅说：“爱情是附丽于人生的。”对于举首投足都会给黎民百姓江山社稷产生重大影响的帝妃来说，他们的爱情生活中哪怕是再私人化的事件也会成为社会性事件。“帝王之爱”只有在正确处理国家和政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有圆满的结局，才能有肯定的价值。所以，《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是自然、融合、统一的，硬把两者割裂开来是既不忠实于生活实际，也不符合《长生殿》的真实面貌。婚姻、爱情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不存在婚姻或爱情的社会。程千帆从“人民”的看法出发，认为爱情与政治统一于“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1]2．“矛盾”说：这种看法认为作者一方面歌颂了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的真情，同时又着力描写他们的爱情带给当时社会政治的恶劣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败。《长生殿》所描写的爱情具有特殊性，李杨的爱情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宝塔尖上的，他们在拥有他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同时，受着更大束缚，也涉及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爱情本身和道德之外，还存在着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他们的结合引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后果。李杨的第一次结合之后，就有原来该处死的败将安禄山贿赂杨国忠得以不死，留下祸根。第二次结合就有杨氏四家各建府邸，比富斗阔，恃宠放纵，安禄山勇力过人，得到唐明皇的宠爱，封了东平郡王，后因将相矛盾唐明皇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放虎归山，使其叛乱阴谋得逞。《密誓》《惊变》之后，就是《陷关》《埋玉》，哥舒瀚函关失守，杨贵妃自尽马嵬坡，爱情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从一定角度来看，帝妃的爱情受到比一般才子佳人更大的束缚：有了爱情必然驰了朝政，背负着千古罪人的骂名。3．“主副”说，这种看法认为《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主题同时存在，但有“主”有|“副”。不论是“爱情”还是“爱国”，这其实都看到了传奇中是“爱情”与“政治”、“批判”与“歌颂”并村的，只是各有侧重，所以实际上它们也是类似于某种“主副”说的双重主题，只不过研究者没有明确提出而已，明确提出来的是王永健，他以政治为主，以情为副；王长年则恰好相反。［2］以上几种不同的论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片面性。洪昇在《例言》中谈到二过渡到三稿的原因时，曾坦率地交代了三稿的创作动机是：“后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乃“专写钗盒情缘”。这一“专”字说明了他是以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情缘”为主。因此，本论文认为《长生殿》确实主要描写李杨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揭示出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描写他们的爱情给当时社会政治的坏的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败。二、洪昇对“情”的重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从产生以来，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都对其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以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奠基，白朴《梧桐雨》继承，而洪昇的《长生殿》则是继它们之后又一部成功的作品。《长恨歌》是《长生殿》写作的最早依据，因其受到佛教的变化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响，同时其中还有作者与自己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的原貌，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他把《长恨歌》的戏剧冲突主要集中在事件冲突和情感冲突两方面。在事件冲突方面，唐明皇的太平盛世和夜以继日的欢爱被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给沉重地打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怜堂堂一代君王，不得不离开京城，沦为逃难者。造成这种不堪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唐明皇的枕边施爱，沉迷于女色，消极政务。在情感冲突方面，马嵬坡下唐明皇在将士们的逼迫下赐死了杨贵妃，从此，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茫茫的无奈之中。对贵妃的无限思念常常让他痛苦万分，面对曾经携手走过的地方，不禁黯然伤神，他感到无比的孤寂。白居易塑造这样一场爱情悲剧，把爱情的永恒、美好瞬间的定格幻化成比天地还要长久的情感憾恨，更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同情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诗篇最后一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浪漫主义情感的升华，使全诗的情感冲突有了绵延不断的高潮，也具备了悲剧的崇高、圣洁和穿越时空的美好。白居易如此突出李杨间的真挚爱情，其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当这种描写不得不涉及政治影响的时候，他作了适当的保留，虽有一些批评，但并不妨碍主人公形象的完整。作者笔下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的形象，他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男女主人公加以同情，极力渲染了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生离死别的悲剧。洪昇的《长生殿》则把白居易所回避的这方面问题加以着力描写。他在揭露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悲剧的社会政治原因时，除了描写他们的爱情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外，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腐化。如杨国忠的专权、安禄山的野心、杨家的骄奢，还歌颂了一些忠诚义士的行为，如雷海青的慷慨骂贼、郭子仪的坚决抵战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因此《长生殿》是爱情和政治的结合，它并不像白居易《长恨歌》那样，只是对爱情悲剧的同情。自唐代以来，除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外，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也较为著名。白朴没有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李杨爱情的描写上，而是极力写了命运对天子的挟持和陵逼。唐明皇在与杨贵妃的朝歌暮舞中，把会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收为干儿子，且演出了一段洗儿会“私事”。当唐明皇与杨贵妃长生殿乞巧盟誓、情浓意浓时，他们亲手培植下的祸害根芽终于结下恶果。安禄山兵临城下，唐明皇仓皇逃窜，在马嵬坡下，面对将士们的威逼，唐明皇无力自保，只好让杨玉环自缢。白朴这样描写，写出了社会的现实，也反映了他对蒙元政权的强烈不满。因此，他写《梧桐雨》的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荒淫，表现人世沧桑之感。从以上对《长恨歌》和《梧桐雨》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恨歌》重写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梧桐雨》则重在写政治，意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并表现人世沧桑的感受，而洪昇《长生殿》则是爱情与政治并存，最主要的是对“情”的主题的深刻表现，这也是《长生殿》的成功之处。洪昇的好友徐灵昭在《长生殿》序言中说：“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深情，各极其致。”[3]徐朔方在《长生殿校注·前言》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4]洪昇本人则更明确地说《长生殿》是“专写钗盒情缘”，即以表现李杨的爱情为主，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劝诫统治者，昭明穷奢极欲必祸败随之，反对纵欲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表现兴亡之叹，寄寓了深层的爱国情感。李杨间的爱情大致可以分为性爱、情爱、挚爱三个阶段。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逐渐趋向专一和成熟。杨玉环本来是唐明皇的儿子李瑁的妃子，因为她无人能比的美貌及优美的舞姿，唐明皇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且唐明皇与杨玉环都有喜爱乐曲的共同点。因此，他们互相倾情，彼此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定情》一出则写出了玄宗见到她的第一印象，即为：“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姿容艳丽。”于是唐明皇便决定册封她为贵妃，但此时他们的爱情是肤浅的，唐明皇只是沉迷于她的美色，而杨贵妃虽对唐明皇有一丝好感，但她心中好是深爱着他的丈夫李瑁。所以，他们初始阶段的爱情尚未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玄宗较多的迷恋于对方的美貌和肉体，着眼于外表。白居易《长恨歌》中也妥帖的用诗描绘了这个侧面：“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可见此时维系他们的是一般帝妃间所常有的权势与美色的交换。随着李杨相处时间的增多，彼此加深了对共同爱好的了解。唐明皇的爱情从不专到专一，杨贵妃也力争玄宗对自己的专一。在唐明皇勾搭上虢国夫人时，杨玉环首先虑及的不是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及保住家族的利益，她不愿去迎合唐玄宗的心思假做欢颜留自己的姐姐虢国夫人在宫中，她不甘心玄宗的朝三暮四，情不自禁的恼恨他们，也因此惹怒了唐明皇与他大闹了一场，结果是被唐玄宗放逐出宫，遣送回家。杨玉环在家中对唐明皇日夜思念、茶饭不思，整日以泪洗面，而此时宫中的唐明皇面对没有贵妃的皇宫，他总是感到“对景总是生憎，触目无非惹恨……若不召她回来，教朕怎生消遣”。他明确认识到杨玉环对他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他们间关系的价值，可出于帝王的尊严、皇宫的规矩，不知该如何是好。高力士便帮唐玄宗出了一妙招，高公公去杨府向杨玉环诉说皇上的矛盾心理，于是有贵妃《献发》一出：“只为欲表我忠肠”，“全仗你寄我殷勤……止鬓鬓发数根，这便是我残思断魂。”这给无可更改的皇帝谕旨一个可以改变的借口。唐明皇将杨玉环复召入宫 ，两人又续情缘。这表明“真情”的种子已经播下，但是“真情”种子成长过程中不免要经历些许风风雨雨。唐明皇虽钟情于杨贵妃，但他仍不忘后宫佳丽三千，他背着杨玉环以皇帝之尊驾幸梅妃。杨贵妃发现后便前去搅乱他的好梦。虽然她过去曾表示：“愿承鱼贯，敢妒蛾眉”，但此时的她则坚持“钗不单分盒永圆”的理想爱情了。她希望得到玄宗专一的爱，便当面揭穿和谴责李隆基的变心和不专，并以缴还钗盒相威胁。这时杨贵妃真挚的感情压过了理智，她无暇顾及后果，只把心中的一腔妒火宣泄出来。唐明皇对于这一场暴风雨式的倾泻只是软言应付，并没有拿出皇帝的权威呵斥她，而是又惊又悔，因为他感受到了杨玉环的真情。至此，两人的爱情达到了情爱的阶段。白居易《长恨歌》也有诗为证：玄宗由贪恋美色而转入精神内在的情爱阶段“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密誓》一出是李杨爱情的转折点。李杨爱情发展到了挚爱阶段，二人“七月七夕感牛郎织女之事，私誓生生世世愿为夫妇，则君王臣妾未曾有者”。这完全是痴情男女的海誓山盟了，说明他们的情感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阶段。《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表现出李杨爱情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原来肤浅的爱情开始让位于两颗真心的结合。《埋玉》一出，而人的感情更到了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忘我程度。马嵬坡之变是对盟誓后李杨爱情的严峻考验，面对军队的哗变，杨于环虽也十分留恋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了不让唐明皇为难，她自愿请死，表现出她对情爱的忠贞不渝及责任意识。无力自救的唐明皇面对军队的威逼，只好牺牲杨玉环来保全自己。杨贵妃死后，唐明欢触景伤情日夜思念杨贵妃，真挚的不可抑制的爱情更加强烈地从他的内心流泻出来。《闻铃》、《哭像》、《雨梦》等出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明皇对贵妃的思念。洪昇根据自己的爱情理想给这一对生死离别遗恨绵绵又痴情苦恋刻苦相思的情人以神话式的结局：双方在牵牛织女星的撮合下，最终在月宫团圆，这样自然的把生死之恋导向情爱永恒。洪昇本身也极其重视《长生殿》情爱的表现。洪昇出生欲一个没落的名望家族，从小受着良好的文学教养，他早年来到北京就很有诗名，曾受业于王士祯、施润章等并和当时知名人士赵执信等交往。他在北京没有找到什么政治出路，一直做了二十九年的国子监生，在这期间他还一度遭到“家难”，父亲被污蔑谴戍，家庭负担很种，生活比较清苦。他曾在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混利名场”（《省觐南归留简长安故人》）。他对现实有所不满，表现为狂放、孤傲，常常“白眼锯坐，指古摘今”（徐灵昭《长生殿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的传奇《长生殿》脱稿，轰动一时，到处传抄、搬滨。第二年因为在佟皇后的丧期内演唱《长生殿》，据说被御史黄天鸿弹劾，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洪昇也被革去了国子监生。从此他离开北京回到故乡，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康熙四十三年，在浙江吴兴醉后失足落水而死。[5]家庭的没落和政治上的失意，使洪昇深刻体会到现实的残酷，因此《长生殿》中寄托了作者的某些思想和情感，他希望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向往。洪昇《长生殿》是一部历史剧。它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作者前后经过了十几年时间三次易稿才最终完成，最早的稿子《沉香亭》其情节不可避免要涉及李隆基与杨玉环，但他们未必处于整个故事的中心位置，主要笔墨可能是表现李白的“身世之感”。他的朋友毛玉斯也认为戏的排场近于熟套，他就删掉了有关李白的情节，加以李泌辅助中心的内容，剧名也改为《舞霓裳》，其情节显然根据白居易《长恨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诗意而展开，其主题有可能是寄“盛衰兴亡之叹”。但他仍不满意，想到“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便再加修改，主要敷衍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使之成为表现“钗盒情缘”为主线的爱情剧，李杨爱情成为全剧的中心。剧本吸取了唐代的民间传说，写杨玉环死后归蓬莱仙院和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表现他们的爱情悲剧在经过生离死别、刻苦相思之后，在天星女孙的撮合下重新团聚。为了突出“钗盒情缘”，剧本也改以李杨二人七夕盟誓的长生殿为题名，由此可见洪昇对“情”的重视。在《长生殿》的开场曲中，洪昇这样介绍全剧主题：“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铿，无情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齐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6]“情而已”，洪昇明明白白地说《长生殿》的主线、主题只是一个“情”字。然而，洪昇为何如此重视“情”呢？这与他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洪昇所生活的清初那个时代，满清政权尚未巩固，汉族人民不断反抗，自然遭到统治集团的严酷镇压，而且当时文字狱盛行，人们在言论上不自由，受到的束缚极大且当时又是数百年的理学思想受到极大冲击的时代。明代的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建立了他的心本论，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7]他追求人人与生俱来的“本心”就必然会打破已经走向僵化的程朱理学，在客观上肯定了与“天理”相对立的“人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李贽的《童心说》更是一篇宣扬“本心”的宣言和向理学挑战的檄文。他树立起了“情”这面大旗，针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思想，要求尊重个性和人的权利，提倡真情、至情，以表现人的自然之情为美。清代受尚情风气的影响，“情”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末清初的这股启蒙思潮对洪昇无疑产生了影响，其中汤显祖可能是影响洪昇的桥梁。汤显祖《牡丹亭》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写出了柳梦梅与杜丽娘之间的真挚情感，他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提出了“至情”的观点。洪昇《长生殿》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专一、平等、永久、不受政治束缚的要求，也表现了作者的情爱观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又反映出安史之乱这段真实的历史背景。作者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历史背景。洪昇以李杨情缘作为一个最佳视点，以帝妃之恋来展现整个社会的全貌，写出了当时背景下爱情必然受到政治的牵绊。而作为帝妃这段特殊的爱情，更加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必然是“占了情场，驰了朝纲”。洪昇在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也写出了历史的真貌。生活在清初的洪昇对唐明皇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荒淫、腐化的揭露，对安史之乱所作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明末朝政的批评，对异族的鄙视和对降官的痛恨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长生殿》是在描写一个“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的爱情故事，主题是歌颂和赞美生死不渝的爱情，但也寄寓“垂诫来世”的意义。作者围绕爱情的主要线索，在《赂权》《契游》《进果》《骂贼》等出中，深刻地描写了宫廷的荒淫腐朽，奸臣的专权误国，外戚的奢侈淫靡，朝廷的倾轧内斗，表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人民生活的痛苦，真实地反映出天宝之乱的历史背景，暴露批判了统治集团的罪恶，显示出作者的政治态度，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这部反不占整个戏的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为爱情服务的，表现了爱情的曲折变化：由浅到深直至死别。从以上几点分析中，本论文认为洪昇《长生殿》是以爱情为主，以政治为副。三、杨贵妃形象的被理解《长生殿》第四出，杨贵妃上场白云：“奴家杨氏，弘农人也……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太真。”已有专家指出，杨家从杨贵妃的五世祖杨汪的曾祖就徒居河东了，按照嫡系三代的居住情况，杨贵妃应为莆州永乐人。[8]杨贵妃本来是个普通的女人，要不是在马嵬坡被唐玄宗亲自下令缢杀，她也许不会成为文学人物。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大诗人李白在宫中当面为杨贵妃写下《清平调》三章，使千秋万代之后等纭纭纵生得以想象她的云衣花貌。岂料这三首作品却是从来没见过杨贵妃的韦睿的伪作。[9]这个事实足以发人深省：我们对杨贵妃究竟了解多少？许多文学作品都对杨贵妃有着不同程度的描写。白居易的《长恨歌》运用对比、夸张等手法刻画了一个绝代美人的形象。“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两诗句展开了对其美丽外貌的描绘，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最后于马嵬坡悲惨死去，死后的杨贵妃还深情思念着唐明皇，表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作者赋予她的是钟情而又悲惨的绝代美妃的形象，基本上没有正面描写杨玉环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野心，不过也在客观上展示了她沉迷无度的奢华生活给朝廷、国家带来的捆扰和严重后果。“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兄弟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诗句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杨贵妃的奢华生活及其美貌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但白居易对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并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杨玉环，他把灾难原因归罪于唐明皇的沉溺美色，荒淫无度及对政事的荒废。因此，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对政治责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全归咎于她。陈鸿的《长恨歌传》从不同方面丰富了《长恨歌》的内容，他既同情杨玉环的不幸遭遇，又指出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更彻底的贯彻了“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创作意旨，更多地把她塑造成一个“祸国尤物”的形象。再看白朴的《梧桐雨》，杨玉环则更多的继承了《长恨歌传》中“祸国尤物”的形象。作者有意无意的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污秽的宫廷尤物，把她写成一个干预朝政的权贵人物。作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全因她而起，首先是唐明皇因她而耽于声色爱海，荒于朝政，任人唯亲的。安禄山兵变也只为了“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由此可见，白朴对杨玉环这一人物形象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写出了她的美貌、奸诈与淫荡，最后还设计了马践其尸的情节，对她祸国殃民的行为予以鞭挞。以上三部作品或多或少将杨玉环视为唐政权衰败的原因。洪昇的《长生殿》否定了“女人是祸水”这一观点，刻画了一个美丽、痴情、钟情又深明大义的杨贵妃形象。《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外貌艳丽、情操美好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一个淫邪的妖妇。她风姿卓越、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善歌舞、聪慧有才学。作者赋予她如此美好的形象，将她塑造成一个美丽、性情温和和善解人意、聪明有才情的贵妃形象。杨玉环在剧中不再是以色惑君、纵情享乐，妨碍君主处理国事的负面形象，恰恰相反，她以责任等大道理督促唐玄宗勤政。如第十九出《絮阁》，唐玄宗因私未出早朝，杨玉环主动跑去前殿质问，先是责备唐玄宗“到日三竿犹不临朝”，然后再三请陛下早出视朝。正是这些就可以看出她以国事为重的观念，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在爱情上，杨玉环也由先前的被动变为主动，对于爱情的到来，她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的角色，更是一个敢于追求的女人，在剧中表现出强烈的妒忌心和争宠撒痴的本领。为固宠，她力求在才艺上压倒梅妃；为保卫爱情，她不惜使用娇、妒、痴、怨、闹等手段。她对爱情专一忠诚，也要求唐明皇对她忠诚专一，她可以因为皇上与虢国夫人眉来眼去而发怒，也因为明皇偷幸梅妃而大闹，明显看出她为追求美好爱情而作出的巨大努力。《长生殿》也写出了她的牺牲精神。面对死亡的威胁，她毫不畏惧，以超常的勇气接受一切。在军队的威逼下，唐玄宗方寸大乱，处于万般为难的困境，杨玉环为保全自己所爱的人主动请死：“望见赐自尽，陛下不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她帮助唐玄宗下了最后的决定，以自己的慷慨牺牲换取唐玄宗和朝廷的安全，表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死后的贵妃仍对唐明皇一片真情，先是灵魂追随唐明皇，后又情愿谪仙班重续前缘。可以看出《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为爱而死又为爱得以重生的人物，是一个至情至爱的形象。《长生殿》在处理杨玉环形象上打破了封建传统观念，彻底改变了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点。经过改造加工，将杨玉环处理为一个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给她塑造成一个忠于爱情、完整统一的鲜明的杨贵妃形象，胜过了《长恨歌》和《梧桐雨》。从以上三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洪昇《长生殿》是以李杨爱情为主线，通过描写李杨爱情悲剧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腐败，从而表现出“垂诫后世”的意义。

《长生殿》，汉族戏曲昆曲经典剧目，后亦为京剧传统剧目。清初洪升创作，共二卷，五十出。历十余年始成。
长生殿是清初剧作家洪升(1645-1704年）所作的剧本，取材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梧桐雨》，讲的是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但他在原来题材上发挥，演绎出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极大地增加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二是改造和充实了爱情故事。

1. 唐代：

李杨爱情在古代诗文中咏叹颇多，较早且著名者见于白居易《长恨歌》，但是《长恨歌》主题比较复杂，历来争论颇多。白居易对于李杨爱情既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同情，也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讽喻。
同时代的还有陈鸿的《长恨歌传》，《长恨歌传》是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共一卷，陈鸿作。它追述了开元年间杨妃入宫，在安禄山叛乱后，她跟唐玄宗在入蜀路上死于马嵬坡的始末，以及道人索魂天上与杨札相见的事情。故事情节和《长恨歌》一样，不过白居易采用的是诗歌的形式，作者采用的则是散文的形式，两者实相得而益彰。读了本篇可以明白故事的原委，更可以欣赏歌辞的深美。
《长恨歌传》前一部分暴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腐朽的生活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一定的谴责意义。自杨妃被缢死后，写李隆基的思念是“三载一意，其念不衰”；神仙世界里玉妃（杨妃）的哀怨是“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对李杨“爱情”作出了生死不渝的歌颂。最后写王质夫、白居易、陈鸿三人游仙游寺，谈到了李杨“爱情”故事，王质夫请白居易写《长恨歌》，陈鸿写《长恨歌传》。这说明歌颂李杨“爱情”的故事早在民间流传，所以三人会谈论它。

2. 元代：

《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汉族戏曲，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白朴杂剧代表作。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剧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其情节是：幽州节度使裨将安禄山失机当斩，解送京师。唐明皇反加宠爱，安遂与杨贵妃私通。因与杨国忠不睦，又出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明皇仓皇逃出长安去蜀。至马嵬驿，大军不前，兵谏请诛杨国忠兄妹。明皇无奈，命贵妃于佛堂中自缢。后李隆基返长安，在西宫悬贵妃像，朝夕相对。一夕，梦中相见，为梧桐雨声惊醒，追思往事，倍添惆怅。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

3. 总结：

从唐传奇《长恨歌传》、诗歌《长恨歌》到元杂剧《梧桐雨》，李杨爱情故事从一开始讽喻与同情结合到广为流传，进而成为人们抒发爱情情怀的寄托，寄托人们对爱情逝去的伤怀——《梧桐雨》，其内容和情感已经发生变化。到了《长生殿》， 故事描写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终日游乐，将其哥哥杨国忠封为右相，其三个姐妹都封为夫人。但后来唐玄宗又宠幸其妹妹虢国夫人，私召梅妃，引起杨玉环不快，最终两人和好，于七夕之夜在长生殿对着牛郎织女星密誓永不分离。为讨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海南岛为杨玉环采集新鲜荔枝，一路踏坏庄稼，踏死路人。
由于唐玄宗终日和杨玉环游乐，不理政事，宠信杨国忠和安禄山，导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和随行官员逃离长安，在马嵬坡军士哗变，强烈要求处死罪魁杨国忠和杨玉环，唐玄宗不得已让高力士用马缰将杨玉环勒死。
杨玉环死后深切痛悔，受到神仙的原谅，织女星说：“既悔前非，诸愆可释”。
郭子仪带兵击溃安禄山，唐玄宗回到长安后，日夜思念杨玉环，闻铃肠断，见月伤心，对着杨玉环的雕像痛哭，派方士去海外寻找蓬莱仙山，最终感动了天孙织女，使两人在月宫中最终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