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台湾是祖奶奶辈的人物，文学地位相当高，愈到晚年愈拒绝见人露面，住在美国曼哈顿，孤守独处，不与外交道，死得很惨，几天后才有人发现，身世谜一样令人难解。她不过和作家白先勇吃过一顿饭，就引人自豪，白先勇一次再次写文章回忆她。

　　“人以文名”“文以人名”，虽则不同，底子上都取决于文章要出色，成了大师，才能流传久远。

　　有点小差别：前者以自己为大师，后者本身不足立世，托前者福，文章成为别人研究大师时的资料，而得留存。

　　因此，围绕大师转一辈子、“吃”一辈子而能显脸的大有人在。什么红学家啦、金学家啦、老舍专家啦、莎士比亚专家啦……全是这号的。

　　但怎么个吃法、许不许你吃、什么时间吃，那也有窍门讲究，要懂得火候、循序渐进。

　　我开始不懂，初生牛犊，出道偏早，和不少的名家或者“准大师”打交道，一起开会、一起吃住，一般学生这样的机会难以企及。有时不免说漏嘴，把他们的一些想法、看法和人说说，包括对另一些名人说。这种谈话、回忆的过程，也是在总结、消化，碰撞灵感、火花，交流便有了意义。不想事情出来了，说我不踏实的有了，说我一口一个名人的有了，说我借名人出名的有了。我只得更谦虚，越来越少讲话。再和哪个人见面时，也是悄悄的，把记忆都烂在心里。

　　这样当然很不好，是在进行自我封闭，但暂时需保护自己。

　　类似的感慨是一次我去三联书店，开“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的学术交流会。季羡林、陈平原、葛兆光、赵一凡等北大、清华、社科院的教授、研究员都在。

　　先发言的则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他是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一上来就批评开了北京大学的老师，说他不少朋友在北大教书，住得很近，有的是同一系的，却相互不认识，更不往来，他询问他人近况，彼此都答不上，交流何等之少！

　　他感慨：这怎么能做好学问呢？过去的胡适等人，家里定期开沙龙，不同科系之间甚至文理科之间都有往来，相互能带来信息与碰撞，研究课题很大气。现在呢？

　　杜先生可能不明国情，大陆的教授房子不够住，薪水好可怜，哪有条件开什么沙龙！研究点东西已不简单，再关了门造车，感觉“天下第一”，那也难免。

　　可见得现在所谓“名家”，多半是莫名其妙成名的。值得年轻人“借”他、“吃”他的有几人？

　　理归理，在自己未成名家前，我和名家的交往、交流，某些人看着，就是不舒服，诬赖我“借光”，坐不住，不用心念书。

　　学习上其实我是最用功的一个，没想

　　到却得了相反的印象。幸而我淡泊，更不至于轻薄到要去借某人出名。

　　但诬陷别人很少没有不成功的。好在我心内无鬼。因我不喜巴结名人，和名人见面都是由于不得不见，都有见面的理由，不然平时那么忙，哪有机会和借口见面？

　　有一天赶着想拜访莫言，是主编定下采访任务，我还是学生，在一家杂志社实习，并准备留下，需好好表现。杂志做的是电影电视，恰这时，莫言的长篇《檀香刑》出来，据说被台湾还是香港的某导演看中，想拍成电视还是电影，后来才知道那是谣言，主编觉得有东西可做，莫言比较全能，小说也被改拍过电影、电视，从什么角度都可以做。

　　我就与莫言联系。他同意，约定时间，我去了他家。坐定后，他语重心长，说：你是研究生，不是大专、本科什么的，采访这类事不该你做，有时间你该好好研究点东西。

　　我何其不想做自己想做的？忙说：采访你已经很不错了，为了分配，让用人单位接受，再没必要采访的人，我也得去。

　　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再未说什么。临别又送我《檀香刑》和上海文艺社一套三本的“莫言小说精短系列”。

　　我把这次采访的内容很快写成文章，网上发给他

　　看，他稍作修改，附了短函，传回来，说：有些内容谈话中可以聊，发表出来我怕你们领导看见后不高兴，就做了个别改动。而后，他又关照我留心身边人的谗言。

　　我大大咧咧，不重小节，吃过不知多少的明亏、暗亏，总也改不了，毛病放大，就成了他人攻击的靶子。这是性格、习惯，也是一个人的命运，别人如何，随他去吧。

　　第一次采访莫言，则为还一个人情，是在刚来北京读书之时。

　　念本科期间，我曾被《大学生》杂志推举为第一位新面孔和特约撰稿人，他们为我开专栏，大力推出，这份情谊我感念不已。主编得知我考来莫言的母校读书后，大喜，电话里找我，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两次在上海谈到国内最有希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是莫言，你给我采访采访，争取下期就发出来，版面她留着。

　　消息确凿吗？我问。她说：确凿。多少地方都报道了。我们这边也有记者亲耳听见。

　　我对这些看得很淡，觉得莫言做出成绩，是他的事，作品、作家不是靠抬就能抬出来的，让他们自然流传最好，至少我不必跟着起哄。

　　但我不便说出，心里虽不愿，却知道义不容辞，说你等我电话吧，我先联系一下，看他什么时间方便。就从导师那里要来莫言的电话。晚上打过去，他正在，说很忙，手上正写《红树林》，出版社等着要。怎么也得明年年头上才有空。

　　我算算，感到他确实没时间，这么多文字，一二十天写出来，我不添乱也罢。就给主编挂电话，说明情况，请她别留什么版面了。主编通融，说任务交给你了，什么时候做出来都可以。

　　我松一口气。但知道艰巨，不完成无法交卸，而什么时候能完成，完成得怎样，我一点无把握，这要看莫言何时方便、愿不愿意接受访谈、能不能放开来谈、谈到什么程度。

　　有备无患，我做起准备，把导师的《莫言论》从图书馆借来，然后看他的文集，做案头工作，主要是寻一些值得提的问题，同时心里还计划将来可以拿他做学位论文，接着写个“莫言新论”什么的，一举几得。

　　最终我没有单做他一人，而是把他与其他几十个放在一起比较，谈战争小说中死亡主题的美学问题。认为中国战争小说的死亡主题普遍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表现并不深刻细腻，思想形式单一，想象力不够，矫情者很多，到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战友重逢》时，才有了一个高峰，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尤其是后者，人们对它文体上的“开拓性”都未关注，事实上它将凡世凡人与鬼界鬼事打通，生前后世，时空交叉，迭现了人物及其亲人的不幸运命，形式上直承并发展了《聊斋》所说的“鬼故事”传统，极富想象力、启示性。

　　但就是这样个题目，很不好做，说深了要避嫌，说浅了通不过，所以自开题到答辩，争议都很大，导师和领导们没有一个不忌讳的，希望我放弃，我却认准了，一条道儿走到“黑”，觉得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收着。

　　可即便很小心，也还是没有避免遭受不大不小的打击。

　　而莫言托人邮来的《莫言研究资料》，我未用到。这是后话。

　　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这人“大运”没有，“小运”也还是不少的。无须我再邀，十来天后，我和莫言不期而遇，是在友人的新书见面会上。

　　我连忙随他到最里间坐下，直接谈起来，聊得很多。晚上却未一起用饭，他提前走了，大概回去钻他的“红树林”了。据这次谈话，我写了文章。主编看过后，笑我做作家可，做记者难，写文章可，采访人不行，很不会提问，行文里分不清哪是莫言说的，哪是我说的。

　　我始终认为，那种一问一答的访谈模式，干干巴巴，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无意思，恐怕背后都在于作者能力不足，不能和受访人平等对话之故。我确实是那种不适于被动采访人的人，更不以采访了什么名流而如何。所以，我要的就是“分不清”，感觉文章里有多个声音，蛮热闹的，否则可以请其他人采访。

　　发表后莫言告诉我，奇怪，怎么连刘绍铭都看到了。

　　其实原稿刊物只用了前半部分，改动却大，文字不时断气似的，很不流畅，便转投另一家全文发表。

　　只是听莫言说时，我很是吃惊，心道：身在海外的华人教授，像刘绍铭这样的，“盯”住一人做研究的功夫太厉害了，视野还如此开阔，沟通又这么及时，远不是我们这边的各自为阵，划圈子拉帮派。蒋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