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人很难相信她曾经是一名腰扎牛皮带、头戴八角帽，英姿飒爽的军人。但是，她的确就是一名历经炮火硝烟的军人。

　　十五年前，我曾在一个傍晚采访了她，这也是她第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我说明来意时，接下来是沉默，然后接着仍是沉默，沉默、沉默……我当时真为我职业的残忍性而感到羞愧。记者刨根问底的职业特点使我无法让眼前这位慈祥的老奶奶，诉说她那充满伤痛的往事。岁月已渐渐抹平的伤口，可如今又要在我的追问下，再揭伤疤。

　　还是老人家先开口问我：“你看过前一阵电视演的电视剧《长征》没有？”我不解其意懵懂地点了一下头。老人接着说：“那只不过是电视(意为文艺作品)，实际情况比那还要艰苦的多。”她告诉我，她记得是1936年10月24日深夜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西征的。到了河对岸，发现庄稼地里种着茄莲，当时战士们都饥肠辘辘，多想拔起一个稍作擦拭而大块朵颐，可是为了纪律，没有一个人拔起一个茄莲。

　　河西的冬天，格外寒冷，戈壁滩上没有任何避风的遮挡物，西北风如锋利的刀子般直刺人的肌骨。可怜战士们没有任何御寒的衣物，有的战士仍就穿着长征出发时的单军装。甚至有的战士连一双鞋都没有，只好找一些烂草根和破布将脚包起来，可是这样根本经不起长时间的行军，没多时间就被锋利的石子磨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因此戈壁滩上常常会看见斑斑血迹。

　　特别是到了晚上宿营，寒冷的冬夜使人无法躺平而眠。七八个女战士常常是围坐一圈，趴在膝盖上，大家头顶着被单，中间燃起一堆篝火，所谓篝火，无非就是一些牲口粪便，以及一些芨芨草根等，根本着不起火来，只是冒着缕缕青烟。就是这样，这烟火仍像是给大家增加了热量，仿佛是大家的希望之火。第二天清晨，她们顶在头上的被单根本无法折叠，因为被单结着霜雪，已经冻硬了。

　　而敌人的装备和补给与之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羊皮袄、长马靴，即便这样，红西路军在出征伊始，仍是所向披靡。说到这里，老奶奶在凝重中似乎露出了一丝笑意，原本混浊的眼睛充满了作为一名军人所必有的无惧无畏和必胜的信念。她坚定地说：“我们主要是没吃没穿，弹药也不充足。又加上长时间的行军，战士们太疲劳了，要不然，敌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她接着说，要是遇到战斗，根本不分男战士和女战士，大家有多少力气就出多少力气。男战士伏在前沿与敌人射击，她们女战士就往前搬运子弹和枪枝。有一次她曾背过六杆枪，而且还抱着一箱子弹。有一位与她一同参军的同乡，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她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小弟弟，解放后曾任天津军区副司令员。由于长时间射击，这位战士的腮帮子被枪的后座力而击肿，从而也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

　　尽管当时她们穿着单衣，但由于紧张和忙碌，大家仍是大汗淋漓。可是战斗一结束，大家休息时，就又会感到后背刺骨的冰凉。原来，凛冽的寒风又将大家流的汗水吹成了薄霜。

　　苦，虽然苦。但因为年轻，她们也有乐的时候。正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她们度过了苦乐年华。正因为年轻，她们也有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她说，当红军长征到西康炉霍时，她所在的演出剧团慰问在那里休整的红九军。当时草原上正盛开着鲜花，刮来的风都带着植物所特有的芳香气息。在这里她结识了年轻英俊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一样的青春，一样的革命志向，使他们一见钟情，真诚相爱了。但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不容许他们花前月下，儿女情长，而结婚仪式似乎也成为了奢望。他们彼此只能将对方深深地埋在心底，互相鼓励，一起前进。

　　老奶奶说：“我们老汉的脾气不太好！”这也是她从头到尾接受我采访唯一提及亲人的一句话。要知道孙玉清军长牺牲时，年仅29岁，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可是她却称对方为“老汉”，足可见她对对方爱之深、思之切，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孙军长已陪她走过了六十余年的漫漫人生路。

　　正是从“脾气不太好”，我们可以想像，孙军长作为一名统兵征战的军人，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

　　一切都如风一样过去。在今天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感到今天的和平，正是他们老一代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