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听到“圆滑”这个词就会特别反感，在潜意识里始终认为这是个贬义词。长大之后走上社会，随着阅历的丰富，才渐渐地明白“圆滑”是个中性词，是一种智慧，一种生存智慧。

　　前些日子跟单位的一位中层领导聊到这个话题。他说：“我不喜欢去奉承领导，就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不想为难自己去曲意逢迎。”我很了解他，也亲见过他的这种做法。一次同事结婚，公司领导都去了，婚宴结束之后，大家都慌着去送领导，有的搀扶着，有的去开车门，前呼后拥，蔚为壮观，而他远远地躲开了。单位一个新来的见习生见状拉着他说：“领导都要上车走了，你不去送送吗？”他轻轻地说道：“我就不去了，不喜欢搞这些东西。”

　　那时我就很诧异，一个是工作七八年的中层领导，一个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对为人处世的这种洞察力和把握能力竟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距，着实让人深思啊。我对此困惑了很久，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距呢？尤其是再考虑到各自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的深浅，就更让人困惑了。后来我渐渐地得到了答案：可能是各人的天赋禀性不同吧。同时，我也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在这种价值混乱的社会，我们想要进步，想要成功，我们无法做到顺遂内心，我们需要不断地为难自己，要真真切切地懂得什么是圆滑，从而才能不断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是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种智慧。

　　圆滑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它需要人们放低自己，需要打开内心，需要突破自己，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开阔的视野，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放眼我们的周边，纵观我们二十几年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的圆滑的人并不是大多数，能够把圆滑这种事做得很成功的是少之又少，通过圆滑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它需要强大的能力和高度的智慧做支撑，毕竟我们也见多了拍马拍到马蹄子上的事，见多了奉承讨好最后变了味的例子。正像这位领导说的：“其实如果换做是我们，肯定也是喜欢别人奉承的，只可惜我们却不擅长于这个。”

　　在这个万人逐利的社会仍然不乏耿直的人，但是耿直不等于正直。耿直的人中更多的是社会经验的不足、情商的低下而导致的社交困难。其实对于这个有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所图，是不是有所求。回头想想，上学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不曾羡慕嫉妒整天围着老师转的那些优秀学生，工作以后我们哪一个又不曾羡慕嫉妒那些领导身边如鱼得水的红人？我们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我们不懂，因为我们做不到。在这个艰难挣扎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变得圆滑，需要练就一项足以谋生的智慧。那么圆滑是如何炼成的呢？很难说圆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是家庭环境的体现。其实无论我们现在所具备的性格优势，还是始终存在的性格缺陷，都是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反映，是点点滴滴的渗透，是耳濡目染地的造就，如今我们反观自身的缺点，总能找到它产生的根源。

　　工作之后我吃过太多低情商的苦，那时的我对圆滑完全没有概念，那时的我始终不知道怎样才是一种合适的为人处世方式，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有礼有节，不卑不亢”。那时我慢慢地就意识到什么是情商，人的情商确实有高有低，我们之所以落后于人，之所以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起点过低，起步太晚，受环境影响太深，最后导致的就是积重难返。随着这几年的磨砺，我也开始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圆滑的背影，开始知道这种生存智慧是可以学习弥补的。我们需要跟随一个聪明的人，通过耳濡目染去知道如何去与领导相处，如何去获得大家支持。

　　圆滑是社会的润滑剂，它能解决许多正直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此时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悲壮千古的杨继盛。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公然上书弹劾内阁首辅严嵩，随后被逮捕入狱，受尽了非人折磨。据史书记载，杨继盛被用重刑之后在狱中双腿溃烂，为保性命，他摔破了送饭的碗，让狱卒掌灯，用碗渣一块一块地割掉了腿上的腐肉，那种钝器割肉的疼痛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吓得狱卒浑身颤抖。杨继盛入狱之后，他的妻子愿意替他受死，虽然被拒绝了，但是杨继盛被处斩之后，他的妻子随即上吊自尽。即使如此，严嵩依然安然无恙，杨继盛的家破人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这时的徐阶是圆滑的高手，低调、隐忍，最后凭着自身超人的智慧扳倒了严嵩。其实把圆滑做到极致的并不是徐阶，而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期间，阉党兴起，魏忠贤把持朝政，铲除异己，残害忠良，可是他却从未把朱由检当作敌对之人，也从未觉得他是隐患。那时的朱由检在宫中见到魏忠贤总会满面笑容，毕恭毕敬地喊声“九千岁”，而当时他才十二三岁，城府之深，圆滑至极，令人赞叹。朱由校死后，朱由检继位，立即展示出了君主智慧和铁腕手段，平定了阉党。

　　纵观历史，正直之人大多结局不好，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如屈原、杨继盛一类刚正不阿的人，受人爱戴，受人敬仰。他们是民族正义的代表，是公理所在，人们认可他，需要他，端午节的产生和延续千年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个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时代，很难再有正直之人，偶然所见，我们便会赞叹不已，引为奇观。如今，所有人都变得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圆滑，而这种圆滑则是典型的利己主义，于国家于民族又有多少益处呢？试想，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圆滑异常，谁又来说那些“逆耳忠言”呢？那么这个世界除了“假”，还剩些什么呢？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民族又该怎么办呢？

　　想起一位作家谈起对文学的看法：“真正的好文章并不是那些麻痹精神的心灵鸡汤，而是那些能够触及痛处的作品。”文章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人呢？

　　红楼望月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