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道上

　　孙伏园

　　开明先生：

　　在长安道上读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种特别的风味，为住在北京人的们所想不到的。因为我到长安的时候，长安人正在以不杀猪羊为武器，大与老天爷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长安的，你写“苦雨”在十七日，长安却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不但长安苦旱，我过郑州，就知郑州一带已有两月不曾下雨，而且以关闭南门，禁宰猪羊为他们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们在车上，见街中走着大队衣衫整洁的人，头上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前面导以各种刺耳的音乐。这一大群“桂冠诗人”似的人物，主是为了苦旱向老天爷游街示威的。我们如果以科学来判断他们，这种举动自然是太幼稚。但放开这一面不提，单论他们的这般模样，地令我觉着一种美的诗趣。长安城内就没有这样纯朴了，一方面虽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调和的没有肉吃以外，丝毫不见其他有趣的举动。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动身的，那时北京正下着梅雨。这天下午我到青云阁买物，出来遇着大雨，不能行车，遂在青云阁门口等待十余分钟。雨过后上车回寓，见李铁拐斜街地上干白，天空虽有块云来往，却毫无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谓“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种景象年来每于北地见之，岂真先生所谓“天气转变”欤？从这样充满着江南风味的北京城出来，碰巧沿着黄河往“陕半天”去，私心以为必可躲开梅雨，摆脱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时，已是秋高气爽了。而孰知大不然。从近日寄到的北京报上，知道北京的雨水还是方兴未艾，而所谓江南景色，则凡我所经各地，又是凄眼皆然。火车出直隶南境，就见两旁田地，渐渐腴润。种植的是各物俱备，有花草，有树木，有庄稼，是冶森林花园田地于一炉，而乡人庐舍，好在这绿色丛中，四处点缀，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黄河南北，竟有胜过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连年匪乱，所经各地以此为最枯槁，一入潼关便又有江南风味了。江南的景色，全点染在平面上，高的无非是山，低的无非是水而已，决还有如何南陕西一带，即平地而亦有如许起伏不平之势者。这黄河流域的层层黄土，如果能经人工布置，秀丽必能胜江南十倍。因为所差只是人工，气候上已毫无问题，凡北方气温能种植的树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树，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与累赘的实，在西安到处皆是，而在北地是未曾见的。

　　自然所给与他们的并不甚薄，而陕西人因为连年兵荒，弄得活动的能力嵊极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国后的战争，历史上从五胡乱华起一直到清未回匪之乱，几乎每代都有大战，一次一次的斫丧陕西人的元气，所以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这在智识阶级，或者一部分是关中的累代理学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过劳动阶级也是如此：洋车夫，骡车夫等，在街上互相冲撞，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说句笑话，陕西不但人们如此，连狗们也如此。我因为怕中国醅地方太偏僻，特别预备两套中国衣服带去，后来知道陕西的狗如此客气，终于连衣包也没有打开，并深悔当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尝有目我为日本人者，见陕西之狗应当愧死。）陕西人以此种态度与人相处，当然减少了许多争斗，但用来对付自然，是绝对的吃亏的。我们赴陕的时候，火车只以由北京乘至河南陕州，从陕州到潼关，尚有一百八十里黄河水道，要笑我们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边，出门时常闻人说“顺风”！这句话我们听了都当作过耳春风，谁也不去理会话中的意义；以了这种地方，才顿时觉悟所谓“顺风”者有如此大的价值，平常我们无非托了洋鬼子的宏福，来往于火车轮船能达之处，不把顺风逆风放在眼里而已。

　　黄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并不如此。我们所经陕州到潼关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两岸都是高山，其实山顶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稳固，既不会泛滥，更不会改道，与下流情势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还在上流。上充的河岸，虽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质并不结实，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随时随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夹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庆高出地面的危险局势；这完全是上游两岸没有森林的缘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巩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入河之势转为和缓，不至挟黄土以俱下。我们同行的人，于是在黄河船中，仿佛“上坟船里祠堂”一般，大计划黄河两岸的森林事业。公家组织，绝无希望，故只得先借助于迷信之说，云能种树一株者增寿一纪，伐树一株者减寿如之，使河岸居民踊跃种植。从沿河种起，一直往里种去，以三里为最你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两方面：其一是养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黄河两岸造林，既是困难事业，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选材只能取那易于长成而不需灌溉的种类，即白杨，洋柳树等等是已。这不但能使黄河下游永无水患，简直能使黄河流域尽成膏腴，使古文明发源不到的“黄河清”也可以立时实现。河中行驶汽船，两岸各设码头，山上建筑美丽的房屋，以石阶达到河，那时坐在汽船中凭眺两岸景色，我想比现在装在白篷帆船中时，必将另有一副样子。古来文人大抵有冶河计划，见于小说者如《老残游记》与《镜花缘》中，各有洋洋洒洒的大文。而实际上治河官吏，到现在还墨守着“抢堵”两上字。上厕所说也无非是废话，看作“上坟船时造祠堂”可也。

　　我们回来的时候，黄河以外，又经过渭河。渭河横贯陕西全省，东至潼关，是其下流，发源一直在长安咸阳以上。长安方面，离城三十里，有地曰草滩者，即渭水充经长安之巨埠。从草滩起，东行二百五十里，抵潼关，全属渭河水道。渭河虽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两岸了与黄河一样，虽间有村落，但不见有捕鱼的。殷周之间的渭河，不知是否这个样子，何以今日竟没有一个渔人影子呢？陕西人的性质，我上面大略说过，渭河两岸全是陕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盖可想见。我很希望陕西水利局长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计划一时实行，陕西的局面必将大有改变，即陕西人之性质亦必将渐由沉静的变为活动的，与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据说陕西与甘肃较，陕西还算是得风气之先的省分。陕西的物质生活，总算是低到极点了，一切日常应用的衣食工具，全须仰给于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则理学气如上其重，已尽够使我惊叹了；但在甘肃，据云物质的生活还要降低，而理学的空气还要严重哩。夫死守节是极普遍的道德，即十几岁的寡妇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几岁还衣不蔽体，这是多么不调和的现象！我劝甘肃人一句话，就是穿衣服，给那些苦孩子们穿衣服。#p#分页标题#e#

　　但是“穿衣服”这句话，我却不敢用来劝告黄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们摇黄河船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告诉你，你们是赤裸裸一丝不挂的。他们紫黑色的皮肤之下，装着健全的而又美满的骨肉。头发是剪了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舒适，决不计较“和尚吃洋炮，沙弥戳一刀，留辫子的有功劳”这种利害。他们不屑效法辜汤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们。什么平头，分头，陆军式，海军式，法国式，美国式，于他们全无意义。他们只知道头发长了应该剪下，并不想到剪剩了的头发上还可以翻种种花样。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们的五个脚趾全是直伸，不象我们从小穿过京式鞋子，这个脚趾压着那个脚趾上，那个脚趾又压在另个脚趾上。在中国，画家要找王码电脑公司软件中心双脚的模特儿就甚不容易，吴新吾先生遗作“健”的一幅，虽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脚趾尚是架庆迭屋式的，为世诟病，良非无因。而匀竟于困苦旅行中无间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黄河船中，身体也练好了许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卧，船中前后无遮蔽，居然也不觉有头痛身热之患。但比之他们仍是小巫见大巫。太阳还没有作工，他们便作工了，这就是他们所谓“鸡巴看不见便开船”。这时候他们就是赤裸裸不挂一丝的，倘使我们当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们一晒着便要头痛，他们整天晒着似乎并不觉得。他们的形体真与希腊的雕像毫无二致，令我们钦佩到极点了。我们何曾没有脱去衣服的勇气，但是羞呀，我们这种身体，除了配给医生看以外，还配给谁看呢，还有脸面再见这样美满发达的完人吗？自然，健全的身体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们要想知道的问题。我们随时留心他们的知识。当我们回来时，舟行渭水与黄河，同行者三人，据船夫推测的年龄是：我最小，“大约一二十岁，虽有胡子，不足为凭”。夏浮□先生“虽无胡子”，但比我大，总在二十以外。鲁迅先生则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错的，但几乎每人平均减去了二十岁，这因为病色近于少年，健康色近于老年的缘故，不涉他们的知识问题。所以我们看他们的年纪，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内有六十余者，有五十余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见我们的眼光之可怜了。二十五岁的一位，富于研究的性质，我们叫他为研究系（这不是我们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摇船拉纤维以外，有暇便踞在船头或船尾，研究我们的举动。夏先生吃苏打水，水浇在苏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声，这自然被认为魔术。但是魔术性较少的，他们也件件视为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视，看他两只手先后伸进补贴子去，头再在当中的领窝里钻将出来。夏先生头问他“看什么”，他答道，“看穿之衣服”。可怜他不知道中国文里有两种“看什么”，一种下面加“惊叹号”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种下面加“疑问号”的才是真的问看什么。他竟老老实实地答说“看穿衣服”了。夏先生问“穿衣服都没有看见过吗？”他说“没有看见过”。知识是短少，他们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于物质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们看着我们把铁罐一个一个地打开，用筷子夹出鸡出鱼肉来，觉得很是新鲜，吃完了罐给他们又是感激万分了。但是我的见识，何尝不与他们一样的低陋：船上请我们吃面的碗，我的一只是浅浅的，米色的，有几笔疏淡的画的，颇类于出土的宋磁，我一时喜欢极了，为使将来可以从它唤回黄河船上生活的旧印象起见，所以向他们要来了，而他们的豪爽竟使我惊异，比我们抛弃一个铁罐还要满不在乎。

　　游陕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但是我上面已经说过，累代的兵乱把陕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沉静和顺了，古迹当然也免不了这同样的灾厄。秦都咸阳，第一次就遭项羽的焚毁。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只有一点：长安差不多家家户户，门上都贴诗贴画，式如门地而较短阔，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诗，或四幅山水等类，是别没有见过的，或者还是唐人的遗风罢。至于古迹，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象小山的那么一座，什么痕迹也没有，只凭一句相传的古话；周文武的只是一块毕秋帆墓碑，他的根据也无非是一句相传的古话。况且陵墓的价值，全是有系统的发掘与研究。现在只凭传说，不求确知究竟是否秦皇汉武，而姑妄以秦皇汉武崇拜都是无聊的。适之先生常说，孔子的坟墓总得掘他一掘才好，这一掘也许能使全部哲学史改换一个新局面，谁肯相信这个道理呢？周秦的坟墓自然更应该发掘了，现在所谓的周秦坟墓，实际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写的固属疑问，但也是一个古人的坟墓是无疑问。所以发掘可以得到两方面的结果，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谁有这样的兴趣，又谁有这样的胆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当，他们只想得钱，不想得知识，所以把发掘古坟作掘藏一样，一进去先将金银珠玉抢走，其余土器石器，来不及带走的，便胡乱搬动一番，从新将坟墓盖好，现在发掘出来，见有乱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经古人盗掘出来，大多数人的意见，既不准有系统的发掘，而盗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无已。结果古墓依然尽被掘完，而知识上一无所得的。国人既如此不争气，世界学者为替人类增加学问起见，不远千里而来动手发掘，我们亦何敢妄加坚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不过是清之干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就是函谷关这样的古迹，远望去也已经是新式洋楼气象。从前绍兴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县署及士绅嘱托，重修兰亭屋宇。某君是布业出生，布业会馆是他经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钱，决不会从中肥己，成绩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后一看，兰亭完全变了布业会馆的样子，邑人至今为之惋惜。这回我到西边一看，才知道天下并非只有一个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处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旧观，但曲江霸□，已经都有江没有水了。渡霸大桥，既是霸桥，长如绍兴之渡东桥，阔大过之，虽是民国初年重修，但闻不改原样，所以古气盎然。山最有名者为华山。我去时从潼关到长安走早感人的地方，在于他的一个“瘦”字；他的瘦零点是没有法子形容，勉强谈谈，好象是绸缎铺子里的玻璃柜里，瘦骨零丁的铁架上，披着一匹光亮的绸缎。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许是鸦片大瘾的。这或者就是华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征罢。古迹虽然游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从前的幻想打破了；鲁迅先生说，看这种古迹，好象看梅兰芳林黛玉，姜妙香贾宝玉，所以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避免看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p#分页标题#e#

　　其他，我也到卧龙寺去看了藏经。说到陕西，人们就会联想到圣人偷经，我这回也未必去看经吧。卧龙寺房屋甚为完整，是清兹禧太后西巡时重修的，距今不过二十四年。我到卧龙寺的时候，方丈定慧和尚没有在寺，我便在寺内闲逛。忽闻西屋有孩童育书之声，知有学塾，乃进去拜访老夫子。分宾主坐下以后，问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为先世宦游西安所以随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会馆，但终不得志而返。谈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则褴褛已极；大褂是赤膊穿的，颜色如酱油煮过一般，好几颗钮扣都没有搭上；虽然拖着破鞋，但没有袜子的；嘴上两撇清秀的胡子，圆圆的脸，但不是健康色，——这时候内室的鸦片气味一阵阵的从门帷缝里喷将出来，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脸色何以黄瘦的原因，他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已经没有了其他眷属。我问他，“自己教育也许比上学堂更好吧？”他连连地回答说，“也不过以子代仆，以子代仆！”桌上摊着些字片画片，据他说是方丈托他补描写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里多年，熟悉寺内的一切传授系统，即与定慧方丈非常知已，所以他肯引导我到处参观。藏经共有五柜，当初制柜是全带抽屉的，制就以后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屉统统去掉，但去掉以后又只能放满三柜，两柜至今空着。柜门外描有金彩龙纹，四个大字是“钦赐龙藏”。花纹虽然清晰，但这五个柜确是经过祸难为的；最近是道光年间，寺曾荒废，破屋被三个数个戏班作寓，藏经虽非全被损毁，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间，某年循旧例子于六月六日晒经，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内全体和尚一齐下手，还被雨打得个半干不湿，那时老夫子还年轻，也帮同搬着的。经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纸质甚好，虽经雨打，晾了几天也就好；北藏却从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不差逊一等。虽说宋藏经，其实只是宋版明印，不过南藏年代较早，是洪武时在南京印的，北藏较晚，是永乐时在北京印的。老夫子并将南藏残本，郑重的交我阅着，知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陕，考查盗经情节，与报载微有不同。报载追回到点云在潼关，其实刚刚装好箱箧，尚未运出西安，被陕人扣留。但陕人之以藏古玩请圣人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甚不少。有一学生投函指摘圣人行检，圣人手批“交刘督军严办”字样。圣人到陕，正在冬季，招待者问圣人说，“如缺少什么衣服，可由这边备办”。圣人就摇笔直书，开列衣服单一长篇，内计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几十件云。陕人之反对偷经最烈者，为李宜之杨叔吉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学生，现任水利局长；杨治医学，留日学生，现任军医院军医。二人性情均极和顺，言谈举止，沉静而委婉，可为陕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们对于圣人，竟亦忍无可忍，足见圣人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陕西艺术空气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问题。门上贴着的诗画，至少给我一个当前的引导。诗画虽非新作，但笔致均楚楚可观，决非市井细人毫无根柢者所能办。然仔细研究，此种作品，无非因袭旧食，数百年如一日，于艺术空气全无影响。唐人诗画遗风，业经中断，而新牙长发，为时尚早。我们初到西安时候，见招待员名片中，前美术学校校长王先生者，乃与之接谈数次。王君年约五十余，前为中学几何画教员，容貌消秀，态度温和，而颇喜讲论。陕西教育界现况，我大抵即从王先生及女师校长长先生处得为。陕西因为连年兵乱，教员经费异常困难，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领到七八个月者，但近来秩序渐渐恢复，已有全发之希望。只要从今以后，一方赶紧兴修陇海路陕州到西安铁道，则不但教育实业将日有起色，即关中人的生活状态亦将大有改变，而艺术空气，或可借以加厚。我与王先生晤谈以后，颇欲乘暇参观美术学校。一天，偕陈定谟先生出去闲步，不知不觉到了美术学校门口，我提议进去参观，陈先生也赞成。一进门，就望见满院花草，在这个花草丛中，远处矗立着一所刚造未成的教室，虽然材料大抵是黄土，这是陕西受物质的限制，一时没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筑全用新式，于证明已有人在这环境的可能状态之下，致力奋斗。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长王君没有在校，出来答应的有一位教员王君。从他这里，我们得到许多关于美术学校困苦经营的历史。陕西本来没有美术学校，自他从上海专科师范毕业回来，封至模先生从北京美术学校毕业回来，西安才有创办美术学校的运动。现在的校长，是王君在中学时的教师，此次王君创办此校，乃去邀他来作校长。学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学费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须资助。但办事人真能干事；据王君说，这一点极少的收入，不但教员薪水，学校生活费，完全仰给于他，还要省下钱来，每年渐渐的把那不合学校之用的旧校舍，局部的改为新式。教员的薪水虽甚少，仅有五角钱一小时，但从来没有欠过。新教室已有两所，现在将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学校因为是中学程度，而且目的是为养成小学的美术教师的，功课自然不能甚高。现有图书音乐手工三科，课程大抵已致美备。图书音乐各有特别教室。照这样困苦经营下去，陕西的艺术空气，必将死而复苏，薄而复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术学校尚不能收女生。据王君说，这个学校的前身，是一个速成科性质，曾经毕业过一班，其中也有女生，但甚为陕西人所不喜，所以从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师学生尚有一部分是缠足的，然则不准与男生同学美术。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术学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艺术团体是“易俗社”。旧戏毕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极不易懂。凡是高古的东西，懂得的大抵只有两种人，就是野人和学者。野人能在实际生活上得到受用，学者能用科学眼光来从事解释，于平常人是无与的。以宗教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动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学者能解释荒古的动物宗拜等等。以日常生活为例，惟有野人能应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学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磷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为没有创造的能力，也没有创造的兴趣，所以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学者因为富于研究的兴趣，也富于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我一方不愿为学者，一方亦不甘为野人，所以对于旧戏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一，歌词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领人领悟，恐怕比现代欧洲人听拉丁

　　还要困难，经二，满场的空气，被刺耳的锣鼓，震动得非常混乱，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现代活用的言语，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旧戏大抵只取全部情节的一段，或前或后，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出戏演完以后，第二出即刻接上，其中毫无间断。有一个外办看完中国戏以后，人家问他看的是什么戏，他说“刚杀罢头的地方，就有人来喝酒了，这不知道是什么戏。”他以为提出这样一个特点，人家一定知道什么戏的了，而不知杀头与饮酒也许是两出戏的情节，不过当中衔接得太紧，令人莫明其妙罢了。我对于旧戏既这样的外行，那么我对于陕西的旧戏理宜不开口了，但我终喜欢说一说“易俗社”的组织。易俗社是民国初元张凤□作督军时代设立的，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的历史。其间办事人时有更动，所以选戏的方针也时有变换，但为改良准腔，自编剧本，是始终一贯的。现在的社长，是一个绍兴人，久官西安的，吕楠仲先生。承他引导我们参观，并告诉我们社内组织：学堂即在戏馆间壁，外面是两个门，里边是打通的；招来年学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间有一字不识的，社中即授以初高一切普通课程，而同时教练戏剧；待高小毕业以后，入职业特班，则戏剧功课居大半了。寝室，自修室，教室宿费是全免的，学生都住在校中。演戏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职业班。所演的戏，大抵是本社编的，或由社中请人编的，虽于腔调上或有些须的改变，但由我们外行人看来，依然是一派秦腔的旧戏。戏馆建筑是半新式的，楼座与池子象北京广德楼，而容量之大过之；舞台则为圆口旋转式，并且时时应用旋转；亦华园之演“一念差”。不过唱的是秦腔罢了。有旦角大小刘者，大刘曰刘迪民，小刘曰刘箴俗，最受陕西人赞美。易俗社去年全体赴汉演戏，汉人对于小刘尤为货倒，有东梅西刘之目。张辛南先生尝说：“你如果要说刘箴俗不好，千万不要对陕西人说。因为陕西人无一不是刘党。”其实刘箴俗演得的确不坏，我与陕西人是同党的。至于以男人而扮女人，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诸先生一们，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刘箴俗三个字，在陕西人的脑筋中，已经与刘镇华三个字差不多大小了，刘箴俗的名字。这一点我佩服刘箴俗，更佩服易欲社办事诸君。易俗社现在已经独立得住，戏园的收主竟能抵过学校的开支而有余，宜乎内部的组织有条不率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独立的住，原因还在陕西人爱好戏剧的习性。西安城内，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较为旧式的秦腔戏园三，皮黄戏园一，票价也并不如何便宜，但总是满座的。楼上单售女座，也音乐同有一间空厢，这是很奇特的。也许是陕西连年兵乱，人民不能安枕，自然养成了一种“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的人生观。不然就是陕西人真正迫好戏剧了。至于女客满座，理由也甚难解。陕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极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严。一天我在《新秦日报》（陕西省城的报纸共有四五种，样子与《越铎日报》《绍兴公报》等地方报纸差不多，大抵是二号题目，四号文字，销数总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内，如此而已）上看见一则甚妙新闻，大意是：离西安城十数里某乡村演剧，有无赖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伤某姑嘴唇，大动众怒，有卫戍司令部军人某者，见义勇为，立将佩刀拔出，砍下无赖之首级，悬挂台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几句论断更妙趣横生，他说这真是快人快事，此种案件如经法庭之手，还不是与去年某案一样含胡了事，任凶犯逍遥法外吗？这是陕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念，法律观念，人道观念。城里礼教比较的宽松，所以妇女竟可以大多数出来听戏，但也许因为相信城里没有强迫接吻的无赖。#p#分页标题#e#

　　陕西的酒是该的。我到潼关时，潼人招待我们的席上，见到一种白干似的酒，气味比白干更烈，据说叫做“凤酒”，因为是凤翔府出的。这酒给我的印象甚深，我还清楚地记得，酒壶上刻着“桃林饭馆”字样，因为潼关即古“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饭馆以此命名的。我以为陕西的酒都是这样猛烈的了，而孰知并不然。凤酒以外，陕西还有其它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绍兴酒制的南酒有两种，“甜南酒”与“苦南酒”。苦南酒更近于绍兴。但如坛底浑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艺不高之故。甜南酒则离酒甚远，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酒”一种，色白味甜，性更和缓，是长安名产，据云“长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饮了□酒所致。但我想□酒即使饮一斗也不会教人眠的，李白也许饮的“凤酒”罢。故乡有以糯米作甜酒酿者，做成以后，中且一洼，满盛甜水，俗曰“蜜勤殷”，盖□酒之类也。除此四种以外，外酒入关，几乎甚少。酒类运输，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损失必大。同乡有在那边业稻香村一类店铺者，但不闻有酒商足迹。稻香村货物，比关外贵好几倍，五星啤酒售价一元五角，万寿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我可赚，路中震撼者多也。

　　陕西语言本与直鲁等省同一统系，但初听亦有几点甚奇者。途中听王捷三先生说，“汽费”二字，已觉诧异，后来凡见陕西人几乎无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盖西安人说S，有一部分代F者，宜乎汽车变为“汽费”，读书变为“读甫”，暑期学校变作“夫期学校”，省长公署变作“省长公府”了。一天同鲁迅先生去逛古董铺，见且个石雕的动物，辩不出是什么东西，问店主，则曰：“夫”。这时候我心中乱想：犬旁一个夫字吧，犬旁一个甫字吧，豸旁一个富字吧，豸旁一个付字吧，但都不象。三五秒之间，思想一转变，说他所谓ㄈㄨ者也许是ムㄨ吧，于是我思想又要往豸旁一个苏字等处乱钻了，不提防鲁迅先生忽然说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于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读为“帆”，“顺水行船”读为“奋费行帆”，觉得更妙了。S与F的捣乱以外，不定期有稍微与外间不同的，是D音都变ds，T音都变为ts，所以“谈天”近乎“谈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称近乎姓“钱”，初听都是很特别的。但据调查，只有长安如此，外州县就不然。刘静波先生且说：“我们渭南人有学长安口音者，与学长安其他时髦恶习一样被人看不起。”但这种特别之处，都与交通的不便有关。交通的不便，影响于物质生活方面，是显而易见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钱一瓶呢？据说本钱不过一毛余，捐税也不过一毛余，再赚冲开与瓶子震碎者，辄在半数以上，所以要八毛钱了。（长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运输的亏。）交通不便之影响于精神方面，比物质方面尤其重要。陕西人通称一切开通地方为“东边”，上海北京南京都在东边之列。我希望东边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好后部分，随着陇海路输入关中，关中必有产生罗有价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陕西而外，给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们在黄河船上，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黄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总赞成夜泊于北岸，因为北岸没有土匪，夜间可以高枕无忧。（我这次的旅行，命名我改变了土匪的观念：从前以为土匪必是白狼，孙美瑶，老洋人一般的，其实北方所谓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谓盗贼二者在内。绍兴诸嵊一带，近来也学北地时髦，时有大股大匪，掳人勒赎，有“请财神”与“请观音”之目，财神男票，观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贼骨头”计算在土匪之内，来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边曰贼骨头，北地则亦属于土匪之一种，所谓黄河岸上之土匪者，贼而已矣。）我们本来打算从山西回来，向同乡探听路途，据谈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秦，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则治安省分也。山西入之摇船赶车者，从不知有为政府当差的义务，豫陕就不及了。山西的好处，举其荦荦大者，据闻可以有三，即一，全省无一个土匪，二，全省无一株鸦片，三，禁止妇女缠足是。即使政府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但这三件事已经有跤我了。固然，这三件在江浙人看来，也是了无价值，但因为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陕人的缺点，所以在豫陕人口上更觉有重大意义了。后来我们回京虽不走山西，但舟经山西，特别登岸参观。（舟行山西河南之间，一望便显出优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村子，住户只有几家，遍地都种红树，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上树随摘随吃，立着随吃随谈，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有小学校一所，村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池筠先生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

　　陇海路经过洛阳，我们特为下来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阳的旅店以“洛阳大旅馆”为最好，但一进去就失望，洛阳大旅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阳大旅馆。放下行李以后，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绩，只觉得跑来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铺也有几家，但货物不及长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们在外吃完晚饭以后匆匆回馆。馆中的一夜更难受了。先是东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组，闹得个天翻地覆。十一时余，“西藏王爷”将要来馆的消息传到了。这大概是班禅喇嘛的先驱，洛阳人叫做“到吴大帅里来进贡的西藏王爷”的。从此人来人往，闹到十二点多钟，“西藏王爷”才穿了枣红宁绸红里子的夹袍翩然莅止。带来的翻译，似乎汉族语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两面，并没有多少话。过了一会，我到窗外去人偷望，只红里红外的祢子已经脱下，“西藏王爷”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裤，在床上懒懒的躺着，脚上穿的并不是怎么样的佛鞋，却是与郁达夫君等所穿的时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样。大概是夹袍子裹得太热了。外传有小病，我可证明是的确的。后来出去小便，还是由两个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静下去，王爷的局面闹了；王爷的局面刚静下，妓女的局面又闹了。这样一直到天明，简直没有睡好觉，次早匆匆的离开了洛阳了，洛阳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王爷”与妓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苦雨”。我在归途的京汉车上，见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样，我对于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觉得有什么恶感似的。正如来信所说，北方因为少雨，所以对于雨水没有多少设备，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实这样一点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饭，有何水灾之足云，我在京汉路一带，又觉得所见尽是江南景色，后来才知道遍地都长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黄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现在的问题是在对于雨水的设备。森林是要紧的，河道也是要紧的。冯军这回出了如此大力，还在那里实做“抢堵”两个字。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水灾平定以后再做一番疏浚并沿河植树的功夫，则不但这回气力不算白花，以后也可以一劳永逸了。#p#分页标题#e#

　　生平不善为文，而先生却以《秦游记》见勖，乃用偷懒的方法，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如右，警请教正。

　　作者简介：孙伏园（1894-1966）原名孙福源，浙江绍兴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秋起，先后在北京的《晨报》、《京报》副刊当编辑，并办《新潮》、《语丝》杂志。1926年下半年，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学大学任教。1928年初到上海编《贡献》杂志，该年底去法国留学。1931年归国后作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主任。抗战时期，曾任重庆中外出版社社长。1945年秋到成都，在齐鲁大学等校任教，同时主编成都《新民报》。解放后调北京中央政务院出生总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