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吹，战鼓擂……”，是那个年代的歌声，对我则有另一番记忆。

　　关于东风，刻入脑海中的是横平竖直单调的线条；是灰黄色的冷清戈壁绿色的军装；是鼻孔里永远充斥焦裂土腥味的干燥；是礼堂门前因军容风纪不合格而被罚踢正步的官兵；是任务来临时的紧张神秘，父母的不着家；是熄灯号响起前广播里悠扬如诉的小提琴曲，伴我入梦的是气质有些特别、眉清目秀嗓音甜美的广播员的一颦一笑，那基本上就是对“文艺”的美好想象。

　　当然，令我心痒艳羡的也绝对少不了活跃在礼堂排练厅的基地业余演出队召来的一群文艺兵。那些骄傲地挺着胸脯，头梳发髻或马尾，亮出光洁饱满额头，透过阳光能看到脸上唇上一层若隐若现细小的绒毛的十七八岁的姑娘们，闪着光泽的弹力练功裤包裹着修长结实的秀腿，走起路来像脚下安着弹簧，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她们刻意模仿专业舞蹈演员走路的小外八字，既有条儿又有范儿。尤其配上黑色的印着大大“舞”字的大T恤，窈窕摇曳的身姿却在腰间看似不经意打的结中无限显露。

　　哦，那是在封闭到百无聊赖的地方对于有关美好青春时尚的最好想象。

　　东风似乎与外界毫不搭界，除了广播里的新闻和从外地休假出差归来带来的零碎信息，很难对外面的世界有一个整体的描画。也确实，电视是转播，报纸都是几天前的。嘴上的孤单寂寞绝不是矫情的代名词，甚至连欢乐和悲伤都是寂寞的。一说外部，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北京，因为那是与基地联系最紧密的地方，所有指令都是从那里发出的，甚至父母的故乡也难以和它比拟。

　　时光的流动似乎也是最慢的。以至于如今我每每叹息时间飞逝，总要狠狠怀念东风带给我的奢侈时光。可那时的我，却觉得厌倦，总喜欢一遍遍看桌上的座钟、墙上的挂钟，盼着时间能快点过去，自己能快快长大，离开这个封闭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地方。

　　抱怨了无数次的东风，终于变成了我义无反顾的逃离。曾经我特别渴望摆脱，逃离，向往外面的世界。我一直以为自己挺恨航天这个行业的，因为看惯了父辈这代人非同一般的艰苦，因为它冰冷枯燥。我对那种封闭的憎恨可能谁也想象不到。封闭的环境让我一辈子都和这个世界是疏离的。我像一条离水少氧的鱼儿拼命游向热闹接地气的生活激流中。

　　我从苍凉的戈壁沙漠来到绿水青山的西南，尽管只是一个川北乡镇，然而满眼的绿色，花色繁多的时令蔬菜瓜果和那些没有被冷冻过的鸡鸭鱼肉，一切都是鲜嫩活泼的。更多的惊喜是一周一次的班车可以拉着我走进时尚的城市，热闹的街市，看到各色人等，见识各样新鲜。我从未如此接近内地的生活。我贪婪地大口呼吸，苍白的脸上涂抹上了红晕。

　　后来，我的世界不仅远离了东风，还远离了航天。在新的领域，我努力工作，见识了很多原来连想也不敢想的人和事，也收获了许多荣誉。人也进了首都，不再有那么多约束和封闭，只要你愿意，天天都可以感受城市的火热、新鲜，甚至匪夷所思。可我却感到不适应，浮躁，甚至凄惶。心很毛，找不到方向。世界在我面前急剧放大。

　　但写作小说《第四级火箭》时，东风又不可阻挡地吹进了我的心扉。

　　我开始如此深刻地想起六岁住院的那间玻璃房，想起它带给我的与外界的隔膜。虽然只是一层窗户的距离，虽然玻璃窗是那么透明、易碎，我却无力穿过。那就是封闭的力量。即便我在人群中学习、生活，与大家呼吸一样的空气，却始终无法将自己真正融入其中。

　　此时，东风又不可阻挡地来到我的记忆，曾经它让我抱怨、烦恼、迁怒，想逃离，可现在它又是如此鲜活扎实地刻在心上。我想那便是故乡，我的生长之地，我的根脉，我的父母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它带来的不仅有成功的荣耀，也有生命、血泪和汗水。

　　父辈们在逢山开路、筚路蓝缕、骨肉离散、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境遇中负重致远，让火箭轰鸣、让卫星上天、让载人飞船划过日月、让探月嫦娥飘上月球。可以说这些成功，有时是在“非人道”的特定状态下完成的。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面对强敌四伏的局面，我们才建立起了共和国海陆空的防御壁垒，才让人民有挺直腰杆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