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刚是我的“知青战友”，年长我两岁。我和马刚之间的友谊，是在上“文学创作学习班”后一天天深厚起来的。

　　老崔叫崔长勇，当年是兵团总司令部宣传部主抓文艺创作的干事，是我们兵团文艺知青的“主帅”。马刚是十五团的宣传队长，善编各种文艺节目，还有表演天分，演过“胡传魁”。在“学习班”，每次开玩笑，我总叫他“胡司令”。我常穿一件绿色、洗得泛白的上衣，又因为得及时向老崔交作品而通宵达旦地熬夜，面呈菜色是难免的，马刚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绿脸孩儿”。老崔很欣赏那绰号，也常叫我“绿脸孩儿”。

　　当年，我在“学习班”并不是写作水平高到哪里去的“创作员”，在马刚面前谦虚得很，总认为他写小说比我厉害。马刚总像兄长般勉励我别泄气。老崔对我们要求很严。我至今也不明白，他当年为什么偏爱我和马刚。因为偏爱，要求反而更严。我和马刚每次向他交稿时，内心总惴惴不安。往往是，老崔一夜不睡，审阅我们的稿子，我们也一夜不睡，为小说的命运担忧。第二天吃早饭时，若老崔面有悦色，我们就猜到小说顺利“过关”了。

　　一次，马刚写了篇小说，题目是《货郎》，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他在我面前大声朗读，神采飞扬。我听了，也觉得他那篇小说写得无可挑剔，接近完美，都有点儿暗暗嫉妒了。可小说被老崔毫不留情地“枪毙”，四行用毛笔蘸红墨水写的批语是：马刚马刚不认真，百里卖货只卖针。哪里来的骚小伙，招惹姑娘一大群？

　　这对马刚的打击很大。他一整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老崔得知后，只说了句“叫食堂给做碗细面条”，并不收回“判决”。

　　我安慰马刚。在我和马刚的友谊关系中，我也只安慰过他这么一次。我们相处的日子里，都是他安慰我。我当年家中操心的事儿多，幸有老崔、马刚那样兄长般的人给我以友谊和安慰。

　　我下乡六年半后上大学去了。六年半中，我和马刚只在“学习班”上相处。分别后，就盼着下一次在“学习班”再聚。正因为有“下一次”，我们之间通信不多；也正因为通信不多，再见面总是很亲热。每次一见面，我们都紧紧拥抱，分别时也是那样，依依不舍，溢于言表。

　　有一年，“学习班”的学习结束后，老崔将我和马刚留下，在佳木斯兵团总部招待所润色和誊写“学习班”上其他“创作员”的几篇作品。我们完成任务，下午登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时，正是除夕夜。在一节车厢内，只有我和马刚两个人，如同我们的专列。没有供暖设备，老旧的车厢封闭也不严，每一扇车窗都结满厚厚的霜。我们冷啊，脚都冻僵了。我为吸一支烟，划了三次火柴。最后一次是马刚用双手帮我罩着火柴，烟才算吸成，可见车厢内“风凉”到什么程度。我俩紧紧偎在一起，马刚脱下大衣盖在我们身上。那样我倒暖和了点儿，他却分明更冷。我不同意他那样，但为使我暖和点儿，他偏要那样。我只有依他。那时，他真像一位兄长，而我是弟弟……

　　他是顺路到哈尔滨看望他姐姐的。列车到哈尔滨已是后半夜。他在列车上跟我商议，可不可以先到我家，睡到天亮再去他姐姐家。我嘴上毫不犹豫地答应，心里却极不情愿。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我每次回家都要挤出一块炕面来睡，他去了睡哪儿呢？再说，我家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

　　果然，半夜敲开家门，马刚有些后悔了。我想，直到那一天他才真正明白，我为什么一直那么忧郁。他意识到给我家添麻烦了，但后悔也晚了。我将两个弟弟赶到里屋，和马刚占了他们睡觉的地方，在厨房里一张小小的炕上，和衣而眠。第二天一早，我家的情况更加全面地暴露在马刚面前：屋子四壁空空，连面镜子也没有。有腿的家具都残缺不全，是被哥哥犯病时砸坏的。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满脸愁云，我只有当着马刚的面叹息不已。马刚落泪了，胡乱喝了碗粥就匆匆告辞。临走时，他操起我家菜刀，砍了半条成马哈鱼留下——他也就为他姐带了那么一条算是年礼的咸马哈鱼。他走后，我又从他枕过的枕头下发现20元钱。他身上当时最多只有二十几元钱。他在列车上曾说，回他的十五团没路费了，得伸手向姐姐要……

　　马刚永远是我的好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