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至今记忆犹新。2008年，二月。

　　火车像脱粒机一样把我们吐在站台上，从杨家村到扬城的距离仅有四百公里，火车却行驶了十个小时。二呆子早已显得不耐烦，东问西搭地找人闲聊。这是一列慢车，所以火车上走下来多是民工，扛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包，像衔着草屑的蚂蚁一样向前挪动。

　　大李说，咱们暂时就睡在候车厅吧，说不定李头一两天就给咱来消息。

　　于是那几天就在李头一次次的“再等两天”的推托中度过，当每一次大李的手机屏幕闪动时，大家都兴奋不已，伸着脖子试图在听。即使是一个打错的号码，都使我们稍许不能平静。

　　整整两天，我都一个姿势坐在长椅上，除了吃饭、如厕，基本上没动过。候车厅很吵，然而那些声音却被我屏蔽在耳外，我的世界里一片安静，于是眼前的一切，像一场无声电影，电子屏上滚动的字幕，像一条红色的鱼来回游动；背投正晃动着光影，很多人仰着头看，像一条条昂着脑袋大口喘息的鱼。二呆子也昂着脑袋看，嘴巴微微张开。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播音员说话很流畅，口型变化很快，如同在解说自家的事情一样。

　　第四天吧，也不知究竟是第几天，我开始四处走动，焦虑在心里已纠结成一团，我倚在玻璃幕墙上看着外面，一幢幢雄伟的高楼，如同坚挺的阳具，直插云霄。这就是城市，一切表象都是那么的阳刚、生灵，而我们却是生活在潮湿的阴囊下面的一群人。

　　大李不停地翻看手机，神经质一般，谁都盼着李头能来电话，然后喜悦在每个人脸上炸开。对眼在心不在焉地搓着纸团，眼睛对成一点。老五完全发挥了他的特长，四处找人说话。他朝对面的一位大哥笑笑，问，大哥来做工的啊？那人点头称是。老五又问，在哪块做啊？要不要人啦？于是那人不再说话，扭头看着别处。然后老五转身再找人搭讪。大姐多大啦？在什么工地啊？缺不缺人啊？我觉得此时的老五啥都不缺，就缺一张名片。

　　时间仿佛把我们忘记了，日子变得很长。候车厅虽然温暖，但却不是家，这种等待很容易把人熬老，每个人都显得万分筋疲力尽。大李跑去找过李头几次，去之前大家都暗自兴奋，仿佛那个叫“希望”的玩意会让我们奔赴过去，然而回来的时候仍是一副沮丧，于是大家就把目光投向电视，但满腹心思。

　　日子究竟过去多久了，我老想认真地计算一下，有的时候我也像一只鱼一样地昂着个脑袋，盯着电子屏上恍惚的数字和地名，一切还是那样静悄悄的，小保安偶尔会跑过来瞟我们一眼，那眼神爱恨有余。大李不停地翻看手机，生怕错过李头的半条消息。老五仍然笑容可掬地找人搭讪，还是那两句话，在哪块干活啊？要不要人啦？二呆从不远处跑来，端着一碗泡面，歪歪切切地，热气在他面前凝成一团，也在我的心头升起一派温暖。

　　后来，我跑到外面的广场上透透气，天已经很晚了，月色很浓，候车大厅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球。玻璃球里有稀稀拉拉的一些人，或坐或立，或走或停，于我，这亦如一个无声的电影，而我，就是那个观看电影的人。我认真地盯着屏幕，试图在寻找什么。突然，我看见了二呆，他像一只螳螂似的紧贴着玻璃正向外张望。很长一段日子后，有一次我问二呆，那天在候车厅里，贴着玻璃看什么？二呆说，看外面的人啊，听不见声音，像看无声电影。

　　生活的单调也许就在于我们只看到了自己，生活的乐趣正是因为别人成为了我们眼中的风景。很久以后，我都会回忆那几个夜晚，感叹那一场与风花雪月无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