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本是一种民族自治制度，土司也是官名，是一个自治区域的首领。土司是世袭继承的，虽然要经朝廷批准，授以印信，但土司在其统治、管辖范围，完全可以自定种种“土政策”，征纳税赋，摊派徭役，生死予夺，朝廷概不过问。土司实际上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土司、士官与普通百姓之间是人身依附的主仆关系，具有浓厚的奴隶社会色彩。例如，身为土司者，除了同宗女子外，对其辖下的任何出嫁的女子都享有“初夜权”。新娘拜堂后必须送进土司府留宿三夜，让土司代除“邪气”之后，才放回夫家。
土司制度既是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制度，它是在适应奴隶制和农奴制分散统治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它的初期和中期曾有过进步性，在推动中国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后期，随着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落后性和腐朽性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到17世纪末其腐朽落后性越来越暴露无遗，成为南方各族社会发展的障碍，最后走上了崩溃灭亡的道路。
　　土司制度发展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各地土司长期在一地自恃雄长，世有其土，世有其民，世有其政，在各自的辖区内独断专横，成为称霸一方的统治者，权利欲不断膨胀，生活上日渐骄奢，因而对境内的土民在政治上实行残暴压迫，经济上采取残酷掠夺，强暴恣横，为所欲为，充分暴露出土司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肆虐土民。土司利用对土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暴虐淫纵，作威作福。“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明代云南永北人刘彬曾写道：“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户子女为其所欲，苦乐安危，唯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儿戏，莫敢有咨嗟叹息于其侧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于父，必得于子孙，且数信蓗。故死则死耳，莫敢与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惨”。蓝鼎元对贵州土司的残暴淫虐有过深刻的揭露：“苗民受土司茶毒更极，可怜无官民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少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有的地方曾改土归流，但“土司辇赂关税，又复改还土属，丁壮举家屠戮，妻、子没卖为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吞声饮泣、忍受摧残”。土司还将土民当牲畜看待，动辄将土民买卖、转让或赠送。李心衡说四川土司“其有规避徭役，不遵土司饬遣者，例最严酷，籍没其家，将其人并家属分卖各部落为奴”。又如唐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在游玩峨嵋山时，将随身带去的百余名婢女，若家奴一样，沿途择配，随意送人。土司生活糜烂，宴会有女歌舞，“官舍下乡，令民间妇女歌舞侑觞”，云南百夷（傣族）土司“上下僭奢，虽微职亦系银花金银带”，土司“每出入，象马仆从满途”。土司如有嫁娶，土民则3年不敢婚姻。“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入，不听嫁，不敢嫁人也”。甚至有的土民结婚土司还要享受初夜权。土司还私设公堂，严刑摧残土民更是司空惯见，“有事控于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其刑法重罪者皆斩，其余刑法有宫刑、断指、割耳，即土司所谓的“盖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期会者割耳，窃物者断指”。土民往往冤屈受此酷刑，且无处申诉，或有上诉者，土司必派人中途追杀之，因此土民只好忍气吞声，受其践踏。

　　（二）超经济强制剥削

　　土司对土民的剥削，即超经济的强制掠夺到明末清初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土司肆意苛索土民亦为常事。土司往往借口向中央王朝缴纳钱粮（差发银）渔肉土民，如乌撒土司按规定只向王朝激纳钱粮不足300余两，而土司取于土民者却百倍，“一年一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所输丁粮较汉民的多出10倍。1725年（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奏：云南姚安土府土知府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以进京费用为名，派索马银5000两，土民拿不出，土司便令土目持械强迫土民写卖契，以充马银。土司还在各村设立土巡检，名义是经管地方，实际是暗察各土民、财产、子女，“任意取携，派累百端”。土司利用身为辖区内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划分为庄田和份地（劳役田），强迫领种份地的土民（农奴）无偿为上司耕种庄田，同时土民还要为土司提供各种杂役。如广西土民要为土司提供禁卒、仵作、吹鼓手、画匠、裱匠、柴薪、马草、针线、管水沟、管厕所等杂役。云南车里土司向土民索取的杂役有106种，诸如为土司抬轿、划船、打旗、养象、养马、做饭、挑水，甚至要为土司家死人哭丧和为土司削大便棍都被列为应服劳役。土司还利用特权肆意苛索土民，如贵州册亨的岑、陆、依、王、周五姓土目对土民的苛索达10余种之多。土目过生日，婚丧嫁娶，生子满三朝，盖房子，甚至土目的儿子上学、应试等一切费用，从金银、油盐柴米到鸡、鸭、猪、酒，全部由土民提供。广西土官、土目向本地土民额外苛收的物品有棉花、苎麻、黄豆、蓝靛、辣椒、鸡、鸭、鸟、野兽等，苛派杂役之多，有如牛毛。

　　（三）土司之间和土司内部仇杀侵扰

　　各个土司之间往往因为争夺土地、人口、财产，绎常混战仇杀，“一世结仇，几世不休”，破坏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容美土司田世爵指令土目田文祖、张琦、周万雄率兵出境，杀死巴余县应捕刘聪、火甲罗延瑞、吴鲜九数人，掳民百余家。1657—1662年（清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元年）四川杂谷土司桑吉朋、阿日土司巴必太与瓦寺土司曲翊之间争斗，互相之间劫堡断桥，杀戮汉、羌人民，掳掠男女为奴，致使地方声息不通。明末清初，百户土司与卯洞土司力争夺人口土地争战不息，达数十年。

　　1724年（清雍正二年）容美、桑植上司率士兵抢掠保靖民财，焚掠村庄60余处，抢走男女千余人。

　　1726年（雍正四年）“桑植土司向国栋恃强负固，与容美、永顺、茅冈各土司寻衅仇杀，贪暴不仁，民不堪命”。容美土司向九霄每当外出，“民皆闭户，鸡犬无声”。土司内部因争袭之事而互相争斗亦累累发生。广西恩城州上司岑钦在明弘治年间先与他的叔父田州上司岑溥相仇杀，后又杀了岑应父子，不久岑钦父子又被岑应之弟接所杀，相互争袭仇杀多年。这种仇杀纷争，使人民遭殃，严重破坏了生产。

　　土司制度的这些腐朽落后性，已经成为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侄桔，引起上司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因而各族人民对土司的统治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土司制度在各族人民不断反抗斗争冲击下已经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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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
[1]
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官名。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清朝雍正年间，开始了改土归流的改革进程，将世袭的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免的流官，所谓流官，是指任职者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意思。为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清朝发动了对少数民族的多次战争，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结束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华民国时期宁夏、青海一带的马步芳武装接受民国政府的任命，但对于其辖地仍然自行管辖，实际上和前朝的土司制度没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土地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等阶段，土司制度彻底被废除。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该族人民的制度。也指被授予这种官职的人。"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宋王朝平侬智高起义后,派狄青部下和加封土酋为土官,成立许多土州,县,洞。这些土州县洞,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制度以及民情风俗等都与流官的州县不同,故称为土司。司者主管其事,或官署之称。"(摘自黄现璠著《壮族通史》)官名。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
土司
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参考
《明史·职官志一》：“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从三品）之袭替，胥从其俗。附寨之官，自都督至镇抚，凡十四等，皆以诰敕辨其伪冒。”土——土人，即当地人；司——管理：土司——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

土司
官名。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流官
“流官”是相对于“土官”而言，指、明、清在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少数族集居地区所置地方官，有一定任期，相对于世袭的土官而言。

清代“改土归流”的原因和过程
清朝 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已趋成熟。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疏，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同年五月，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的叛乱，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云贵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五年，清廷以威慑力量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雍正帝为使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事务得以统一筹划，特于六年底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同年，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贵州榕江)、都匀府丹江(今贵州雷山)苗、侗等族村寨，设厅，置同知，理民事。与云贵广西接界的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在形势压力下，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其中贵州省改土归流的地区之广，大约相当于原设府县的面积。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九年已基本实现。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流官”就是中央政府任命非本地官员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集中管理。

明朝在平定云南之后就根据云南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适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央的统治了。土司统治下，人民生活艰难，同时也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之间，土司内部也时常斗争，相互抢劫村寨，滥杀无辜，使人民遭殃，影响了边疆的稳定。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利用自己的兵丁镇压当地人民，抗命朝廷，叛乱不绝。土司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与弊端日益突出。废除土司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首先就废除了土司，改以流官取代土官，实行改土归流。可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是发生在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主要以政治手段即招抚为主，在一些地区也通过武力强制实行改土贵流。经过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后，云南境内的土司所剩已不多，剩余土司中的大部分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设立保甲、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推广儒学等。这不但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也大大加强了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 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
土司的疆城，五代时置二十州，包括沉、酉流域的南、北两江。宋初无变化，至淳 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地步 保其原地。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 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明代， 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向中央王朝纳贡， 唐代有贡"溪布"、"水银"的记载。宋、元、明以后日益扩大，计有虎皮、府脐、犀 角、竹鸡、锦鸡、土绸、溪布、水银、黄蜡、丹砂、珍贵药材、名马、大捕竹等。每次纳贡均得到皇帝相应的一些"回赐"。

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土司所领之兵，原来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 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及与申 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在明代，土兵成为朝廷的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次征战，土兵几乎 无役不从。

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洞与洞之间有固定地段，一 般以山坡河流为界，颇与今日的区、社相似。洞下为旗，旗是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永顺司所屏的三州六长 官司，其下有五十八旗。

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俗云:"只准 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讨土司出巡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 谴责诛杀勿论也。》土司自称化日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都爷"，土司居住的衙署自称为化金挛宝殿"，其宿舍称"婪宫"，其妻要有《三宫六院"，其墓葬地称 "紫金山"，其花园称"御花园"，其宗柯称"太庙"。各级土司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每逢岁时会节及舍已下乡，"具令民间妇女摆 项歌舞佰筋。"土司修有热洞，凉洞，为保暖避暑之所。其中设有林泉、花园、钓鱼台等，专供游玩。

清朝雍正年间，开始了改土归流的改革进程，将世袭的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免的流官，所谓流官，是指任职者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意思。为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清朝发动了对少数民族的多次战争，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结束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华民国时期宁夏、青海一带的马步芳武装接受民国政府的任命，但对于其辖地仍然自行管辖，实际上和前朝的土司制度没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土地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等阶段，土司制度彻底被废除。

改土归流，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落后闭塞和割据纷争的状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中央集权。

少数民族的官名啊 一般是世袭的

土司
官名。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流官
“流官”是相对于“土官”而言，指、明、清在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少数族集居地区所置地方官，有一定任期，相对于世袭的土官而言。

清代“改土归流”的原因和过程
清朝 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已趋成熟。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疏，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同年五月，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的叛乱，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云贵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五年，清廷以威慑力量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雍正帝为使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事务得以统一筹划，特于六年底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同年，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贵州榕江)、都匀府丹江(今贵州雷山)苗、侗等族村寨，设厅，置同知，理民事。与云贵广西接界的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在形势压力下，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其中贵州省改土归流的地区之广，大约相当于原设府县的面积。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九年已基本实现。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

少数民族头领（政府册封的）

黔东南州是苗族侗族聚居较集中的民族自治地方，历史悠久，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在春秋以前，黔东南被称为“南蛮”或“荆蛮”之地，属牂柯国和楚国的黔中地，后分属夜郎国。秦时置黔中郡，汉时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今从江、黎平、锦屏、岑巩和镇远县等地均属武陵郡的镡成县和无阳县，无阳县即今镇远县的前身。在隋代属牂柯郡、沅陵郡和始安郡，唐代改郡为“道”后，属黔中道。元代在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分属四川播州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慰司和新添葛蛮安抚司；明代“改土归流”“开辟苗疆”，遂废思州宣慰司，分置镇远府、黎平府和新化府等，隶属贵州布政司，黔东南也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清代区划基本袭明代。民国初改府、厅、州为县，今黔东南辖地分属黔东道和黔中道，黔东道驻镇远，领26县。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镇远设置行政督察区，所辖县区划多次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黔东南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1949年11月，设镇远督察区专员公署，辖镇远、炉山、黄平、施秉、余庆、三穗、岑巩、天柱、台江、剑河、锦屏和雷山等12县。1956年7月23日，废镇远督察区专员公署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余庆县划出归遵义专区，炉山县更名为凯里县（于1984年撤县建市），黎平、从江、榕江、丹寨、麻江五县由都匀专区划入，全州共辖16县（市），州府驻地凯里。从此，翻开了黔东南历史的新篇章。 　　黔东南州有不可移动的文物700多处，民族文物十分丰富。特别是以镇远青龙洞、黄平飞云崖和从江增冲的侗族鼓楼、黎平地坪侗族花桥为代表的名胜古迹，记载了黔东南文化空间环境发展的历史，底蕴丰厚，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在苗疆腹地台江有距今5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群，在侗乡榕江板寨有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镞等文物。凯里、麻江、黄平、岑巩和天柱均有古脊椎动物化石出土。1998年，在锦屏亮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及生产工具，有青铜剑、镞、钺和锄等；在岑巩新兴和镇远勇溪出土了战国前的青铜甬钟。这些宝贵的文物充分展现了黔东南悠久的历史。黔东南的摩崖、石刻、碑记众多，除凯里大风洞、施秉华严洞和镇远吴王洞摩崖外，还有麻江田哨的写字崖、剑河翁座的“例定千秋”碑和天柱三门塘碑林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黔东南的古建筑古朴典雅，富于地方民族特色。苗族吊脚楼和侗族鼓楼、花桥蜚声海内外。镇远天后宫、四官殿，岑巩禹王宫，天柱三门塘刘氏宗祠，锦屏飞山庙，黎平南泉山寺、地坪风雨桥、纪堂鼓楼，台江文昌宫，九摆苗族鼓楼，丹寨万寿宫和麻江状元第等虽历尽沧桑，但都是历史的见证。 　　黔东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近现代革命文物十分丰富。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革命先驱龙大道故居和周达文故居等展现了黔东南辉煌的革命文化历史。 　　黔东南有镇远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座，有黄平旧州镇、黎平德凤镇和雷山西江镇等三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有黄平、麻江铜鼓和剑河温泉等三个国家文化部命名的农民画之乡，还有九个省级艺术之乡，即郎德苗族歌舞艺术之乡、黎平茅贡侗戏艺术之乡、从江小黄侗歌之乡、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艺术之乡、黎平肇兴侗族鼓楼艺术之乡、黄平泥哨艺术之乡、岑巩思州石砚艺术之乡、施洞苗族刺绣艺术之乡和雷山挖拜苗族银饰艺术之乡。这些斑斓多彩的艺术珍品，不但镌刻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个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革命先驱龙大道故居和周达文故居
黔东南有镇远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座，有黄平旧州镇、黎平德凤镇和雷山西江镇等三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有黄平、麻江铜鼓和剑河温泉等三个国家文化部命名的农民画之乡，还有九个省级艺术之乡，即郎德苗族歌舞艺术之乡、黎平茅贡侗戏艺术之乡、从江小黄侗歌之乡、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艺术之乡、黎平肇兴侗族鼓楼艺术之乡、黄平泥哨艺术之乡、岑巩思州石砚艺术之乡、施洞苗族刺绣艺术之乡和雷山挖拜苗族银饰艺术之乡
苗族吊脚楼和侗族鼓楼、花桥蜚声海内外。镇远天后宫、四官殿，岑巩禹王宫，天柱三门塘刘氏宗祠，锦屏飞山庙，黎平南泉山寺、地坪风雨桥、纪堂鼓楼，台江文昌宫，九摆苗族鼓楼，丹寨万寿宫和麻江状元第等虽历尽沧桑，但都是历史的见证。

黎平天生桥 青龙洞 铁溪风景区 四官殿 下潕阳河
织金洞

台江的文昌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