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稿。第一次认真研读的论文。抛开思想性、军事话题和历史背景，单从议论文写作的角度学习这篇文章。学习作者论文的整体框架设计、论证流程和论证方法。《论持久战》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稿。第一次认真研读的论文。抛开思想性、军事话题和历史背景，单从议论文写作的角度学习这篇文章。学习作者论文的整体框架设计、论证流程和论证方法。按照逻辑顺序，先提出问题，叙述历史背景和当前形势，接着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得到问题的根据，也就是论据，最后得出观点。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看了问题的根据和驳亡国论，这是最重要的2部分，能以小见大也。在问题根据部分，作者一针见血指出战争本质，然后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主要分析影响战争的因素：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战争的性质（进步性、退步性和野蛮性）。分别分析了日本、中国在这几大因素的对比。得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问题的根据建立在要讨论的事物的特点上的，因此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根据。分析非常精辟。结下来，开始驳亡国论。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驳斥，而是采用循序渐进的驳斥方法。列出亡国论的所谓的一般论据，接着说出自己的反对根据，然后继续引用亡国论更有力的根据，接着举出针对性的根据。论证中，思路是抓住论证的需要的关键根据-----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抓住亡国论的根据中的片面和主观性（主要是分析中国现状和印度、阿比西尼亚的不同，说明亡国论的根据站不住脚），同时提供自己全面、客观的论据（中国当前状况存在胜利的条件）。论证非常精辟，有层次感和说服力。论证中，大量使用了矛盾论，紧紧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根本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总之，本文是一般论文的典范，好好学习。

关于读后感500字大全

　　篇一

　　说来惭愧，自高中以来，就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去读一本好书。在毛概课上，听了孙老师的教诲，就决心读一点书。以前总是读很多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所以便买来《哲学与人生》，通过读哲，也确实让我收获了很多，领会了很多。

　　西方有句谚语：“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哲学能使面包增加甜味。哲学就好比蜂蜜，可以调味人生。我觉得，人生数十载，若没有哲学，充其量只能是生存。而有了哲学，我们才能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诗意的栖居”。傅佩荣老师说：“如果不谈哲学，则人生不限于盲目瞎闯或随俗沉浮者不多啊!”确实，哲学使我们活的有意义，活的有方向。

　 　读了《哲学与人生》，受益匪浅，现从三个方面浅谈下自己的读后感悟。

　　1.哲学教给我的那些事

　　傅佩荣老师说“哲学是必需的”。我们人类天性之中都有哲学的倾向，每个人内心都希望自由，能够做自己，摆脱各种限制与压力，越来越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喜悦。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需要爱好智慧。爱好智慧就需要我们超越感性限制，发现真理，并积极印证，而这些的首要基础就是培养思考习惯。我在这本书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明白了培养思考习惯的重要性。

　　2.一个人如果没有思考的习惯是绝对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个性。

　　遇到事情都喜欢凭着本能的感觉立即反应，而且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我以前就是一个极不爱思考的人，懒惰喜欢依赖别人。从小就按部就班地十分自然的接受父母安排好的一切。知道高一的时候，同学问我为什么我如此努力第学习，我才醒悟我学习只是因为我习惯地认为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就是我应该走的路，但是从来没思考我能用学到的去做什么。其他事情也是一样，发生了事情总是潜意识里看被别人的反应，读书时也总是立刻信以为真。而现在我明白没有思考的人生是空洞而盲目的。只有学会思考，遇事冷静下来想清楚并在无疑处有疑才能有所发现和收获。

　　3.只是会思考也是不够的，人生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去印证的。

　　正如傅佩荣老师所言，人生是需要体验的。如果光是叙述各种道理与格言，而没有自己去体验的话，到了最后还是只能在知识的迷雾中打转。

　　篇二

　　你有看过关于查理·巴克特的书吗?在一位著名作家的笔下，在巧克力工厂与查理那破破烂烂的小屋之间，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查理生活的小镇上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工厂十分神秘，大门紧锁，从来没有人从大门进去过或出来过，这里也包括了工厂的主人--威利·旺卡先生。有一天，威利·旺卡先生发出告示，他将邀请五位幸运的孩子来参观他的工厂，虽然全世界购买旺卡巧克力的孩子都有机会，但是藏在包装纸中的金奖劵只有五张，想得到金奖劵，几乎没有一点希望，可是查理仅仅买了四块巧克力，就找到了全世界最后一张金奖劵，成为了最后一位幸运儿。

　　参观工厂是一次奇特的经历，前四个小朋友都因为没听大人的劝告，而陷入了种种危机。参观了许久，查理竟然被不可思议的意外留到了最后，它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成为了威利·旺卡先生最喜欢的小朋友，旺卡先生将整个巧克力工厂都送给了查理，并将一切制作巧克力的秘密传授给了他。

　　是谁写出了这样别有生趣的故事呢?对，就是罗尔德·达尔，他是一个瘦瘦的，秃顶的，总是带着一脸皎洁的笑的老头，无论跑到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随便敲开一家有小孩子的屋子说：“啊，我累了，我的车也用光了汽油，可以让我进来喝杯茶吗?”孩子们会立刻尖叫着，欢呼雀跃地迎他进门，因为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这位著名的作家—罗尔德·达尔。

　　篇三

　　要问我，我最喜欢哪本书?我一定会回答是《小王子》。小王子这本书是爸爸送给我的，因为爸爸希望我像小王子一样，永远有一颗纯洁的心。我纳闷小王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我赶快抱起书，如饥似渴的读了起来。

　　我看了前言才知道，这本书在西方非常有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很喜欢看，难怪爸爸要送这本书给我。我又接着读，小王子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上，小得只有他一个人的星球上，小王子有一朵玫瑰花，他每天都给他的玫瑰花浇水。后来，小王子离开了他的星球去旅游了，去了许多许多奇怪的星球，见了许多奇怪星球上的人，最后，到了地球。他在沙漠中遇到了一个飞机坏了的飞行员。小王子和飞行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他想他的玫瑰花了，为了离开地球，小王子被毒蛇咬了一口，之后，飞行员就在也没见过小王子了。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纯洁的心灵。小王子深深爱着他的玫瑰花，为了不让羊吃掉玫瑰花，他让飞行员为他的羊画上了口罩。对他来说，玫瑰花好比他的生命，与其他花朵都不同。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啊!还有那只狐狸，即使小王子离开了它，它也不会忘记小王子。

　　这本书中，好多故事都是有寓意的，比如，那个不停地点灯和熄灯的灯夫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忠于职守，认真负责......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它让我明白了一个很大的做人道理：大人们也会做许多蠢事，大人们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永远要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这样，才能找到我们真正所追寻的东西!’

　　篇四

　　读到《五猖会》一篇时，好奇心喷涌而出。五猖会，一个活动，总该着重写写五猖会的情景吧，可是，作者却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描写父亲让“我”背《鉴略》以及记忆中五猖会的情景上。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这是鲁迅的抗议之声，看似是对父亲的不理解，其实更深成次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社会的思想习俗的不满。本应是高高兴兴地去观会，却被父亲的命令弄得兴致全无。怪不得，他梦似的背完了，面对东关五猖会的热闹却提不起兴致。

　　儿时的鲁迅与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凑热闹，对于一年一度的五猖会自然十分欢喜。一大清早，工人们就开始搬东西。而鲁迅笑着、跳着脸上写满了喜悦，躯体虽然在家中，但心早已飞往了东关五猖会的现场。父亲让“我”背书，嘴上虽不能发表什么抗议，但心中一定在表达对封建教育的不满。封建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将孩子们的天性一点点地蚕食鲸吞了，使孩子们只会人云亦云，尾随人后。让孩子过早地被“之乎者也”纠缠。

　　文章描述了作者与父亲之间一场微小的冲突，作者对五猖会的热切期盼和父亲的阻难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了父亲对孩子心理的无知和隔膜。可能父亲是无心的，但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可能让孩子刻骨铭心，永不忘记。

　　五猖会，并没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作者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却让我印象深刻。此乃吾读《五猖会》之感。

　　篇五

　　《三国演义》 是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罗贯中。

　　这本经典名著描述了一千多年前的古战场。兵哥铁马的厮杀，智谋的较量。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画面，任凭读者想象。没有图，根据文字说明，借助想像力而勾画出某个人长什么样子，久而久之，就能够从一棵树上看出故事来。

　　读了《三国演义》这一本名著，我深深的感觉到，罗贯中的文采真好!因为在他写的这本书中的好词好句好段很多，故事的内容扣人心弦，整本书写的淋漓尽致，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都写得活灵活现。比如诸葛亮的聪明`刘备的长善`关羽的义气`张飞的鲁莽，一个个都写得栩栩如生。但是罗贯中不是直接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是将它们“隐藏”在精彩的片段中，通过语言`外貌等的描写来说明他们的性格特征。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啊，而且走的阶梯越多，站的就越高。读了《三国演义》这一本书。我对历史文化有了新的.了解，我对故事人物有了新的看法，我的作文水平也有了进步，书籍真的让人受益无穷啊!

　　书就像一座灯塔，让人们在迷茫的大海中找到真缺德方向;书就像一桌美食，让人们吃的津津有味，吃了还想吃;书就像一朵美丽的花，吸引许多蜜蜂去采集她的花粉;书就像一句饱含哲理的话，让人们终身受益。只有多看书，才能站在未来的冠军领奖台上。

　　篇六

　　漫长的假期要用读书来充实。利用这个暑假，我阅读了《骆驼祥子》。很好奇它为什么那么出名，合上书的那一刻，我有了自己的答案。

　　书中的主人公——一个好强、老实，又富有理想的乡下人——祥子。来到北平后，干起了拉车这一行。他的理想就是买上一辆自己的车。为了车，他吃尽了苦头。被抢、被诈，无奈成亲，却丧了妻，喜欢的人也走了。这一路上起起伏伏，坎坎坷坷。这样无情的社会就像一瓢冷水，连希望的星火也被浇熄了。曾经向上、不屈的祥子变了，他变得无赖、自私，变得沉沦自弃，吃喝嫖赌他都学会了，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现实总是与祥子的理想过意不去，现实的残酷最终使他的理想灰飞烟灭，甚至连他也不成人样。

　　其实，为祥子感到悲哀之外，我也很佩服他。他这一路上起起落落这么多次，其中有很多次想放弃拼搏，放弃理想，也想和别的车夫一样过得贪腐，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一种解脱吧!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实，空有理想有什么用。但祥子不一样，他一次次用理想激励自己站起来，一次次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而拼了命的向前，这应该与他那老实的人品分不开吧。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当今的社会比起以前是很不一样，没有那么无情，更没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应该说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达成自己的理想。而如今的那些“社会败类”，他们一定奋斗过，但吃不了苦，最终沦落到这种不堪的地步。我们既然有这个条件，为何不努力奋斗，去达成理想呢?

　　《骆驼祥子》文字上的特点，则是它是活的。老舍先生注重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等，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那些人物的心理，他们的情感。让我们的心也为之震动。我们在平时的写作中也应当注意这一点。《骆驼祥子》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面对生活的无奈。描写非常口语化。

　　我从其中的人物身上也学会了遇到问题时应当具有的精神。无论再苦再难，都要奋斗下去。真正学会“不抛弃，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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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路过学校的跳蚤市场，就过去随意的翻了翻地摊上的书，顺手拿起了这本很旧的《朱德选集》，心里竟然有些恋恋不舍，就花了两块钱买了下来。我始终觉得，这人和书之间有时也是个缘分，有些书即使你翻了N遍，也不见的会买。《朱德选集》，文章只收录到1962年，对于我所修的专业而言，研究价值似乎不大。当时买这本书的原因只有一个，里面有这篇文章《回忆我的母亲》，我深爱之。这篇文章我在初中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老总写于1944年4月5日，在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难免会有些时代的烙印，掺入了一些阶级感情，但朴实的字里行间，无不表达着对母亲朴素的爱和深深的愧疚！正好这次毛概课老师要交篇读后感，想了想，我再次打开了《回忆我的母亲》，眼睛竟有些湿润的感觉。突然想起要给母亲打个电话，尽管前晚刚打过，母亲慎是很惊讶，我解释说没有什么事，就随意和母亲聊了几句。挂断电话，虽然是灼热的夏天，心里不免泛起了一丝凉意。
我们常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这主要不是体现在母亲如何训导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母亲平时怎样待人接物对自己的影响上。因此，本文就写了母亲如何与家人相处的情形，同样也是在写母亲是我的恩师，写她以身示范对我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也就是不仅写了母亲对我的言教，更写了母亲对我的身教，教给作者“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生产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支持作者投身革命、体谅党的困难等等，这进一步表现了母亲思想品质的高尚
朱老总采用平实、质朴而又深刻的语言， 由爱母亲升华到爱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思想境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课文围绕“勤劳”精选典型事例，突出了母亲的优秀品质。如煮饭、种田、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等表现了母亲的勤劳俭朴；没有打骂过我们，没有同人吵过架表现了母亲的宽厚；周济和照顾比自已更穷的亲戚表现了母亲的仁慈；在家庭遭遇不幸时不灰心表现了母亲的坚强；对“我”从事的事业的理解表现了母亲对革命的支持，……这些事例平凡而又典型，表现了母亲作为“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的优秀品质。
文章以记叙为主，适当穿插一些对人物、事件的议论，抒发作者的感情，这是传记体文章在表达方式运用上的特点。这些议论可以突出人物的品质，揭示事件的意义，起到画龙点睛、深化主题的作用。本文第14、15段正是这样，这两段承前文所叙，以抒情的笔调，写出母亲所给的宝贵财富，在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感情真挚深沉，并点明了母亲“值得我永远回忆”的原因。
这是篇纪念性的文章，在记叙中有机地结合抒情和议论。文中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和慷慨激昂的词句去叙写、赞颂母亲。但是，在那简洁、朴素的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母亲的真挚深沉的爱。如，“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思呢？”这些都是发自肺腑之言，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中，深情地记叙了母亲勤劳俭朴的特点，同情穷苦人民、憎恶为富不仁者的朴素阶级意识，支持革命、期望革命成功的思想品质。作者还两处写到：“我应该感谢母亲”，表达了对母亲“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感激，赞颂之情。
虽然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华丽词藻的着意渲染，但总司令回忆的是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母亲的生活经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感情真挚而深沉，读来亲切而感人。“我爱我母亲”、“我应该感谢母亲”、“愿母亲在地下安息”这些平常文字由于发自心底，浸透了对母亲的挚爱之情。“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些写亲身经历、切身感受的最朴实不过的文字，使我们看到了母亲“整日劳碌”、“汗流满面”的高大身影。“很自然地”、“就悄悄”、“便整日……跟着”这些词语，说明“桃李不言，下自成跟”，母亲身教的巨大力量，使总司令从小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学会了许多生产知识。85岁高龄，精神、饮食俱不如前的母亲甚望见儿子一面，“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在这样的语境中，准确地用上一个“竟”字，含义非常深刻，既寄托了对母亲的无限哀思、深情怀念与终生遗憾，又寄寓了作者把民族、人民、党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崇高品质。
母亲的笑容，是世界上最和煦的春风；母亲的皱纹，是艰辛岁月里风霜雪雨的刻痕；母亲的汗水和眼泪，是世界上最名贵的珍珠；而母亲的画像，是勇敢和坚韧的象征。母爱是最温馨的。
想想家中日渐衰老的母亲那疲惫的身躯，人家朱老总是用两个“尽忠于来报答他的母亲，
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我呢？现阶段我只有搞好学业和尽量少给我操心了，仅此而已

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有很多争议。毛泽东同志为此专门到湖南考察了32天，并写了这篇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组织起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组织时期，最开始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第二个为革命时期，此时农会会员的人数猛增，群众基础扩大。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立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地主权利一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一切权利归农会。在全国搞的轰轰烈烈的农民与动，却被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形容为“糟得很”。但是这是革命，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有人说，农民运动中，农会的权利无上，不允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都扫光了，农民运动过分了。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歼击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同志对湖南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作了一个总结，共做了14件大事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督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纠正了某些人对农民运动错误的看法，还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的很”。
二,探索$发现 发现一篇不错的毛概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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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讲话》作为一个意义蕴含丰富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科学文艺学体系的确立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话》第一次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说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标志，也是科学文艺学体系的雏形。说它具有体系性，是因为它涉及了文学艺术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并对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描述和说明。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学以外的其它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文学基本理论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
首先，《讲话》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了总结和解决。“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新文学阵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中的“人性论”问题、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机械论和文学教条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等，《讲话》对之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是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文学思想展开攻击时祭起的一面有力的旗帜。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4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痹人们思想认识和斗争意志的作用。《讲话》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讲话》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实质所在，对于清除文艺家认识上的雾障，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接受论的问题。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2]。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最初是由茅盾的一篇文章而起。茅盾在1937年7月《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针对当时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表现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因而造成文学题材单一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作品不能只是歌颂光明，同时也要暴露黑暗，即对那些借抗战之名而行搜刮、鱼肉百姓之实的腐败分子，给予大胆的暴露和讽刺。国统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下半年，并波及到延安解放区。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诸如“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以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样一些糊涂的观念。按理说，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文学命题下文学的特征所在。但是，文学创作的目标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更不是不分对象的乱加暴露一气。《讲话》对此指出，“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进步的文学家来说，“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简言之，“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4]。
《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学论断，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发挥。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对当时文学界的影响来看，当以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断和列宁的有关文学思想为大。在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解上，《讲话》提出了“典型化”的概念，并把它的精神实质解释为对“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5]。《讲话》在列宁两种民族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6]《讲话》批评那种在文艺创作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7]。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还要继承外来民族的文学遗产，在此方面，《讲话》体现了一种较为宽广的兼容意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强者特有的自信心态的表现，也显示了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对于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讲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讲话》还引用列宁在文学的党性原则中所说的党的文学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9]。《讲话》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命题[10]。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最容易引起世人误会之处。尤其是“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文学命题，在建国后的文学发展中为少数人所利用，确实给文学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清理和分析。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在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前提下，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的，即“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1]。因此，《讲话》所谓的“文艺服从于政治”，主要是对党内作家提出的要求，并非让所有的作家无条件地把它奉为创作中所必须遵从的金科玉律。对于政治的含义，《讲话》的界定是，“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2]。显然，《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作家和艺术家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服从革命路线、方针总体上和方向上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大势和革命的总体任务加以艺术地描绘，而不是要作家和艺术家服从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政治任务，更非要作家和艺术家听命于某些人的长官意志。此外，《讲话》还从文艺创造的审美特征出发，揭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性，“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3]。这也表明，《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含义，是指文艺要及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向和特点，作家要根据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审美视点和创作目标，而不是要作家做图解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应声虫。
建国后文艺界出现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与当时文艺界给作家规定创作题材乃至强加某些政策观念的极左倾向有关，此种情形无疑是对《讲话》精神的背离。后来出笼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一对创作极其有害的提法，更远远偏离了《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唯心主义观念论在创作领域的极端表现。
《讲话》对最为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也做出了概括。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对文学反映论的特质做出了通俗化的说明。《讲话》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4]。《讲话》还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要求出发，论述了文艺创作的假定性，即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比作为创作的原始材料的现实社会生活更高，更具有理想性的生活。这一规定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文学反映观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反映论区别了开来。《讲话》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斩断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文学观的退路，扫除了唯心主义文学观念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二、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的文学观，给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也给“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找到了理论上的出路。因为，人民大众的
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既然是作家创作原料的产地，那么，作家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就不能不深入工农兵大众，不能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不转变自己的世界观和立场，否则就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做出正确的反映和描绘。三、这一能动的文学反映观揭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和外来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为文学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讲话》指出，过去的文学作品，无论其多么伟大，无论其艺术上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成就，它们都只能是后来文学发展的参照，是文学发展的“流”而“不是源”[15]，因为这些作品本身也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这就向人们表明，无论是对文学动力的寻找还是对文学规律的解释，最终只能以社会生活作为最终的依据，而不能主次颠倒。
二、政治批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讲话》是毛泽东在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和一般文艺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全面的总结，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并非共产党人单纯为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做的一种学术探索。实际上，《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革命问题、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在文艺路线和方针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换言之，它是科学与政治研究对接的产物，它既要尊重和照顾到文艺的审美特征，又要强调政治对文艺的统帅和领导作用。
《讲话》在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6]。再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7]。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8]，而非专门解决研究文艺自身的内部问题。这就决定了《讲话》在研究的视点和切入问题的途径上是由“外”入“内”，即由文艺以外的因素来对文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由“内”向“外”，即由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出发，以文艺来对文艺以外的事物乃至整个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换言之，《讲话》虽然针对文艺问题而发，但其出发点却是社会本体论而非文艺本体论。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讲话》在总结文学批评工作时，何以提出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二重标准，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9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非共产党人不懂艺术，《讲话》对文学艺术基本理论的概括，表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熟稔文艺的规律和特征。而在当时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国统区的执政者国民党和沦陷区的日伪统治者虽然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却没有一方能够像共产党那样，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特征加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说明。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正是因为共产党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和感召作用，是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所无法代替的。这说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更明白文艺和政治在上层建筑之间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从现实的层面看，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发展的领导作用，甚至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所不得不然。在你死我活的生存关头，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把功利性的目标放在第一位，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发生龃龉之时，自然要求文艺为政治做出牺牲，当时一般文艺家也能理解和赞同这一点。[20]共产党把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并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广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灵活运用。敢于承认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不回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应当服从政治工作的需要，正是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之处，也是共产党在政治品格上高于其他政治党派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文艺家，在当时也承认政治对于文学所具有的优先地位。欧阳凡海在《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中说，“中国今天的文艺价值主要的不是用文艺本身的尺量去去估量（但我们决不取消这一尺量，只是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是须要‘夹杂’着民族解放的思潮。这种思潮……是中国今天客观的需要和反映”[21]。在沦陷区，唯美主义文艺观也为文艺家们所诟病。以上官筝的笔名闻名于东北沦陷区的文论家张无恙以吴公汗之名，在《新文坛的危机》中批判当时的文坛颓风时说，“逃避现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也可说是新文坛的‘危机’”，作品“一上来就是‘小摆设’，今日谈茶壶，明天说茶碗，这个的味内味，那个的味外味，或忆某人如何喝酒，或忆某人怎样品茶，噜哩噜苏，一味向空虚处落笔，于是‘性灵’也就变成‘空灵’，归为扯淡”[22]。以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为名、借以鼓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右翼文人陈铨也宣称，“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单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3]。左、中、右三派文人虽然各自所持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取向大不相同，但在坚持功利主义的政治文学观方面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政治需要成为战争年代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并非共产党一派所重视。
从学理的原因考察，这种情形是以价值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是“儒性表里，道一贯之”[24]的“载道”观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体现，只是文学所载之“道”，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由道德理性置换为政治理性。在此情形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凸显，审美属性降居第二位的因素，正在情理之中；就像朱自清所说的，“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25]。所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是战争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后来者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不能苛求前人，以变化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衡量过去的事实，更不能以此否定“讲话”当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一切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唯物观的基本要求。
无庸讳言，文学与政治对接的结果，自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局限性。
首先，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毕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但很少优秀作品能直接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品，否则，文学艺术作品和政治标语口号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恰如鲁迅所言，文艺可以用作宣传，但宣传永远不会是文艺。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夸大政治在文艺中的作用和影响，导致轻视乃至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不良倾向，从而以政治形态的单一性取代审美实践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以价值规范取代审美特性，这必然会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这种情形，在40年代后期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26]
其次，过分强调政治的指导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会在创作中形成图解政治概念和政策、再等而下之的图解某些领导者意图的公式主义倾向，削弱乃至消解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更难免在特定的时候，为某些钻进革命领导阶层的少数阴谋家所利用，他们会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借口，把文艺作为他们行使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便利工具。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一变而为“文艺为少数政治家服务”或“文艺从属于少数政治家的长官意志”。凡此种种，都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艺的蜕化乃至取消文艺自身，“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文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惨痛局面，就是对文艺政治化乃至以政治取代文艺所带来的恶果之最好的注脚。在政治统帅和驾驭文艺的情况下，《讲话》所谓“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7]的美好愿望，到头来也只能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所剩下的很可能只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即使后来所谓的“百花齐放”，结果同样是一句空话。实际出现的倒可能是“一花独放”，即政治这脱缰之马在文艺的园地中纵横驰骋、肆意践踏艺术之花的悖乱局面。
再次，《讲话》是从政策性层面对新文艺发展史和文艺基本规律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家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文艺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讲话》本身也没有回避这一点。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28]的确，《讲话》对文艺基本规律中许多具体的方面的东西，没有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它虽然提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其特点是什么，这种反映和其他种类的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讲话》对此没有解释。对于涉及文艺创作重要特征的“形象思维”的规律及特点、各类艺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话》根本就没有提。《讲话》也提到文艺创作需要“典型化”，但典型化的手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则又是《讲话》所忽略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越是具体的，越是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诉了人们的。《讲话》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分析，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也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看起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创造过程，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包含了情感、心理、思想等在内的深邃幽渺的“小宇宙”，因此，对文艺基本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忽略作家和艺术家的主体性一极。《讲话》虽然也谈到了主体世界观的改造，注意到了文艺家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只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来对文艺家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而没有提及作家创作时的深层心理动机即隐性的无意识力量，更没有予之以相应的分析。不触及文艺家内心的深层因素，仅仅从政治立场和观点来要求文艺家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改造的有限性是可以想见的。在实际情况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作家或艺术家也许会对他本人并不赞同的文艺乃至政治观念表示口头上的赞同，但是心理怎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建国后实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收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效果，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即这种改造无法从根本上让知识分子放弃他们在文艺上的观念和信仰，个中原因就在这里。再则，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与创作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政治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也未必能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符合工农兵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思想上落后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就是“毒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解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三、四十年代，外来文艺思想的传播非常活跃，欧美的一些审美心理学流派，如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界都已广为人知，可《讲话》对这些思想却没有任何反映。《讲话》主要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忽略了欧美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思想继承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够全面的。从实践的角度讲，《讲话》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提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