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太史公自序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太史公自序读后感1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为《史记》写的序言。以下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太史公自序读后感范文，喜欢的过来一起分享吧。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原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自己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太史公自序读后感2

　　通读了一遍《太史公自序》，我对整部《史记》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让我对于太史公的人生经历，思想道德，写作目的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太史公自序》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清晰地历叙了世系和家学之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之经历；二则以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及其着书的艰难过程；三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一个人若要写出像《史记》这样的巨作，想必一定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不辞劳苦的耐心，当然在这般毅力与耐力的背后一定有着不得不写的缘由，才能支持着作者坚挺着耐住无边寂寞与漫长岁月。

　　然而，太史公写《史记》的目的是复杂的，在其着书过程中的一个变故使他更为坚定、更为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这本巨作。以李陵之祸为节点，把他着书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写作缘由比较繁杂：其父任太史公时留滞周南而不得与从事，以至抑郁发愤且卒，《史记》乃为完成父亲临终之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父死，司马迁必为太史，《史记》乃宗族传统之延续；“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乃太史职责之自律。第二阶段的目的相比之下较为单纯专注：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他以古代圣贤身处逆境、发愤着书的事迹自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自序的第二部分，由壶遂之问引出了太史公欲以《史记》上续孔子之《春秋》的想法，同时也为《春秋》之实质作阐述，它不仅只有讽刺之意，亦有夏商周之德，来纠正某些人对《春秋》的谬见。以《易》和《尚书》为例，表明并非遇到了类似于伏羲、尧舜的明君就无须着作，继而说明着《史记》的重要性。全序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广阔，除了政治时事外，还涉及医药（《扁鹊仓公列传》）、对外军事（《卫将军骠骑列传》、《南岳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文学（《司马相如列传》）、文教事业（《儒林外传》）、金融商业（《货殖列传》）、占卜（《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此外，太史公着《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以专题的`形式记载和论述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各序相互联系，引经据典。例如：《伍子胥列传》中“维建遇谗”可与《楚世家》相联；太史公论及墨家时就引用了《墨子》关于尚尧舜之道的言论。《世家》和《列传》，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价值观。例如：在《吴世家》中，运用正反论证以表明作者对太伯让位、季札不慕权力的高风亮节的赞许，和对吴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嘲讽和反拨。在《游侠列传》中，作者记述了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不矜其能，不伐其德”救人于难，济人于贫，守信守诺的仁义精神。在《平津侯列传》中，王族大臣奢侈浪费争高强与公孙弘节衣缩食形成强烈对比，作者以此讽刺统治者的奢靡并提倡节俭的生活态度。

　　因自序是《史记》全书的纲领，故从自序来看，《史记》记载了大量与楚相关的史料，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是之后的“亡秦必楚”、楚汉相争都有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与以前我被灌输的观念不同。以前一直有个观念：历史上关于“楚”的史料很少，大多与其原不被中原认同并被视为南蛮有关。现在，也许我可以推翻这个错误的观念了，并免除它对我的干扰。

　　就个人而言，我对项羽这个人物很感兴趣，在读《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就惊喜地发现相关的篇目较多，这极大地提高了我日后读《史记》的兴趣。惊喜之余，我也对太史公记述历史的方法而感叹，他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叙述楚汉之争这一大时代大背景下的历史，以小见大。其中，单是困扰、削弱项羽的部分就至少有六篇：《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

　　另外，读过自序后我有些疑问：

　　其一，提及儒、墨、法三家思想要旨时，为什么作者在最后一句写“虽百家弗能易也”“虽百家弗能废也”“虽百家弗能改也”？感觉读起来会有些拗口，不连贯。

　　其二，出自自序的第二部分，“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为什么“立身”是孝道的终极阶段？司马迁在后面还提到立身，即立身扬名。

1. 《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感

太史公自序（《史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2. 史记 太史公自序 读后感400字

史记读后感5000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

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隋书 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请保留此标记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

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

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总而言之，这是一本。

3. 《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感

蔡，作《春秋》；《诗》记山川、溪谷，否否，不然，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春秋》辩是非！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受命於穆清？”太史公曰！身毁不用矣，孔子知言之不用：“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皆失其本已，获符瑞，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下不得任用，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子曰；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书》以道事，《诗》以达意，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四时、五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存亡国，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继绝世。”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贬天子，易服色，咸各序其宜，弑君三十六，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道之不行也，讨大夫，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灭功臣，故长於治人：‘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唯唯：‘我欲载之空言，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退诸侯，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有能绍明世，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贤贤贱不肖。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子弑父，欲遂其志之思也。《易》著天地、阴阳，正《易传》，改正朔？”太史公曰，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下得守职，万事既具、牝牡、雌雄；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亡国五十二，废明圣盛德不载，《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说难》、《孤愤》，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禽兽、草木。”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建封禅，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而论兵法；不韦迁蜀，思来者，继《春秋》：“先人有言。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史记》） 太史公曰 展开。

4.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一篇读后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感 《太史公自序》论文 读过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后，我感慨颇深。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为《史记》一书所做的序文，排在全书 的最后。全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司马氏的世系及其父司马 谈的论六家要旨；第二部分叙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及作《史记》的原 由旨趣；第三部分对《史记》中的每一篇作了非常简要的介绍。

这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 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 见于此。

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 要资料。 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迁不仅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而且 还总括了《史记》的主要内容，所以此文大致相当于司马迁的自传和 《史记》 的目录。

《太史公自序》 然而 一文叙述的最重要的是 《史记》 写作的宗旨和过程，可以说这两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是宗旨的 宏大深远，才能在过程中排除了艰难险阻；而过程的蹉跎跌宕，更使 得宗旨如斧凿刀铭！ 文章首先记述了司马迁家族的谱系： 司马迁的家族与历史的缘分 可以上溯到重黎氏即唐虞之际， 因而司马迁家族修史有着千余年的传 统，这也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大优势——史官传统。悠久的史 学沉淀和显赫的家世加强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信心，这在我们读 《太史公自序》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发掘出来的。

（太史公曰： “先人有 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 世、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 、、、”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文中还记载了司马迁早年的人生经历：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 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 过梁、楚以归。 ”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也使司马迁与整日呆坐于象牙 塔里的传统史学先生有所不同。

因为司马迁的云游四方不仅增长了他 的见识，而且还磨砺了他的意志，最重要的是使司马迁把幼年时从书 本上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亲身考察结合起来， 这对于以后司马迁创作 《史记》这一巨著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文章中包含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原因：写史既是祖传之业， 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 于虞夏， 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 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 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 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 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 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 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 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 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 废天下之史文， 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 十年砺一剑。 ” 然而，如果想要完成一部不世出之奇书，就要耗费一生的精力。

《太史公自序》中还提到，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他为李陵辩解，最终被汉武帝处以腐刑。

此后的一段 时间内， 他也曾哀叹 “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 然而司马迁真不愧为千古之奇才，他反思一段时间以后，表明了自己 的态度“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 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 ；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 、； 为作也。 ”这段话也广为世人所传诵，至今不朽。

然而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太史公自序》中也 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以周公、孔子为榜样，兴 礼乐，正王道以及汉兴未载，完父遗愿。 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司马迁把一百三十卷各自的写作主旨，排 出了一百三十段的阐述。

其中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 书， 十表。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 “诸体虽非迁所自创， 而迁实集其大成， 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证迁组织力之强， 而文章技术之妙也。

”这可以说是对《史记》完成工作的一个总结和 概括。在每一段里，司马迁都简要的介绍了这一卷的主人公和司马迁 本人对于该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评论。

在这些历史人物中，既有 传说中的五帝及夏王朝，又有一些平民英雄如陈涉等，可以说是无所 不包。相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多样性，司马迁的评论和立场则是基 于周公、孔子和《春秋》所标榜的价值观念，是单一的。

读完此文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 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他有资格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

后人对于这篇《自序》 ，可以说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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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原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自己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6.

《无韵之离骚》一书作者，按照《史记》本记、世家、列传、表、书五种写史体例，逐一概述，并将其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向读者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作者对各篇主要内容作了介绍，然后针对读者特点，选了《项羽本记》和《吕太后本记》作了重点导读.读者可以通过作者的介绍，了解到，十二本记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本记”列在全书的前面，对全书起着总纲的作用，其他四体（世家、列传、表、书）由此展开.作者认为“世家”是“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简略地介绍了三十世家所记载的具体内容.总结出三十世家大致分为六类：诸侯、世家、宗亲外戚、《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开国功臣.其后《无韵之离骚》作者以精练的语言，选取以上六类代表作，为读者简略作了概述与介绍.在“列传篇中”，作者概论了司马迁的立传标准——“扶义惆怅、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深邃思想.并将七十列传的目录一一罗列，然后从列传的分类和内容上，对其进行了简要介绍.作者结合时代顺序，并顾及列传分类各个方面，择其经典13篇进行了概述.其中对《太史公自序》作了重点介绍，指出《太史公自序》是《史记》一书的总论，也是一篇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的自转.著述《史记》的动机、目的及其《史记》的体例和主旨都呈现于此篇.作者文笔通俗流畅，词句生动平实，文章脉络分明、简洁有序、构思精良，以极精简的文字，浅显清新的方式和语言阐释了经典巨制的博大深邃，由此可见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史记读后感5000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 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请保留此标记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

太史公自序（《史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