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 “（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当然，教无定法，关键是头脑中要有这样的理念。以下所述教学实施方式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了解司马迁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这应是让学生走进《史记》的第一步。然而，在司马迁头上高悬着太多耀眼的光环，“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这样的头衔只能让人心生敬畏，拒之于千里之外。如何将司马迁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知人论世还只是阅读经典的初始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可由学生最感兴趣的领域切入，分专题形式阅读《史记》，比如司马迁与旅游等等。每星期设置一个专题，引导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探究，共同完成。或以讲座、座谈的形式邀请《史记》专家、学者前来讲授、交流。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唤起他们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在初步阅读《史记》的基础上，我们再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的角度解读《史记》，由感性入理性，由表入里，透过字里行间，捕捉其精神内核的层面，挖掘司马迁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等等。《史记》是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是作者情感的喷发，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理应满怀情感去解读。选修课就是要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同学与同学间，学生与老师间，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多重对话，多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教师的职能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灵魂，在互动的交流中开拓学生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史记》选修课方是生趣盎然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历史哲学》读后感 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由于各种原因，我只阅读了黑格尔所著的绪论部分和正文部分的中国篇。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萌芽，在《历史哲学》中则构成了明确的体系。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是一部具有深刻独创性和革命性的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上哲学思想的舞台。 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黑格尔提倡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历史哲学的功能就是要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去探索理性的行为。黑格尔在绪论中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 一、原始的历史。这就是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写的历史。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只是把史学家所熟悉的行动、事件和情况，改变成一种观念的作品，只是将生动的描述留给后人。 二、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能超越现时代的限制，是作者用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是一种历史重构，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唯一的联系。当人们阅读它时会有一种“现在”的意兴在他的心头，会给人以道德的教训，成为达到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过渡。 三、哲学的历史。由于哲学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哲学所关心的只是理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因此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性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个人的一切热情、个性、兴趣、和才能都只是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的伟大只是因为他们体现了绝对精神的意志，成为绝对精神的代理人。就连国家也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形态。在国家中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表现为法律。总之，历史上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外化。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朝着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断地实现。历史哲学的作用就是要在一个特殊的经验中追踪理性的轨迹。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以及那种自由随之而实现的发展过程。所谓批判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是理性支配着世界，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上帝便是这种理性、这种善的具体形式，世界历史不过是上帝计划的实施。理性是人们用来领会上帝这项神圣计划的手段。而且历史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这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他强调历史的重大变迁不能看作是偶然的机会，而是必然的。发展的原则是一个内在决定了的必然的过程。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他不同意把人类历史上的更替比喻为不死鸟从余烬中再生出的循环论的观点。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是历史的基础。黑格尔的一切哲学领域都渗透着一种浓厚的历史感，甚至可以说，全部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都是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真正的历史是思想发展的历史，只有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样，生动的历史被抽象化和逻辑化，成为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发展。虽然黑格尔并不否认经验历史存在的价值，但经验历史只是精神历史的验证。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对于黑格尔来说并不是历史的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上升为一种更高的势力，也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是作为事实而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

按黑格尔的观点，家庭、社会、国家和民族都是绝对精神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外化。世界史就是民族史，是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历史动力的展开代表着自由意识的进步，历史的辩证过程寓于国家的对历史中，每一个国家表现着一个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自己的集体意识，每一个民族精神代表着世界精神的发展中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而各民族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代表着历史中的辩证法。 不仅国家和民族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就是个别人物也是如此。他把个人分为再生产的个人和世界历史个人，宣扬英雄史观。历史人物的作用就是在于在历史的决定时刻作为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而出现，这些人物会将国家提高到一个发展和完善的新水平。这些人物的价值在于他们对自由理念的发展做出创造性的反应。黑格尔认为历史动力来自人的热情和人的意志。没有热情，世界上的一切重要事情和事业都是不会成功的，而所谓的热情就是人从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黑格尔看到了恶的作用，在历史朝着理性的方向前进时，饿成了历史的杠杆。理性是在利用热情作为实现他的工具的目的的工具。 发展、运动的辩证法思想贯穿于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最为宝贵的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解释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正是依靠这种辩证法的思想，他克服了康德在使用“理性”和“知性”时所造成的矛盾。他所应用的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他把事物看作是许多环节相联系的整体，每个环节都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性的其他特点相互联系。 黑格尔虽然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辨证的，但是黑格尔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的，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有许多人提出批判。比如柯林伍德认为，黑格尔的刻板的历史发展模式不过是“为一种僵硬的和明智的保守主义政策提供一种伪哲学的辩解。” 黑格尔依据自由意识的发展程度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东方世界代表的“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代表的“青年时代”、罗马代表的“壮年时代”和日耳曼代表的“老年时代”。在少年时代，“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即个人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围绕着一个中心——君主。在青年时代，精神进展到了它的自由意识，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在壮年时代，精神的自由是普遍的，个人“已经混合在人的抽象观念里”。在老年时代，是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的力量与成熟，精神回到统一，是“现实精神的帝国”，精神的自由提高到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一切人都绝对自由了。整个世界在这种连续性的发展中，展现出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 以上是对《历史哲学》绪论部分的总结，由于这部分理论性很强，我对之很难理解，又看了两本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书籍，才得出这样认识。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于中国的某些精神、文化发展做出了解释，比如：经书礼乐、法律刑罚、道德观念、文化传承、天子至尊、科学发展等多方面。黑格尔在这些论述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符合事实，也能承认中国历史之源远流长。但是有许多也仅仅是根据一些故事和他的想当然而得出的结论。 我一直认为，如果是一个没有经受过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外国人所写的中国历史必定不伦不类。事实上在阅读了部分《历史哲学》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在这部书中，黑格尔对于中国认识实在称不上深刻，甚至一些认识根本是
错误的（或者可以这样看——在这样一部以精神发展史为内容的作品中，可以不认真对待史实？）。 我实不知，他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得出“在黄河和长江上，都有亿万的人民居住在竹筏上面”这一认识的。当然有可能是译者在翻译中的失误，毕竟我所看的不是原著；但也有可能是黑格尔本身的夸大，借以证明“中国本部呈现人口过剩的现象”，但是在历史作品中，这样的夸大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对于科举制的叙述当中，他所引证的居然是在中国本土被看作是一本三流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关于《玉娇梨》我也曾简略读过，只觉其题材、内容、文笔均无突出之处。而该书之所以能在当时欧洲产生影响，是因为有法文译本。而在当时没有流传至欧洲的能显现中国博大文化的上流之作却完全被忽略了。在对于宗教问题上，黑格尔也因为不理解中国的文化而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竟然提出“天子是一国的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皇帝对于中国人是某种精神的象征与偶像，但我认为皇帝绝不是政教合一的首脑。在对于语言与文字方面，黑格尔的想法尤其可以称为错误，他在根本不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字的情况下，简单地将之与西方语言及文字进行比较，并且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不合理的。在其他科学方面，虽然正确指出中国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没有长远的发展和具有局限性。但是在这里他仍然有许多错误，比如：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的“发明权”问题，更比如他在提到的天文学时，更令我感到惊诧，难道他不知道中国在夏朝已有历法？难道他不知道《太初历》？难道他不知道《授时历》？这部伟大的历法与现在的公历精确程度相当，却要早问世300年。如果他知道，为何忽略这部历法？如果他不知，为何这样草率就认为中国没有大天文家？难道郭守敬不能称为大天文家？这难道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态度？ 这样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一篇的最后，黑格尔最终给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族性的显著特色就是属于“精神”上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究竟是因为这样的内容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为了这样的结论而采用这些内容？难道他仅仅是想证明中国在古代的愚昧落后？于是我重回目录，看到黑格尔对他的祖国和他的民族——日耳曼，给予了无上的评价与赞美——日耳曼精神是现代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民族注定是基督教原则的担负者„„ 也许，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不能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但面对此书，尤其是中国篇，我无法不加入个人情感。在我的精神没有到达老年时代，没有完全成熟时，此书不再读。